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羅的革命之路丨國際

南方人物週刊2016-12-01 09:14:03


1977年,哈瓦那,

導語

“他性如烈火。不把最有勢力、最強壯的人放在眼裡,如果他被打敗了,就第二天再打,絕不罷休。”


2016年11月25日,古巴前領導人菲德爾·卡斯特羅去世,享年90歲。圍繞如何評價卡斯特羅,國際輿論發生了嚴重分化。有人稱讚他是了不起的領袖,有人斥責他是拉美統治時間最長的獨裁者。愛爾蘭總統希金斯、加拿大總理特魯多、法國總統奧朗德等國際領袖都肯定了卡斯特羅在提高識字率和醫療服務、改善貧窮、帶領國家走獨立自主道路等方面的貢獻,當選總統特朗普則直斥“菲德爾·卡斯特羅的遺產為行刑隊、盜竊、不堪想象的苦難、貧窮和否定基本人權”。


事實上,這樣一種涇渭分明、愛之慾其生、恨之慾其死的對抗性場面,是那一代領導人身後的宿命。卡斯特羅是如此,2015年去世的李光耀、2004年去世的阿拉法特等人,也都是如此。


他們從那個以革命和鬥爭為主旋律的時代走來,經歷了一連串血與火的洗禮,富有自信,直言不諱,自帶光環;與此同時,他們也堅信國家沒有他們不行,所以總是工作到最後一刻。如此漫長的職業生涯,名滿天下之餘,謗亦隨之是不可避免的。面對這一代責任感爆棚,堅信“我就是國家”,把實現民族獨立富強和人民幸福安康作為畢生使命的領袖們,我們的評價也應該超越大鬍子、頭巾、軍裝、雪茄、女人等表面符號,和民主獨裁的截然兩分法,回到他們當年的出發點,探尋那些任性拉風行為的真正指向和歸宿:它們是促進了那些宏大目標的實現,還是相反?


對於卡斯特羅來說,他一生的基調和追求是革命,他要革那個不公不義、淪為美國傀儡和附庸的舊制度的命,在古巴建立一個有民族尊嚴、沒有壓迫和剝削、平等又高尚的新社會。為此,他發動武裝起義,和美國對著幹,在拉美和非洲輸出革命,在國內打壓反對派,取消小販和市場經濟,大力提高醫療和教育水平。在此期間,他僥倖躲過了無數次暗殺,並多次承受了親人背叛的痛苦,古巴人民也為這場革命付出了沉重的代價。57年後的今天,我們要問的是:革命成功了嗎?


背叛自己階級的人


回顧人類歷史,我們不得不承認,這個世界上有些人是註定無法過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庸常生活的,別人甘之如飴的平凡,在他們眼裡就是枷鎖和牢籠,他們的天賦、能量和抱負是如此之大,以至於必須通過不斷折騰、改天換地的方式才能淋漓盡致地得到宣洩,代價不在他們的考慮範圍內。不是他們想這樣,而是隻能如此。菲德爾·卡斯特羅和他的戰友——全世界文藝青年的圖騰切·格瓦拉,都是這樣的人。


菲德爾·亞歷杭德羅·卡斯特羅·魯斯(Fidel Alejandro Castro Ruz)1926年8月13日生於古巴東方省比蘭鎮一個富有的莊園主家庭。父親安赫爾·卡斯特羅原是西班牙軍人,定居古巴後以種植甘蔗起家,成為當地有名的園主。作為富人家的兒子,卡斯特羅終生保留了一些奢侈的習慣,比如對名錶和高級雪茄的熱愛,但他沒有保留這一身份普遍會帶來的對現行體制的依賴和擁護,而是很早就成了一個反叛者。



1957年3月14日,卡斯特羅(中)與弟弟勞爾·卡斯特羅(左)及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在古巴東部山區作戰


