王家強:全球貿易否極泰來? | 財富管理週報

清華金融評論王家強2017-08-13 18:38:58

本文由《清華金融評論》與況客科技聯合推薦

文/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 王家強

 

2016年下半年以來至今,國際貿易呈現企穩回升的態勢,扭轉了過去6年來持續低迷的局面。世界貿易是否迎來新的轉折點?對我國意味著什麼?

一、全球貿易回暖,逐步擺脫多年的低迷狀態

如果掃描一下點和麵的數據,最近世界貿易數據的確較為亮眼。2017年上半年,中國、美國、德國和日本四個貿易大國的貨物貿易額(以美元計價)累計同比分別增長13.0%、6.9%、7.4%和10.2%。整體統計顯示,2017年5月全球貨物貿易實際同比增長率達到5.9%,為近2011年5月以來的最高增速。在截止今年6月的一年中,全球貨物貿易量同比增長2.8%。相形之下,自2012-2016年的五年裡,全球貨物貿易平均增速僅為2.3%,不及全球GDP約2.5%的平均增速。今年8月7日世界貿易組織發佈的“全球貿易展望指數(WTOI)”顯示,今年第三季度WTOI為102.6,持續處於榮枯線100以上,為2011年4月以來最高水平,表明世界貿易有望繼續保持較強的增長動能,擺脫多年以來的低迷狀況。

各國貿易的增長動能更加同步。在過去幾年的貿易增長低迷期間,發達國家與新興市場貿易此消彼長。在2012-14年,新興經濟體貿易增勢良好,但發達經濟體卻顯著受到歐債危機等因素的拖累;在2015-16年期間,發達經濟體表現平穩,新興市場則遭遇資本外流等因素的衝擊。2016年下半年以來的貿易復甦週期中,兩類經濟體走向了同步的復甦。

從結構看,各國投資形勢、大宗商品價格和匯率變動等因素都擾動了世界貿易的發展。例如,金融危機以來發達國家的投資活動一直低迷,影響了其進口增長;而在最近兩年大宗商品市場低迷和新興市場貨幣匯率波動期間,急劇下滑的原油和金屬價格影響了出口地區的收入來源,原油庫存居高不下和美元匯率走強,則對各國進出口都產生了影響,特別是損害淨出口國利益。近期,大宗商品價格有所回升,美元匯率高位持穩,對全球貿易產生了促進作用。

二、結構性因素轉變,未來全球貿易難返高增長時代

未來一段時期內,全球貿易增長的回升具有一定可持續性。一方面,主要經濟體的經濟刺激效應仍將繼續發揮。隨著美國特朗普的減稅、基礎設施投資等經濟政策陸續出臺,美國的需求將會提振。中國推動國內基礎設施建設和京津冀、珠港澳等區域協同發展戰略,將促進內需企穩回升。此外,歐洲經濟持續穩定復甦,內生動力增強;大宗商品價格回暖,俄羅斯和巴西等國經濟止跌回升,都會對未來全球投資增長起到提振作用,從而拉動全球貿易發展。

同時,促進全球貿易合作的一些重要事件亦將產生正面影響。在歐洲,英國脫歐公投後,投資者一度對歐洲一體化進程產生動搖。但最近歐洲主要國家的大選結果表明,民粹主義難成主流,區域合作仍將前行。在亞洲,中國“一帶一路”戰略推進實施、日本加大對東盟地區的投資,均可對區域貿易形成支撐。即便在美國,特朗普也並非徹頭徹尾的貿易保護主義者,而是主張更為公平合理、更有利於美國的貿易規則。在今年的二十國集團(G20)漢堡峰會上,各國積極討論,對未來的貿易合作達成了多項共識,反對保護主義,加強貿易與投資合作,改善貿易投資環境,有利於維護國際貿易體系的公平性和開放性。

不過,在可預見的中期乃至中長期內,全球貿易不太可能恢復到危機前的高增長狀態,即貿易增長大約為GDP增速的兩倍。更大的可能是,全球貿易擺脫過去五年低於GDP增長率的狀態,達到GDP增速的1.0-1.5倍區間。主要原因有:

其一,超寬鬆貨幣政策環境走向正常化。隨著美歐國家失業率恢復到危機前水平,通脹壓力將會逐步上升。截止目前,美聯儲已經加息四次,退出量化寬鬆政策(縮表)提上日程。歐洲和日本的央行也將逐步跟隨。貨幣環境的緊縮對全球流動性產生影響,進而也將會抑制需求,對未來的貿易增長產生負面影響,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財政刺激措施的推動效應。

