販賣嘻哈——Hiphop在中國,沉浮三十年 | 封面故事

南方人物週刊 邱苑婷2017-09-09 12:04:55


2017年夏天,《中國有嘻哈》 火了。


年輕人津津樂道著Freestyle,穿超寬鬆潮牌T恤、文大花臂,戴棒球帽、扎髒辮、掛金鍊,走路要踩著耳機裡Hiphop的鼓點,打著響指比出手勢,走出一股“全世界我最酷”的氣勢。打招呼是擊掌心掌背撞拳撞肩,嘴裡說著“Cool cool”和“Hey what’s up man?”拍照要向斜上同一方向舉起雙臂擋住臉……


上一輩人卻大多不以為意。總歸是太陽底下無新事,這不是Hiphop文化第一次在中國掀起熱潮。事實上,中國最早一代受Hiphop影響的人們如今已四五十歲,只是當年的街頭茬舞者大多早已成家生子,無處安放的荷爾蒙隨年歲褪去,傲氣在柴米油鹽醬醋茶中消磨,張揚一時的年輕時光堆放在沉默裡。


它曾拯救人。在選擇稀少的年代,以街頭藝術與商業的形式,Hiphop為放棄學業的少年另闢了一條蹊徑。與搖滾或朋克大肆標榜的反叛不同,Hiphop的基因裡恐怕就流著商業的血脈,作為從貧民窟黑人區發源的街頭文化,生存的基本慾望驅動著它的發展。它也因此包容,叫囂慾望或者鍼砭現實,鼓吹幫派習性或者呼喚愛與和平都可以是它的模樣。


從20世紀70年代後期的紐約布朗克斯,到2017年的中國大陸,Hiphop文化漂洋過海,低谷有時,興盛有時,隨時代自我更新換血。毫無疑問,就在當下,因為一檔劇情式真人秀網絡綜藝節目,國內資本對它的關注達到了有史以來的最高峰。但任何流行背後,幾乎都值得警惕:究竟是什麼力量,裹挾起了這波來勢洶洶的浪頭?借勢湧起的,真的是Hiphop文化嗎,抑或只是這個美麗新世界披著亞文化的外衣自我複製的幌子?


中國獨立音樂人小老虎在採訪結束後挑戰即興freestyle,規則是在歌詞中出現關鍵詞“人物、雲朵、罪惡”


1987 霹靂舞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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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87年的中國。大街小巷,年輕人跳著奇怪的動作,腳下“踩單車”,手上“擦玻璃”,雙臂呈波浪狀抖動,模仿電流通過身體,一人從另一人襠下瀟灑酷炫地快速鑽過去。露指霹靂手套,高幫回力帆布鞋,衣服是自己扯布做的,要用最鮮豔、大紅大綠的顏色,做成最與眾不同的款式,小皮坎肩帶鉚釘,戴耳墜,燙頭,綁髮帶。


那是1987年的內地電影院。人們看著看著,從座位上站起來,走到黑漆漆的狹窄過道或銀幕前的空地上,跟著節奏感強烈的配樂鼓點律動著身體,模仿電影裡的動作跳舞。電影裡的舞蹈評委問主人公“你是誰”,銀幕外的觀眾一齊回答:“旋風——街頭舞蹈家!”


那是譯製片《霹靂舞》(Breakin’)盛行的一年。經歷了1987的今年快四十了,亮晃晃一頂藍色棒球帽反扣,長溜溜一串佛珠項鍊,藍色粗框墨鏡擱一旁,皮膚坑窪。初中揍他的那群孩子早結婚生子和別個大人沒兩樣,“丫看我這樣都驚了,你怎麼還跟小孩兒似的?”說後半句的時候,他身子前傾,雙手趴在桌邊,瞪大了眼睛搖頭晃腦地模仿驚了的語氣,轉瞬放鬆哈哈大笑。


混跡於早年北京Hiphop圈的人,幾乎不可能不知道王波——隱藏樂隊成員,頭三屆Iron Mic比賽冠軍, 90年代末北京最早的Hiphop派對Section 6組織者。但這頂“中國Hiphop說唱元老”的帽子不好戴。以前不覺得,現在《中國有嘻哈》一火,十幾個採訪找上來,加上各種趁熱組織的活動,有時焦頭爛額到把約好的採訪忘個一乾二淨。見到他是約定時間的兩小時之後,他已連續十天、每天只睡三小時。


王波  圖 / 受訪者提供


但他還是勤勤懇懇地赴約,把同樣的經歷和觀點翻來倒去地重複,描摹畫面和細節,極有耐心。他覺得自己有責任,告訴大家Hiphop文化曾怎樣把藝術和創造性帶進了年輕人的生活,儘管最開始的時候他會禮貌又不屑地告訴你,“如果你們文章是說那個叫什麼中國嘻哈,我不屬於嘻哈的範圍啊。”


