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觀點 | 誰能獲得諾貝爾獎?- 何飛:“以人為本”是風向標(帶語音)

交銀研究在線何飛2017-10-13 01:37:17



作者何飛,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南京大學金融學博士、上海浦東國際金融學會特聘專家、《央行觀察》專欄作家。



“以人為本”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最大啟示

——兼議商業銀行金融科技佈局



內  容  摘  要

無論“科技”如何更迭,其始終是工具、是手段,在實踐過程中只能發揮客體作用,而“人”則是發明科技、運用科技、創新科技的主體力量。在發展金融科技的過程中,商業銀行應當充分認識“以人為本”的內涵,始終將“人”而非“科技”放在首位。將“人”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商業銀行在新時期實現轉型升級、取得更大成績的關鍵,也是完成“金融服務實體”使命的抓手。

文/何飛   朗誦/何飛




2017年10月9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宣佈,將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芝加哥大學理查德·塞勒教授,頒獎詞寫道“理查德·塞勒將心理學中的現實假設用於經濟決策分析,通過探究有限理性、社會偏好以及自我控制缺失,演示人類特性如何全面影響個人決定及市場結果,在行為經濟學領域做出了突出貢獻。”


筆者認為,本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最大啟示是“以人為本”。在此,之所以要強調“以人為本”開展研究,是因為現實中出現了太多“功利”研究行為。在公開發表的經濟學論文中,出現了太多複雜模型,相當一部分模型“有其表而無其裡”,多套用既定流程而不具有實際意義。


這次理查德·塞勒的獲獎,正是對“功利”研究理念的重要修正,亦是倡導“以人為本”研究理念的重要體現。事實上,與單純依賴數學、統計學、物理學、計算機科學等理工學科構建複雜模型相比,藉助心理學、社會學、哲學、傳播學等人文學科,分析經濟社會中個體與群體的心理偏好、人際交往、外部行為等特徵,能夠更好地揭示現象背後的本質,具有更加顯著的指導意義。



事實上,梳理過去幾十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情況,可以發現,“以人為本”開展更有“溫度”的研究,一直是諾貝爾委員會著力倡導的理念。據不完全統計,自1969年頒發首個諾貝爾經濟學獎以來,因直接或間接研究“人”而獲獎的學者多達32人,涉及19個年份。早年代表性人物有:西蒙·庫茲列茨(1971年);加里·貝克(1992年);約翰·納什、約翰·海薩尼、萊因哈德·澤爾騰(1994年);詹姆斯·莫里斯、威廉·維克瑞(1996年);詹姆斯·J·赫克曼和丹尼爾·L·麥克法登(2000年)等。



進入21世紀,丹尼爾·卡尼曼和弗農·史密斯憑藉在心理和實驗經濟學研究上做出的開創性工作,獲得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這次獲獎也被認為是“行為經濟學”的首次重大勝利。


2010年之後,“以人為本”的研究幾乎包攬諾貝爾經濟學獎:彼得·戴蒙德、戴爾·莫滕森以及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季斯(2010年)因“失業率研究”而獲獎;埃爾文·羅斯與羅伊德·沙普利(2012年)因創建“穩定分配”理論並進行“市場設計”實踐而獲獎;羅伯特·希勒(2013年)因“行為金融在資產定價中的應用”而獲獎;讓•梯若爾(2014年)因“激勵理論研究”而獲獎;安格斯•迪頓(2015年)因“消費、貧困和福利研究”而獲獎;奧利弗•哈特與本格特•霍斯特羅姆(2016年)因“契約理論研究”而獲獎。這些研究無不與“人”、“人的行為”、或“改善人的生活”有關。“以人為本”開展研究,已然成為諾獎“風向標”。



筆者認為,“以人為本”的理念,不僅應當表現在研究領域,更要反映於實踐過程。過去幾年裡,筆者持續研究關注“互聯網金融”,對國內商業銀行的發展現狀也有所瞭解。面對互聯網巨頭來勢洶洶的“顛覆”豪言,各家商業銀行都或主動、或被動地採取了一系列應對措施,具有代表性的手段包括:一是將“電子銀行部”更名為“網絡金融部”。二是大批招收技術人員研發銀行電商平臺。三是通過培訓等方式全面“灌輸”互聯網思維。四是與互聯網機構廣泛簽訂戰略合作協議。


目前來看,儘管這些措施發揮了一時作用,但商業銀行的實質“觸網”成效並不明顯。尤其在互聯網金融發展進入“強監管期”之後,商業銀行對互聯網金融的態度發生了“微妙變化”,例如,一些商業銀行將“網絡金融部”重新改回“電子銀行部”,一些商業銀行擱置了先前制定的互聯網金融戰略規劃,取消了先前與P2P網貸平臺簽訂的存託管協議,停止了小貸、支付等相關牌照的收購。在過去幾年“魚龍混雜”的互聯網金融形勢下,商業銀行似乎陷入了“形式大於實質”的互聯網金融發展困境,部分互聯網金融業務不僅未能成為轉型抓手,反而構成展業“傀儡”。


當前,隨著“金融科技”取代“互聯網金融”成為新寵,商業銀行再次面臨抉擇,是否應該將金融科技作為新的轉型抓手?是否需要“大張旗鼓”佈局金融科技?是“另起爐灶”制定專屬戰略,還是在先前互聯網金融基礎上予以深化?是“自力更生”掌握話語權,還是藉助外力實現合作共贏?是推行“數據驅動”的新發展理念,還是延續“管理驅動”的穩健經營模式?


這一系列問題都需要商業銀行深入思考,而“究竟要如何處理‘科技’與‘人’的關係”,則是這些“表象”問題背後的“根本”問題。事實上,無論“科技”如何更迭,其始終是工具、是手段,在實踐過程中只能發揮客體作用,而“人”則是發明科技、運用科技、創新科技的主體力量。與此同時,“科技”本身就要為“人”服務,脫離“為人服務”的宗旨,“科技”很可能變成“惡魔之手”。



實際上,阿里、騰訊等巨頭在發展互聯網金融之初,同樣陷入了“唯科技至上”的泥沼。一味追求科技創新而忽視“以人為本”,使其經歷了相當長時間“只有投入、沒有回報”的痛苦階段。隨著戰略佈局調整,互聯網巨頭逐漸意識到,只有抓住人的需求(尤其是長尾人群),真正為用戶提供普惠金融服務,才能做大做強互聯網金融,奠定持久發展基礎。當前,金融科技“獨角獸”的高估值和高盈利,正是“以人為本”紅利釋放的重要反映。





由此可見,在發展金融科技的過程中,商業銀行應當充分認識“以人為本”的內涵,始終將“人”而非“科技”放在首位。更進一步地,除了要“以人為本”發展金融科技外,在戰略轉型及日常經營過程中,商業銀行同樣要堅持“以人為本”,在對外服務中,要以“客戶”為本,在對內服務中,要以“員工”為本。總之,將“人”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商業銀行在新時期實現轉型升級、取得更大成績的關鍵,也是完成“金融服務實體”使命的抓手。



注:本文僅代表個人觀點,不代表所在單位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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