其二,部分國家“去全球化”逆流難以消退。日益增長的反全球化情緒和民粹主義興起,在一定程度上仍將會導致各國採用限制性貿易措施,對全球貿易和產出產生負面影響。以英國“脫歐公投”和特朗普“美國優先”政策為代表,“去全球化”逆流正在試圖改變全球多邊貿易體系格局,放棄現有貿易協定或採取全面的限制性貿易措施,將損害消費者和商業信心,破壞國際貿易和投資發展。同時,各種區域性自由貿易協定增加,區域合作格局面臨重新洗牌,可能導致國際投資和生產的轉移與重新佈局,全球產業鏈、價值鏈面臨重組,削弱貿易動能。

其三,大宗商品市場難以實現週期性逆轉。金融危機前,大宗商品超級週期是推動全球貿易活動的重要因素。而危機之後,大宗商品供求格局發生了巨大轉變。以美國頁岩油革命、各國新能源汽車等為代表的創新,降低了對傳統能源的貿易需求;中國的經濟結構轉型也意味著對全球大宗商品的需求不再強勁。而在供給層面,主要產油國難以達成減產協議。同時,金融監管的強化也使得金融因素推動大宗商品反彈的可能性降低。

最後,來自地緣政治角力等其他非經濟因素的壓力。過去幾年裡發生的重大自然災害、歐美對俄的制裁等,都對國際貿易的正常往來在一定時期內形成重大幹擾。當前世界範圍內的恐怖主義、地緣政治紛爭等持續不斷,時刻可能構成新的風險,對國際貿易的發展產生不利影響。

三、全球貿易新形勢對我國的政策含義

在外貿回暖但不會重返強勁增長的趨勢下,我國需要堅持經濟轉型政策的定力,同時採取財政、金融、外貿等綜合手段,鞏固既有成果,開拓新的外貿增長空間。

堅定維護全球化的大趨勢,持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拓展與新興市場國家潛在合作和發展空間。我國在國際舞臺上旗幟鮮明地表達了反對貿易保護態度,未來需要完善配套政策,充分利用G20、WTO等多邊舞臺,倡導包容合作的全球治理理念,引領新一輪經濟全球化。以有關國家推行貿易保護主義、放棄部分領導權為契機,積極參與主導有關國際規則制定。以“一帶一路”和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為載體,推動全球經濟合作治理模式變革,增強發展中國家影響力。

鞏固與周邊國家的自貿區建設,賦予區域合作更多內涵。2016年,我國成功推進8個自貿區談判或研究取得實質性進展,同時新啟動8個自貿區談判或研究。其中,完成與東盟的自貿區升級談判,積極推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談判,啟動與海合會、以色列等自貿區談判。未來,我國應加快推進與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等貿易往來密切、市場潛力較大的國家進行自貿區談判,發展新的自由貿易關係,努力構建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

大力推進供給側改革,提升外貿競爭力。在降成本方面,可以進一步推廣已有自貿區發展經驗,強化各項穩外貿政策措施。加大減稅降費力度,減輕外貿企業負擔。通過金融業的供給側改革、完善監管政策,降低企業融資成本。通過積極財政政策,扶持企業加快技術創新,積極支持跨境電子商務發展,支持加工貿易創新發展和梯度轉移,鼓勵企業培育自主品牌和營銷網絡,提高外貿產品的質量和附加值。積極擴大現代服務業開放,擴大服務貿易,提升貿易競爭力。

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底線,為外貿發展保駕護航。發達國家貨幣緊縮產生負面溢出效應,可能衝擊全球經濟增長和金融穩定。全球流動性收緊,新興市場面臨資本流出和貨幣貶值壓力。一些國家房地產、股票價格處於歷史高位,流動性收縮可能刺破資產泡沫,誘發新的金融動盪。從國內環境看,我國企業債務持續上升,“去槓桿”壓力之下,金融風險依然較高,資本外流壓力較大。我國應妥善應對全球貨幣政策環境逆轉帶來的衝擊,加強跨境資本流動監測與管理,以服務實體經濟為導向穩妥推進資本賬戶開放。

本文編輯:丁開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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