沒經歷過北京上世紀80年代的人,大概很難想象,中國街頭早就流行過“一言不合就尬舞”的景象。那時候天很藍,隆福寺一條街所有廣告牌都是豎著的,修鞋補鞋的、電影院、遊戲廳、髮廊,最大的廣告牌比樹還高,四個大字,“黑妹牙膏”。1987年,王波8歲,打小成績不好,正是上房揭瓦的年紀,蹲人家房頂上學抽菸裝酷,但除了偷葡萄石榴倒也沒幹什麼真正意義上的壞事。直到在電影院看了《霹靂舞》,整個人跟電擊了似的,那感覺沒法說,總之是,好像突然發現了自己想要的東西。


大他十來歲的哥哥姐姐們開始在街頭跳舞。一開始是茬舞,比誰跳得像,有時跳著跳著就打起來,一如電影裡的情節。在美國,霹靂舞最早確實是幫派間互相挑釁的儀式,也是早期Hiphop文化的核心;但在中國,在娛樂選項稀缺的年代,打架有時算是一種娛樂項目。王波年紀小,就跟著在一邊看,著迷了每天一路跟著跳得最神的大哥哥回家,不敢上去說話,就這麼跟了一倆禮拜。


當時,還沒人知道那就是Hiphop,準確地說,是Hiphop文化的一部分。有關Hiphop文化的紀錄片《風格戰爭》(Style Wars)裡記錄了20世紀80年代初紐約布朗克斯區類似的街頭景象。儘管是一部以紐約街頭塗鴉為主體的紀錄片,但鏡頭也勻給了黑人孩子們的街頭籃球、街舞和說唱——玩這些的年輕人是同一撥,想深入瞭解其中任何一種都不可能忽略其他。


但在1987年的中國,8歲的王波與說唱音樂之間還隔著6年的距離。



1987 後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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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霹靂舞》下映,王波的生活多了一項目標——找到電影裡那種歌。那會兒音像店開始流行,要是在遊戲廳找不著王波,多半去音像店就能看見一個找磁帶的小男孩;父親知道兒子喜歡這種舞,也常幫他租和舞蹈有關的錄像帶,但總沒找見類似的。


不久以後,在街頭跳舞的年輕人消失了,王波再也沒有看到過那個“擦玻璃跟真的似的”的大哥哥。他上了一所據說王朔也讀過的“巨亂的”初中,因為班主任的開學訓話是這樣的:“我知道你們都是鬧坯子,別在這惹事兒,知道王朔是誰嗎,王朔那樣都不敢跟這惹事兒,你們都給我老實點。”果不其然,開學第一天,他因為穿西服被高年級學生從房上跳下來給揍了一頓。


90年代初,千人迪斯科在北京流行起來。迪廳遍地開花,今天西城一個,明兒海淀一個,後天東城又開一個,全是千人大場。王波初中讀了小半年後輟學,每天和其他不上學的孩子一塊兒在街頭晃盪,還是遊戲廳、音像店,晚上去各種迪廳跳舞。打口磁帶也出現了,那是1993、1994年左右的事,賣打口磁帶的人坐在立交橋下,摞好幾大盒,全是外文歌。王波一個個挑,專看哪個像《霹靂舞》裡那感覺的,十塊錢三到五盤,交錢拿走。回家後得拿小改錐把磁帶殼撬開,用膠條把磁帶切口的地方接上,復原後擱到錄音機裡聽。


就這樣大海撈針,還真給他找著了。第一張Hiphop磁帶是Naughty by Nature組合(來自美國新澤西的硬核說唱團體)的現場,順藤摸瓜,找到2pac、Puffy Daddy、Biggie、EPMD……從打口磁帶一直聽到打口盤,打口盤慢慢變成扎眼盤。“最後就,”王波回想到這忍不住又激動地爆了句粗,“太多了,就聽得太多了。”


但真正讓王波“瘋了”的,遠不止找到Hiphop打口碟。香港迴歸前的90年代中期,崑崙飯店二層有了專門給外國人提供的迪廳,每週四晚上開黑人派對。“長這麼大沒見過那麼多黑人,你一進去一看,他們拿下麥就開始說唱,聽著跟磁帶裡是一樣,break的時候就轉,我都驚了,跟電影裡邊一模一樣。我們也是在跳舞,但我們跳的東西很單一,就是在蹬三輪知道嗎,但看他們的時候我真驚了,沒見過。”


2004年,隱藏樂隊在表演


王波口中的“break(舞曲間歇期/過門段落)”,藏著Hiphop音樂的源起。1973年,紐約布朗克斯區早已流行迪斯科,每到現場DJ換唱片的舞曲間歇期,人聲和旋律驟停,只剩鼓點與打擊樂,幫派混混們就會進場秀一段霹靂舞,各種炫技。後來,塗鴉兼跳舞愛好者克萊夫·坎貝爾(Clive Campbell)特意在自己辦的收費舞會裡,在唱片上標記舞曲間歇期的起終點,開始連續不斷地播放每張唱片的間歇期鼓點。舞會大獲成功,坎貝爾自此以別號“DJ Kool Herc”聞名——正是後來大名鼎鼎的“Hiphop文化之父”。