13歲時因為父親虐待僱農,卡斯特羅曾鼓動和組織工人們罷工,為此捱過父親一頓鞭子。在學校裡,他為窮苦學生沒肉吃打抱不平,組織學生為爭取平等的伙食待遇進行抗議,學校為此開除了他的學籍。據他的弟弟勞爾·卡斯特羅回憶:“他性如烈火。不把最有勢力、最強壯的人放在眼裡,如果他被打敗了,就第二天再打,絕不罷休。”青少年時代的卡斯特羅閱讀了大量人物傳記,古巴民族獨立先驅者何塞·馬蒂、拉丁美洲的解放者玻利瓦爾和聖馬丁,都是他最崇拜的英雄人物。


事實上,卡斯特羅不僅看到了貧苦民眾被壓迫的現實,更被古巴和拉美悲劇性的命運所刺痛。自15世紀末被哥倫布發現到卡斯特羅成年,古巴這塊11萬平方公里的群島國家已經先後來了三任宗主國:西班牙、英國和美國。1898年,美國以停泊在古巴首都哈瓦那港的“緬因”號軍艦爆炸事件為藉口發動美西戰爭,從西班牙手中奪取了對古巴的控制權。從這時起,古巴表面上已經是一個獨立國家,但事實上被美國控制了方方面面,美國還“租借”了東南部的關塔那摩灣作為海軍基地,至今沒有歸還。美國大使在古巴成了第二號人物,有時甚至比總統還重要。而這一時期古巴的前後兩任總統馬查多和,都經歷了從民族英雄到獨裁者、從進步向反動的蛻變,最後都走上了對外出賣國家利益、對內鎮壓掠奪的老路。


而在拉美的歷史上,這樣的領導人再正常不過。在經歷了300年的殖民統治之後,這塊大陸上的國家自19世紀初已陸續取得獨立,和美國的獨立差不多同時,但美國不斷強大,拉美卻日益沉淪,很快淪為美國的後院。美國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熱衷於扶持形形色色的“我們的狗孃養的”,並不關心這裡民眾的福祉。從古巴的巴蒂斯塔到多米尼加的特魯希略到尼加拉瓜的索摩查,拉美從不缺獨裁者。


卡斯特羅從到哈瓦那大學讀法律開始就參加了反對巴蒂斯塔獨裁統治的學生運動,並時常跑到哥倫比亞等周邊國家“串聯”,見了不少世面,也學會了不少鬥爭技巧。到處搞革命並沒有耽誤學業,1950年卡斯特羅獲得法學博士學位,此後成為律師,專為貧苦大眾充當辯護人,同時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政治活動中去。身材高大,富有個人魅力,加上能言善辯,一發表講話就滔滔不絕引人入勝,卡斯特羅很快成了同輩中的領袖人物。


1953年7月26日,26歲的卡斯特羅率134名愛國青年攻打聖地亞哥的蒙卡達兵營,旨在奪取武器。由於雙方力量懸殊,起義失敗,大部分起義者慘遭殺害,卡斯特羅兄弟等人倖免於死,被捕入獄。在法庭上,他慷慨陳詞,發表著名的自我辯護詞《歷史將宣判我無罪》,裡面的一句名言很快成為當時古巴年輕人的新聖經:我們降生在祖先傳給我們的自由國度裡,與其淪為奴隸,還不如讓這個島嶼在大海中沉沒。1955年5月巴蒂斯塔為競選總統籠絡人心,大赦政治犯,卡斯特羅及其戰友意外獲釋,此後赴墨西哥組織祕密武裝。


1956年11月24日深夜,在隆冬的綿綿細雨中,一艘名為“格拉瑪”號的遊艇,載著年輕的卡斯特羅以及其率領的81名戰友,悄然滑出墨西哥的圖斯潘港駛向古巴。幾天後在登陸時遭到政府軍襲擊,大部分戰士傷亡,卡斯特羅等12名倖存者進入山區開展游擊戰爭,他本人任起義軍司令。1959年元旦,在國內外的壓力下,巴蒂斯塔逃往國外,起義軍在萬民歡呼中進入哈瓦那,卡斯特羅出任臨時革命政府總理(後改稱部長會議主席)和革命武裝力量總司令,自此開始了對古巴超過半個世紀的統治。此時的卡斯特羅年僅32歲,堪稱全世界最年輕的國家領袖。


