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強權的流亡知識分子:薩義德論中東

經濟觀察報書評2017-11-15 02:57:40

 


作者=陸建德

來源=《思想背後的利益》



1992年年底,英國廣播公司宣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東方主義》一書作者愛德華•薩伊德將作第二年的瑞思系列演講。消息傳開後,反對的聲浪持續不斷,有人指控薩伊德捲入巴勒斯坦解放運動太深,不具登上講壇的資格。演講在1993年夏順利進行,總題為“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臺灣單德興先生早在1997年就將演講譯成中文,取名《知識分子論》(單先生在《譯者序》中對書名作了很好的解釋),三聯書店出版了單先生譯本的內地版。薩伊德借討論知識分子的社會作用和責任之機講述了巴勒斯坦人被損害的歷史。


2000年9月28日,沙龍在近千名武裝軍警的護衛下,不顧阿拉伯人的宗教感情,強行進入耶路撒冷的穆斯林聖殿。第二天巴勒斯坦人舉行大規模遊行,“阿克薩起義”由此開始。以色列軍隊的鎮壓導致一輪又一輪的流血衝突,事態的發展趨勢盡在沙龍政府的意料之中。2000年秋,世界上沒有一個政府公開支持沙龍的挑釁行為。兩年後,原本廣受批評的沙龍政府卻因巴方激進組織的“恐怖襲擊”而在巴以談判中佔據了更有利的地位,巴勒斯坦的政治和軍事組織受到沉重打擊,被佔領地區的歸還遙遙無期,以方規定的立國條件如此苛刻,國將不國。在槍口下的談判中“只有強者的狠毒報復,只有弱者的無奈憤怒”(哈代詩句)。來自各方面的針對平民的恐怖行為都應受到譴責,而造成這一切悲劇的根源更應追究。奇怪的是,迫於強權壓力,根源問題已成禁忌,一越雷池,就得以道歉收場(如布萊爾夫人)。薩伊德在瑞思演講中並不是抽象地談論知識分子的良知和天職,他說,巴勒斯坦問題是當今世上最艱難的問題,巴勒斯坦人的命運是“近代史上最不義之事”:


害怕說出近代史上最不義之事的恐懼心理,使得許多知道真相而且可以效力的人裹足不前,充目不聞,噤若寒蟬。然而,儘管任何直言支持巴勒斯坦權利和自決的人換來的是辱罵與詆譭,無畏、悲憫的知識分子仍應該訴說真理,代表真理。


在這六次演講的內容準備刊行前,薩伊德又稍作補充。1993年9月13日巴以雙方簽訂《奧斯陸原則宣言》,這有限的突破使很多人高興,薩伊德則指出:“那份文件非但沒有保證巴勒斯坦人的權利,反倒保證以色列人延長對佔領區的控制。批評這個宣言就被認為是採取反對‘希望’與‘和平’的立場。”媒體誘發了歡樂氣氛,“掩飾了巴解組織領袖只是向以色列投降的殘酷真相。”但是要在美國的時事政治語境中說出巴以問題的真相何其困難,美國電視新聞和報刊的“失實報道”(“misrepresentation”)已經誤導了大眾,連美國外交政策也被猶太勢力所左右。詳見薩伊德發表於埃及《金字塔週報》(2000年9月21日—27日)的文章《美國的猶太復國主義——真正的問題》。


與失實的宣傳報道對抗,這恐怕也是薩伊德使用“representations”的用意之一。這詞還有外交事務上的“交涉”之意。知識分子以什麼手段向握有全球話語霸權的權勢交涉?薩伊德推薦的是福柯所說的“不屈不撓的博學”,它意味著“蒐集另類材料,發掘埋藏的文件,喚回已被遺忘(或放棄)的各類歷史”。