從控制背景音樂的舞廳DJ,發展出喊話調節派對氣氛的MC,說唱音樂由此起步。王波在崑崙飯店二層迪廳看到的,正是活生生的黑人Hiphop文化。“穿的衣服全是大號的,金牌,”他在胸前比圈,“我不是跟你吹牛,這麼厚的這麼大的,純金的就這麼掛了,特別狠,就太狠了,特喜歡。”


那會兒崑崙飯店門口全是東北烤串,烤串邊常圍著一群黑人,“叭叭叭”一說就一個多鐘頭,王波和小時候看霹靂舞一樣,老在那看。有一次一黑人過來,衝他推了一跟頭,意思就是“滾蛋”,王波當下就火了:“我這麼喜歡你丫東西,你丫怎麼這樣啊!”


從那一刻起,王波下了狠心。“你丫等著,我非得會你這東西,我非得把這東西會了。”



2000 派對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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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紀之初,十二三歲的男孩張睿站在“愚公移山”Live House的舞臺下,等待著王波所在的隱藏組合的Hiphop演出。那時的愚公移山還沒有搬到段祺瑞府的四合院裡,委身在工體附近一家被破舊公共汽車改造成的酒吧背後,有個小舞臺,幾個貝斯。竇唯的做夢樂隊也在那演出過。


此時的王波,儼然已是中文說唱的先驅。他不僅早學會了說唱,從1998年算起,Hiphop派對也已辦了兩年多。最開始是找各種不景氣的酒吧談合作,自己租機器,幾個喜歡Hiphop的朋友各自帶唱片輪流放,慢慢吸引同好;再到印小廣告,去附近大學宿舍一間間塞傳單;最後場地固定了下來,Club Orange老闆把這群年輕人的Hiphop派對納入夜店每週一次的固定環節,也是為了增加品牌知名度和客流量。王波眼看著參與者從十幾人慢慢變成七八十人,時間也挪到了週五晚,媽媽幫忙收門票,20元一張。


辦派對讓王波從自己的愛好中盈了利。但這無關緊要——那樣的Hiphop派對,哪怕在今天也再看不見了。“那會兒跟我們一塊說唱的,說韓文的說日語的說英語的,哪兒的人都有,什麼風格都有,特別牛掰。除了我們這圈子裡邊特別喜歡Hiphop的這些孩子,剩下全是外國人。很多外國人知道,北京這地兒有個Hiphop的Party,就只有這麼一個地兒有,就我們弄的,都來。”


就在Club Orange,王波認識了美國人老鄭、加拿大華裔馬克和愛爾蘭血統的美國人賀忠,有了後來的隱藏組合,天天沒事幹,就混在老鄭家對著電腦說唱,不管有沒有音樂節拍。王波後來連拿三個Iron Mic冠軍,他相信自己Battle(地下說唱比賽時一對一對戰)時Freestyle的基本功都是從派對和胡吹裡練出來的。再後來,Club Orange關了,愚公移山的老闆呂志強接納了這幫Hiphop愛好者——當年,呂志強也是在街頭跳霹靂舞的年輕人。再後來,另一個團體“社會滑板”加入,派對有了名字,叫Section 6,和美國一個類似的派對同名。


Nasty Ray  圖 / 本刊記者 樑辰


彼時剛接觸Hiphop的男孩張睿,就這樣找到了同好者的小眾根據地。他還沒成為後來唱《團結湖》《北京國安》的Nasty Ray,只是因為喜歡籃球瞭解到了Hiphop:NBA的中場音樂是Hiphop,球星喜歡的歌手也是Hiphop類型,愛屋及烏入了坑。王波記得臺下的張睿,個子瘦小,穿身寬大的籃球服——這身街頭風的打扮張睿保持至今,一如喜歡90年代Hiphop音樂風格的固執。


張睿三天兩頭往音像店跑,淘各種打口碟,學會發現稀奇貨時故意裝得風輕雲淡,撿漏買到寶貝是常有的事。而在三里屯附近的一家新疆飯店門口,一張白塑料桌邊,隱藏和社會滑板這兩個“巨大的地下組織”聚頭喝酒,王波說:“咱們今天取了這個Section 6這名字,咱們就要把它玩下去,永遠把這東西玩下去,不管最後剩下誰。”


要知道,當時的港臺樂壇還流行著四大天王。



2001 一門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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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它小眾,所以你們可能覺得它永遠都是新生的。但兩千年初這幾年,跟現在《中國有嘻哈》一樣,大家都看到新的東西了,所有的唱片公司就跟著過來投。麒麟童、功夫樂隊的新風音樂、嚎叫唱片、環球、EMI、華納當時都有做。包括臺灣。所有人都跟著籤嘻哈音樂人了。”