走上社會主義道路


獨裁者被推翻,古巴革命初戰告捷。但用什麼樣的新制度代替舊制度,卡斯特羅開始並沒有拿定主意。事實上,如此年輕的他,可能根本沒認真想過這個問題。在反抗巴蒂斯塔統治的那個階段,卡斯特羅提出的口號主要針對的是軍事獨裁下的社會不公,他在公開講話中列舉新政權的目標包括:恢復憲法,建立公正廉潔的政府,自由選舉,分土地給農民,提高生活標準,為兒童建立更多的學校,擺脫美國壟斷企業的控制,取得經濟獨立等等。顯然,這些更多是民族民主的口號,是很多國家革命勝利初期的標配,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1959年4月21日,華盛頓,卡斯特羅與美國副總統理查德·尼克松握手


事實上,卡斯特羅還在革命勝利之初的1959年4月訪問了美國,並會見了時任美國副總統尼克松。卡斯特羅在美國演講時,還說古巴不是一個共產黨國家,顯示他並沒有打算和美國翻臉,而是在尋求美國的支持。如果按照這個路線走下去,卡斯特羅很可能會步巴蒂斯塔的後塵,成為美國的附庸,在被權力俘獲後成為新的獨裁者。


然而,歷史並沒有重複自己,它拐向了另一條道路。1959年5月,古巴頒佈了新土地法,規定土地所有者最多擁有土地的數量,超額部分予以徵收,並開始沒收外資實行國有化。這讓在冷戰氛圍下神經緊繃的美國嗅出了其中的“社會主義”味道,美古開始交惡,1961年1月斷絕外交關係。


1961年4月17日黎明時分,美國中央情報局實施了一項代號為“貓鼬行動”的推翻卡斯特羅的計劃,1400名古巴流亡分子從美國邁阿密跨海來到古巴南海岸豬灣,實施登陸行動。這就是震驚世界的“豬灣事件”。然而,這一事件以流亡分子的慘敗而結束,114人被古巴軍隊擊斃,1189人被俘,這些人在古巴監獄裡生活了18個月,後來美國用價值530萬美元的糧食和藥品把他們換回。


1962年,美國政府開始對古巴實行經濟、貿易和金融封鎖,卡斯特羅轉向美國的對手蘇聯。1962年7月,卡斯特羅的弟弟率領代表團前往蘇聯請求幫助,雙方一拍即合。由於蘇聯急於在美國的後院刷存在感,當年10月就爆發了“古巴導彈危機”。蘇聯在古巴運輸和部署核彈頭的舉動被美國偵獲後,肯尼迪政府表現出了不惜一戰的強硬態度。危機持續了13天,美蘇雙方在核按鈕旁徘徊,最終達成了妥協,蘇聯撤出了在古巴部署的導彈和轟炸機。


在危機過程中,卡斯特羅堅決不同意撤出導彈,認為應該對抗到底,但胳膊擰不過大腿,不得不屈從於國際關係的殘酷現實。這一事件對古巴的影響非常深遠,它不但讓名不見經傳的古巴和卡斯特羅為全世界所知,更讓古巴開始追隨蘇聯的道路,這種追隨包括意識形態和制度上的模仿,也包括了具體事情上的出人出力。雙方漸漸形成了這樣的互動模式:蘇聯為古巴提供安全保障和經濟利益,古巴則充當蘇聯在拉美的橋頭堡,並在一些蘇聯不便親自出面的場合充當代理人。


在經濟上,古巴加入蘇聯主導的經濟互助委員會體系,把80%左右的蔗糖出口到社會主義陣營,換取其他國家的食品(約佔古巴糧食進口總量的60%)、石油、機械設備及工業製成品,以及大量低息、長期貸款及原材料進出口補貼。有資料顯示,自1960年至1983年,蘇聯向古巴提供蔗糖價格補貼166億美元,原油補貼66億美元,鎳價格補貼2.2億美元。對這個當時僅700萬人口的小國來說,委實是不少了。這樣的經濟模式解除了古巴的生存之憂,但也進一步惡化了該國以蔗糖、雪茄等少數幾種產品為主的貿易結構,始終無法建立像樣的工業體系。