是在這波跟風潮中被簽約的說唱歌手之一,當年“龍門陣”組合的MC肆。2001年,18歲的王曉磊揣著爺爺給的一兩百塊錢,拖著一蛇皮袋,從湖北宜昌來到北京。這是他參加完第一屆鋼鐵麥克(Iron Mic)比賽後作出的決定。那年在上海,黑人Dana(別名Showtyme)組織了第一屆鋼鐵麥克說唱比賽。那屆歷史性的比賽,王波在老鄭的慫恿下去了,開啟三連冠的第一篇章,直到今天還被人銘記;MC肆也去了,除了他自己沒人記起。


王曉磊不太明白,為什麼自己總不被Hiphop圈的人提及。“我這些年是一直在Hustle,都在掙錢,做Hiphop有關的商業、運營的事情。但說實話,Hiphop就是一個最商業的東西,它沒有信仰,就是一個證明成功的舞臺而已。這就是一個大的遊戲。”


3小時裡他抽了大概七根菸,時而吞雲吐霧,時而下陰勁兒把菸頭摁滅。黑色短袖皺著,脖頸左側單文一粗體“肆”字,臂上豎文四個大字“制霸無慾”,短褲加拖鞋,偶爾邊說邊抖腿。剛進家門時一股說不上的酸腐味道刺鼻,物件亂七八糟地堆著,四臺電腦、一個大電視和調音臺佔據了客廳大半的空間,桌面櫃檯上每類東西都多到獨立成堆,沾滿灰的耳機盒若干,香水瓶若干,塞進書櫃一角的眼鏡盒若干,堆在衣架頂的各式帽子若干,太陽鏡若干……與其說是住人的地方,倒不如說是有地方睡覺的工作室。


確實,家裡牆上掛著他剛辦下來的營業執照,“北京霸道縱橫文化有限公司”。“估計這是中國惟一一個有Hiphop基因的公司,”他說,“雖然現在地方寒酸,但不久前外邊還有辦公室,只是最近有撤資,才把這些設備都搬回來。”執照是最近才辦的,但“大肆院”的業務已經做了十幾年。業務範圍很廣,從藝人經紀到音樂製作,到發行推廣、市場營銷,再到接拍廣告和MV、商演合作、活動策劃……準確地說,這更像一個Hiphop相關產業的個人作坊,以王曉磊為核心接手商業活動,依賴其人脈落地執行。


但王曉磊擅長把它套上流行的概念往大了說:“Hiphop有自己一條產銷鏈,是完整的生態系統。團隊不是全職,但隨叫隨到,就像江湖打獵一樣,我就是一獵人。不是我吹牛,現在中國沒幾個人懂這個產業鏈,但商業化的事情,我做了20年了。我是中國Hiphop最後一塊油田。”


以前他不願承認自己商業,因為沒掙到錢;現在大大方方認了,但還是要強調,“我內心是很藝術的,我知道藝術是什麼。”他是小地方的窮孩子,從小被爺爺拉扯大,讀完小學就出了社會,從十四五歲開始,打工當過保安,也在街頭混過。早早混社會的人,人生信條裡最首要的就是生存,活不下去,一切都是扯淡。偶爾有幾個瞬間,能在他的神情中看到《中國有嘻哈》裡GAI的影子。他自己也覺得氣質有些像,像看到了年輕時候的自己。


MC肆  圖 / 受訪者提供


對王曉磊來說,Hiphop就是生存的手段。來北京後他去了搖滾音樂人聚集的樹村,很快迷笛音樂節舉辦。用他的話說,“2000到2003年左右是中國搖滾音樂的一個爆炸期”,所有國內國際媒體都在關注,他算是蹭了個熱度,在迷笛音樂節臺下Freestyle。就這樣被曝光、報道,認識了麒麟童文化公司的經紀人,再後來成立龍門陣組合,簽約。“我其實什麼都不懂,我知道那牛掰,簽完了之後可能就會成名了,就會火了。當時我是奔著這個目標去的,想法就很簡單,其實跟文化什麼都沒關係。藝術只是你的情緒表達方式,並不能衡量它的價值。我這人比較實際,我覺得最重要的是生存,你活下去比什麼都重要。”


實際上,類似電影《八英里》講述Eminem通過地下說唱Battle成功從貧民窟、街頭混混一躍成為簽約歌手和傳奇人物的故事,無疑是最為大眾所熟悉的一種典型Hiphop敘事。對生於美國貧民窟的黑人(以及極少數白人)來說,籃球、說唱是他們為數不多的實現階層流動、甚至名留青史的機會,而那些成功留名的前人,DJ Kool Herc、2pac、The Notorious B.I.G.、Dr. Dre、Eminem、Jay-Z等,幾乎構成了整個70到21世紀初的Hiphop歷史。”


王曉磊接觸到Hiphop的第一感受,也是成功學。“最早的時候我們看歌詞都不懂在唱什麼,然後你看到的MV裡面是,大妞豪車房子,然後努力、成功,就這些東西,沒別的,再有就是兄弟。我覺得這就是real的東西,那這個real的東西是什麼,就是你要去成功。


“我在Hiphop圈裡沒朋友,都是利益。我只尊敬陰三兒、王波。王波可能說‘我就得站著,我寧願餓死我要跟你們幹,我是最後的soldier。’我不是,我是屬於那種比較聰明的人,就是說行,你大哥我跪著先弄,但是我要達到我的目的。我的目標是成為Jay-Z那樣的大佬。”(Jay-Z身兼美國著名嘻哈歌手、唱片製作人、企業家多重身份,是Hiphop史上知名唱片公司“絕對即興Def Jam”的總裁)


“但是他們都從來不提我,沒人提我,其實我幹了好多好多事,擺在眼前都不願意提我。所有人可能都不太理解我,也不太知道我。我是最委屈的一個人,他們都認為我是商業,但我是為了我自己生存而活下去。”



2004 此消彼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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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與唱片公司簽約的說唱歌手,幾乎或多或少感到了不滿。


王波所在的隱藏組合簽了嚎叫唱片,2003年出了第一張專輯《為人民服務》。那張專輯裡有首他最討厭的歌,《在北京》:“誰跟我說波爺我打從小就支持你,聽你《在北京》,我去你X,我就走了XX,我就不愛聽了XX,你就知道那首歌我X。”是一連爆四個粗口的不忿。那是一首在唱片公司要求下做出來的歌,前後就花了半小時,為了迎合大眾口味。果然,這成為了隱藏當年最知名的一首歌。“莫名其妙就火了。我們是應該火,但他們只知道那首,沒人知道我們其他的作品。”


簽約龍門陣唱片的王曉磊也並沒有迎來意想中的名利。相反,那可能是他最苦的一兩年。住地下室,出場費一萬的演出他大概只能到手250塊,公司說每月有600塊的生活保障,結果是從未來演出費中扣除的“預支款”。覺得被壓榨,他和公司鬧,結果被雪藏。最落魄的時候,他連著餓了三天,下鋪吃水煮牛肉,他求分享,得到一句“想吃自己去掙啊”。


王曉磊從此發誓,不再讓任何公司控制自己。2004年離開龍門陣,他創立了自己的獨立廠牌“大肆院”——他要去做那個控制別人的人。“自己也能做推廣的自信”,得益於互聯網在中國的逐漸興起。那年,王曉磊嘗試做了一個視頻,畫面內容拼接自各種AV前戲,以自己的歌為背景音樂,整合發到網上。500萬播放量,幾乎唾手可得。“不能只靠傳統渠道,你必須讓歌有人聽啊。”


2004年,張睿已經聽了四年Hiphop了。這四年,他把Hiphop的來龍去脈捋了個清楚,終於在這年給自己取了個別名,Lil Ray(Lil是little的縮略),開始嘗試自己說唱。一年後,17歲的他拿下自己的第一個MC Battle冠軍。不久,他就可以面對著媒體不無驕傲地說,“我從17歲起就開始自己養活自己、不拿家裡一分錢了。”儘管被父母逼著上了大學,但他在大學幾乎沒上過課,整個在Hiphop相關工作中度過,做網站編輯、參加Battle比賽、接商演、做DJ、寫歌錄歌……等到更大些,他改名Nasty Ray,把每一年與Hiphop相關的事分條列目地記錄在豆瓣小站裡:十幾場各種Battle比賽冠軍,CBA中場演出嘉賓,音樂節,商演,演唱會嘉賓,廣告,媒體採訪……從始至終,他沒簽過任何一家唱片公司,“因為自由。”


小老虎  圖 / 本刊記者 樑辰


再後來,龍門陣唱片公司黃了。曾簽約龍門陣的音樂人小老虎提起往事時,反而相當慶幸,理由同樣是“自由”——年輕時一紙合約買斷十年,恰甲方倒閉,正合心意。王曉磊早已自視為產業從業者,他這樣分析當時Hiphop的退潮:“當時市場不好,那個時候的人是內斂的、不外露,Hiphop是open(外放)的狀態,所以那時候放在一些渠道上宣傳、推廣、製作,都很難弄。而且那代人根本不懂Hiphop,在美國,從設計師到文化的銷售人群,它有個完整的獨立系統,現在叫生態系統、產銷鏈,跟流行音樂還不一樣。中國當時要依託搖滾的圈子或者主流流行的圈子去做這件事情的時候,這幫人肯定是要利益最大化的,加上本來這音樂就有點逆反,後來就有點玩得太過了。” 