1961年,赫魯曉夫在莫斯科歡迎卡斯特羅到來


在國內,卡斯特羅推行過分理想化的極左路線。1968年1月,卡斯特羅宣佈在黨內揪出了一個以中央委員埃斯卡蘭特為首的高級幹部反黨集團,罪名是主張物質刺激,反對卡斯特羅所主張的“道德動力”。最終,這個小集團的多數人被判處了徒刑。兩個月後,卡斯特羅宣佈革命的下一個目標是向小販宣戰,小販們的罪惡是不參加革命組織,不參加義務勞動,利用攤販非法贏利等等。這一輪下來,古巴的市場經濟基本被消滅。而卡斯特羅的戰友格瓦拉掌管的國家銀行,甚至極力支持取消貨幣。這一系列無視經濟規律的做法,直接導致了古巴延續至今的商品供應短缺。


在政治上,卡斯特羅對不同意見的容忍程度越來越小。1968年,古巴發生轟動一時的“帕迪亞事件”,詩人帕迪亞因為詩作有攻擊革命的嫌疑而遭監禁,一些原先同情古巴革命的拉美左翼作家自此和卡斯特羅劃清界限。在外交上,作為拉美惟一一個敢於和美國叫板的國家,卡斯特羅認為自己有義務將古巴的革命經驗輸出到拉美其他國家,因此提出了“大陸革命”的口號,要把古巴島國的革命變成拉美大陸的革命。古巴訓練了大量拉美的游擊隊員,為此付出的代價是拉美絕大多數國家(除了墨西哥)都和它斷絕了外交關係。據統計,在蘇聯的支持下,1970年代古巴有超過1%的人口在海外參戰,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古巴充當蘇聯的代理人,直接派兵介入安哥拉內戰。


不一樣的卡斯特羅


應該說,卡斯特羅取消市場經濟、打擊異己、對外輸出革命等舉措,帶有強烈的1960年代的氣息,也是當時第三世界國家革命成功後的普遍做法。


他們激情澎湃,要在一夜之間把舊的體制和習氣掃地出門,因此把一切哪怕是善意的規勸和不同意見都當成舊制度的餘孽,必欲除之而後快,但人性的陰暗面和真正的理念之爭,誰又能分得清?他們想在短時間裡建立一個沒有剝削和壓迫的烏托邦,卻因為違背客觀規律而適得其反。


不過,卡斯特羅終歸沒有重蹈羅馬尼亞領導人齊奧塞斯庫等同輩不得善終的覆轍。他帶領古巴熬過了蘇聯解體的艱難歲月,並在晚年等到了美古關係的改善;他自己在安詳中平靜離世,得享高壽。這樣還算不賴的結局,終究來自於他多年種下的善因:他不搞個人崇拜,子女沒有做官和經商;物質雖然短缺,但官員和人民同甘共苦,沒有特供,一些政治局委員下班後經常到街上同鄰居們聊天說笑,公車准許民眾搭順風車;大力發展教育、醫療等民生項目,沒有發生大規模人道危機;不阻止人民投奔美國,偷渡被遣返的也不會遭到懲罰……


卡斯特羅走完了他的革命之路,也留下了複雜的政治遺產。他趕走了美國,又迎來了蘇聯;他把獨裁者趕下了臺,卻被西方認定是更大的“獨裁者”;人民確實不再受資本家的剝削,卻常年經受著物資短缺的痛苦。不過,與這些爭議相比,他在社會平等方面的堅持和努力,可能才是他的政治遺產中最經得起時間考驗的部分。如果你不信,那就想一想“佔領華爾街運動”和桑德斯吧。


特約撰稿丨趙靈敏

編輯丨孫凌宇    rwzkzx@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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