外界資本退潮,民間Hiphop原生力量卻在全國各地悄然生長,方言說唱興盛一時。2002年,上海出現了“竹遊人”Hiphop組合,江湖上有了“南竹遊北隱藏”之說;2003年,說唱團體“Gosh”前身“Keep Real”在重慶成立,“精氣神”組合前身“DumDue”出現在廣州,南京有了饒舌團體“D-Evil”…… 



2017 偶像養成與嘻哈罵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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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個月前,在愛奇藝CEO龔宇的辦公室裡,製片人陳偉陳述《中國有嘻哈》網綜節目策劃時,無論懷著怎樣的冒險精神與自信,都大概想象不到這個夏天嘻哈風暴的爆熱景象。自6月24日第1期節目上線至9月2日第11期,每期播放量都達到兩億左右,總計約23億;吳亦凡一句“你有freestyle嗎”成為7月初在各微信公眾號刷屏的網絡流行語,隨後張震嶽、熱狗一唱一和的“我覺得OK”“我覺得不行”成為年輕人中流行的對話體;文化娛樂類媒體用各種姿勢蹭著嘻哈熱度,唯恐落於人後。


要搞一檔嘻哈節目的消息,2017年初就在圈子裡傳開了。節目組的選人導演飛到了全國各地。圈裡有些資歷的說唱老炮兒,自然無一例外受到過邀請。王波不假思索地搖頭,“沒去”,他早在十年前轉向了雷鬼樂、電子樂和實驗性質的現場樂隊;Nasty Ray皮笑肉不笑地扯了下嘴角,“我問有出場費嗎,沒有?不去。前後可能有十來個導演找過我,有的說沒有,有的說有。就算了唄。”他們也有朋友選擇參加:艾福傑尼、黃旭去了,分別進了三強和六強,很好;被稱為“大狗”的王可去了,在40進20時被淘汰,也沒關係,今年鋼鐵麥克比賽還得他來組織——這是每個人自己的選擇。


節目捧紅了紅花會PG ONE和GAI等一票走到賽程後段的嘻哈歌手,也淘汰了更多圈內已小有名氣的人,這外來的一套選秀邏輯打亂了小眾圈內原有的等級秩序,讓地下Rapper之間的關係變得有些微妙。“想想看,之前大家都是一樣的,都是朋友,突然有一天,你朋友火了,你是什麼感受?”摩登天空MDSK經紀人南西說。而Nasty Ray說的是:“馬思唯沒出名之前是我的粉,包括GAI,那些人誰沒受過我們這些人的影響。他要說沒受過那肯定是他吹牛逼或者是不願承認,在中國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新的一代人未必會承認老的一代人。”


新嘻哈粉絲尋著舊微博的蹤跡而來。原本活在大眾視線之外的地下說唱歌手和團體,紛紛主動或被動地浮出了水面。這是一群自帶矛盾的真人秀選手:地下說唱團體間存在著新仇舊怨,偶像與地下之間天然不合,Rapper們習慣互相diss(在Hiphop裡指在歌詞裡攻擊對方),有不滿時敢於向節目組表達態度、以“真”為信條……《中國有嘻哈》聰明地抓住了這樣的碰撞與懸念,經過剪輯集中呈現在屏幕上——影視劇本寫作裡,最核心的要素就是矛盾。有人笑,“多少真人秀節目組想有一個GAI。”


群眾在看好戲。形勢逼著人站隊:兩大熱門奪冠選手PG ONE和GAI公開互相diss,你支持誰?年輕人喜歡的trap流派,是不是就比老派(old school)淺薄?你怎麼看待《中國有嘻哈》,地上和地下Hiphop文化,到底有沒有本質區別?


從微博、貼吧到知乎,不少有關嘻哈的話題成了一片揭黑幕、粉絲罵戰的汪洋。有人翻出了五年前王波和紅花會貝貝的Battle糾葛,貝貝的粉絲跑來王波微博下開罵,王波一開始還回復和互動。也有不少媒體找上來,希望他們聊聊Hiphop文化、對節目的盛行表個態。王波特意髮長微博,把現在流行的“嘻哈”和“Hiphop文化”分判為二、辯證看待;Nasty Ray說著瞭解Hiphop歷史的重要性;小老虎用一貫的調侃消解嚴肅:“有人問我怎麼看《中國有嘻哈》,我是正著看、反著看,翻江倒海地看,用老花鏡看,用顯微鏡看,仔仔細細地看,用肉眼看、用心眼看、用靈魂看、用每個毛孔去看——總而言之,我是用手機看。”


Nasty Ray評論得很乾脆:“我沒看。”



2013 市場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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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曉磊也想做一個嘻哈比賽,他嫌《中國有嘻哈》“劇情化、商業化、娛樂化太重”。8月底,工體附近Mix Club的Hiphop派對上,一張“中國嘻哈現場”啟動儀式的海報展示在大屏幕上,但沒有額外的任何環節和解釋。晚上11點半演出才開始,進來的人卻越來越多,儘管後邊在吧檯坐著的大部分人表情木然,似乎只是來看個新鮮,並不為地下Rapper們的表演感到興奮。這場派對上,MC大狗出場時呼聲最高——儘管大狗沒有在節目中走得更遠,但依然收穫了大眾場域的知名度。某種程度上,王曉磊說得沒錯,“現在全國也只知道PG ONE和GAI。”


各種Live House在這個夏天推出了Hiphop的演出,海報設計得十分取巧。他們會在同樣名目下組織幾個不同時間的拼盤演出,將所有歌手的照片放在一張海報裡,把GAI、Bridge等參加過比賽、人氣較旺的歌手的照片放在海報最中間,然後每場演出都用上同一張海報。簽下紅花會、TT、雙胞胎OB03的摩登天空下屬的MDSK廠牌也趁熱打鐵,9月初在成都辦了一場專門的嘻哈音樂節。摩登天空早在2016年就搶佔了先機,將嘻哈歌手陳冠希、萬妮達納入麾下,也成立了專門的嘻哈廠牌MDSK,簽下紅花會。這被很多媒體看作先見之明,但據總裁沈黎暉輕描淡寫的說法,自己不過是走運。


運氣不能說明市場走向,數據卻可以解釋。自從做了獨立廠牌,生意人王曉磊開始關注Hiphop相關的搜索指數和數據分析。“這一次《中國有嘻哈》的爆炸是情理之中的,因為2013年以後,數據就變了。2013年之前的數據都是平的,2013年之後就開始暴增。”


製片人陳偉讓節目組做嘻哈產業數據的相關調查時,也幾乎是白手起家。找不到可供借鑑的第三方數據分析案例,畢竟,沒人做過一檔這麼小眾文化的綜藝。導演車澈去年倒也在江蘇衛視做過一檔主打電音概念的《蓋世音雄》,沒引起多大反響。小眾的風險確實存在。但據媒體報道,車澈平時有個小習慣,愛翻翻微博互動量看數據:“我發現一般二線以下的流行小歌手,粉絲數量通常在大幾十萬、一兩百萬之間,但他們的微博粉絲留言數量大概只有一兩百條。反而是那些地下Hiphop歌手,他們的粉絲數量一般在1到3萬,最牛也就5到8萬,可網友給他們的留言同場都會有500到800則(一條微博),嘻哈歌手粉絲黏性高嘛,是有受眾的。”


王曉磊感嘆著市場的變化,“從小接觸歐美文化這些小孩,現在都長大了。”



1998 新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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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到雙胞胎OB03是《中國有嘻哈》總決賽錄製結束的第二天。或許說當天更為合適,作為《中國有嘻哈》15強,他們被節目組邀請參加總決賽錄製,直到凌晨才結束,一頭栽倒在酒店床上時,天都亮了。


聽說自己將被作為年輕一代Rapper的代表寫進文章時,他們的第一反應是笑:“我們夠年輕了吧,19歲。” 


他們和PG ONE、TT、小白、歐陽靖同屬吳亦凡戰隊。除了傳奇前輩歐陽靖外,其他4人全部簽約摩登天空,戰隊也因此被叫作“摩登小組”。簽約摩登天空是哥哥M03最初參加節目就定下的小目標。他們不大想做獨立音樂,幾乎不曾糾結過,原因理性而明確:“我感覺這兩年是Hiphop發展最快的時候,如果你浪費時間去營銷自己的話,磨磨唧唧的,什麼時候才是個頭,現在就是重在發展。”


這個小目標實現得很快。比賽錄製到15強左右時,雙方意向已經基本談妥,不過花了一次火鍋一次肯德基的功夫。兩兄弟真正玩說唱的時間並不長,一個一年一個半年。2015年,弟弟Obi在日本上YouTube網站,看到一個有關Hiphop歌手生活的紀錄片。印象尤深的一個情節是,主人公跟朋友去逛衣服店,挑了幾件出來,說,這幾個不要,其他全要了。


“覺得,啊我以後也一定要那樣子!帥。”弟弟Obi說。


“帥哭了。”哥哥M03補充。


他們大大方方地說著自己“想被很多人知道”的願望,調侃著規避掉匪幫說唱裡常見的不法情節。“稍微三十多歲的人他可能會說,哎你看這些小孩玩這些東西,新一代年輕人會被他們帶壞,因為你看歐美都是幹什麼壞事,但我們完全不是,”兩兄弟對視一笑,“因為在中國做廣告比在歐美做那些事還掙錢,哈哈。”


雙胞胎兄弟組成的OB03組合  圖 / 本刊記者 樑辰


參加節目後,願望離他們更近了些,比如,坐飛機可以坐頭等艙了——“不,是一定要坐頭等艙。”哥哥說。同戰隊的小白只比他們大一歲,前幾天還在不動聲色地炫耀粉絲數量:“我以為最多漲到30萬粉,沒想到破百萬了!”


最近回福州演出時,雙胞胎也感受到了節目吸粉的力量。儘管他們出生在東京,但福州算是他們長大的地方,直到讀高中時和老師發生爭執決定退學,兩人才一起投奔了母親的老家瀋陽。開始在一家影視公司工作,玩編曲的哥哥負責配樂,弟弟做了剪輯。2015年在日本接觸到Hiphop後回了瀋陽,他們開始自己在家買設備琢磨編曲、錄音,再之後找瀋陽當地的小劇院組織Hiphop演出,也就一兩年前的事。那時候,臺上臺下忙前忙後,在人群中走來走去,根本沒人理會他們——這次回福州,感覺最多能裝下兩百人的場地塞進了八百多人,門口有人蹲著等他們來,一個個簽名。人太多了籤不完,還得工作人員幫忙把他們拉進門。


門一關,“第一次感覺到自己原來也有這麼多人喜歡,心裡會有一點小小的驕傲吧。”弟弟說。


“膨脹嗎?”哥哥轉頭問弟弟,故意誇大了措辭調笑。


“膨脹個啥呀膨脹,我沒有膨脹。”弟弟低頭擺手。


“膨脹應該人人都會。我沒有到膨脹那個點,我現在在,沸點。”哥哥眯起眼睛笑自己的機智。


1998年,為了組織Hiphop派對,王波一張張往大學宿舍塞小傳單,大概也只能招攬來幾十個人;十幾年後,為了類似的理由,1998年出生的雙胞胎OB03也打印了一千張小卡片。不同的是,十幾年後的小卡片上只有一個二維碼和四個字,“瀋陽地下”。


OB03把這些小卡片隨便撒在了瀋陽的大街上。“能把它撿起來、會去掃碼的,絕對是年輕人,而且是好玩的年輕人。”



1987-2017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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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瀋陽地下”派對,OB03靠大街上隨便撒的一千張小卡片,吸引來了一百多個“好玩的年輕人”。


時代確實不同了。面對那些需要站隊表態的問題,OB03幾乎完全站在了上一代Hiphop人的反面。Nasty Ray最強調歷史,認為那些玩說唱卻不瞭解說唱歷史的人就像踢足球的不知道羅納爾多;OB03卻說,我們不是那種喜歡追隨歷史的人,我們會慢慢了解,但不是一上來先把這些歷史全弄明白了,不如先做再慢慢研究,從模仿當下喜歡的開始,再嘗試做一些新東西。


王波說他所追求的是Freestyle,這是Hiphop的本質,如同中國的太極;OB03卻說,我們一出來就是一個錄音室歌手,我們確實沒什麼Freestyle和Battle的經驗。但話說回來,你想要讓圈子裡認識的話,總得找個途徑。以前那個時候,互聯網、錄音設備、電腦、伴奏都沒那麼普及廉價,沒別的選擇,不只好面對面Battle嗎?


OB03覺得,沒有地上地下之分,只有做得好壞之分,努不努力、成不成功之分,挺討厭那種拿“地下”作擋箭牌的人;Nasty Ray解釋說,“地下”有兩種意思,一種指代90年代末興起的“Underground Hiphop”風格,一種指不出名的地下生存狀態。


艾福傑尼與雨馨在《 中國有嘻哈》 中演唱


只有在面對一個問題時,幾乎所有Hiphop圈內人都給出了類似的答案:你怎麼看待Hiphop和商業的關係?


所有人都肯定地說,Hiphop和商業並不衝突。但拋開商業,每個人通過Hiphop想堅持的東西,各自不一。Nasty Ray做著DJ,辦Natural Flavor派對,儘管知道如今派對關注的人少,“大家都是想看演出看熱鬧”,“但這是中國最缺少的東西。”王波堅守著他十幾年前在酒桌邊的許諾,Section 6沒有停下來,儘管也有那麼幾年只剩下一兩場活動。小老虎拒絕給自己貼標籤,一直在跨界,把做戲劇的經驗融進了自己的說唱,拍攝起一系列“Freestyle很危險”的視頻,在文字的組合裡尋找遊戲和詩意。王曉磊想建立自己Hiphop的王國。OB03想找到MV裡那種足夠酷的生活。哪怕是在外人看來只會模仿和復刻偶像行為的粉絲,他們中的有些人,也正在自己的生活裡,從模仿出發,尋找一條屬於自己的創造之路。


每個人都在尋找,這就夠了。


(參考資料:《20世紀最後的草根藝術》《嘻哈這門生意》《販賣音樂》。張明萌、何鑽瑩對此文亦有貢獻)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週刊第525期

文 / 本刊記者 邱苑婷 發自北京

實習記者 關惠元 謝禕旻 郭雪巖

編輯 / 翁倩  rwzkstar@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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