在瑞思演講這類場合,薩伊德難以展示福柯式的“不屈不撓的博學”。作為聽眾或讀者,有必要簡略回顧“近代史上最不義之事”。


根據《貝爾福宣言》(即英國外交大臣貝爾福1917年11月2日致英國猶太人領袖羅斯柴爾德男爵二世的信件),英國政府同意在巴勒斯坦建猶太民族家園,條件是絕不應使“巴勒斯坦現有非猶太社團的公民權利或宗教權利受到損害”。我們從“阿拉伯的勞倫斯”(T.E.Lawrence)所著《智慧七柱》一書得知,在一戰後期,阿拉伯軍隊的參與決定了奧斯曼帝國在中東地區的潰敗。然而在巴黎和會上,阿拉伯人的利益卻被撇在一旁。倒是幾位擅長幕後運作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在巨頭間積極遊說,想從政治上控制巴勒斯坦,將人口上佔絕大多數的阿拉伯人置於猶太移民統治之下。戰後英國在巴勒斯坦成立託管政府,官員們注意到,阿拉伯人一盤散沙,不懂如何以有效的方式維護自身權益,時間一長就處處受制於居於少數的猶太移民。一旦英國?員想本著《貝爾福宣言》的精神對當地不同社群的利益一視同仁,他們就會受到來自猶太社團的巨大壓力,有的不得不掛冠而去,如被猶太復國主義者稱為“叛徒”的首任託管政府首腦、英籍猶太人赫伯特•塞繆爾。早期巴勒斯坦猶太移民的成功得力於本-古裡安、亞布廷斯基和卡茲納爾森等鐵腕人物。本-古裡安在30年代承認,要是他是一位有民族意識的阿拉伯人,他就會反對大量猶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在二戰爆發前,巴勒斯坦的阿以矛盾已十分尖銳。亞布延斯基毫不含糊地表示:“巴勒斯坦應屬於猶太人。使用合適的方式創立一個種族上純潔的猶太國,這永遠是必要的。阿拉伯人現在十分明白,我們想如何處置他們,我們想從他們那裡得到什麼。我們應該不斷製造既成事實的局面,也要向阿拉伯人解釋,他們必須離開我們的土地,撤退到沙漠中去。”1931年猶太“國民軍組織”(Irgun)在巴勒斯坦成立,號召在約旦河兩岸建立猶太國家。該組織針對英國人採取恐怖暗殺活動,殘暴對待阿拉伯人,並將大批猶太人非法移民巴勒斯坦。“斯特恩幫”也是極有名的恐怖組織,1940年由亞布拉罕•斯特恩組建,正式名“以色列自由戰士”。這些“自由戰士”求助於德國,不斷對巴勒斯坦的英國人實施恐怖襲擊。斯特恩於1942年2月被英國警察“定點消除”。二戰結束後,為盟軍的勝利作出貢獻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卻發現,在勝利大會師中他們失去了容身之地。


討論阿以衝突不能不提猶太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承受的難以置信的苦難。薩伊德對此有何看法?他在演講中說,以色列成立後,不斷有猶太知識分子代表自己民族的集體悲情,見證其艱辛,強化其歷史記憶;像美國猶太裔作家伊利•威塞爾(1986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現在我們要加上2002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匈牙利猶太裔小說家凱爾泰斯)那樣的寫作是必要的,但是這遠遠不夠。他指出,一位知識分子必須從更寬廣的全人類的視角來理解某一民族的不幸,設身處地地從自己民族的痛苦經驗來看待其他蒙受苦難的民族:


只是肯定一個民族被剝奪、迫害、屠殺、取消權利、否認政治存在,而不同時把那些慘狀與其他人的相似苦難相聯繫……這是不夠的。這絕不意味著失去歷史的特殊性,而是防止在一個地方所吸取的受迫害的教訓,可能在另一個地方或時間被遺忘或違犯。正因為你代表了你可能也經歷過的自己民族的苦難,所以在自己民族現在可能把類似罪行施加到他們的受害者身上時,你也擺脫不了揭露的責任。


如果時時講述自己民族的苦難史為的是爭取當今更多的政治權利,那麼對自己國家所犯的罪行就會視而不見。猶太人的不幸遭遇不應成為驅逐巴勒斯坦人的理由。薩伊德顯然要以巴勒斯坦人的命運來考驗猶太作家的良知。他多少有點失望:知識分子有一種集群的習性,自以為是地為自己民族所做的一切辯解,他們不能在有的問題上始終如一。托克維爾批評美國虐待黑奴和印第安人,但卻想開脫法國在阿爾及利亞殖民統治的罪責;南非布爾人一度受英國人迫害,但布爾人國民黨的原則後來卻演變為種族隔離的政策。瑞思演講在英國文化界有極高的收聽率,有一位聽者是薩伊德特別關注的,他就是猶太復國主義者以賽亞•伯林。薩伊德在提及伯林的《俄國思想家》時褒伯林所貶,他肯定《父與子》中巴扎洛夫的“對抗性才智”並認為知識分子應該在“公共舞臺上作證”。“你能站出來呼籲尊重巴勒斯坦人的生存權和政治權嗎?”這是薩伊德隱隱向伯林發出的挑戰。薩伊德從“普遍的原則”聯想到雙重標準。他說,任何單方面憑武力獲取土地的行為都應受到懲罰,事實上聯合國在霸權勢力操縱下對以色列和伊拉克卻區別對待;波斯灣的真正問題是石油和地緣政治,絕不是海灣戰爭前後布什總統在媒體上標榜的那些高尚原則。十年後依然如此,美國預設罪名,時時重複,不知就裡者不免產生投杼之疑。對伊拉克所謂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沒完沒了的核查究竟為誰的戰略利益服務?面對掩飾美國真實動機的宣傳機器,薩伊德呼籲,“耿直、雄辯、極為勇敢而憤怒”的知識分子應當而且能夠“向權勢說真話”。


但是知識分子卻在蛻變為馴服的專業人士,沒有理由為韋伯所說的社會分工感到寬慰。瑞思演講第四講的題目是“專業人士與業餘者”。有不少美國人(如《公共知識分子:衰落研究》的作者波斯納)聽到“業餘”就渾身上下不自在,在崇尚“業餘”傳統的英國提倡業餘精神並不僅僅是出於禮貌。福柯早就悲嘆,1968年的學生運動後,知識分子東躲西藏,他們鑽進狹隘的領域裡做專家。薩伊德認為,在日益專業化的時代,知識分子尤其應該在最具技術性、專業性的領域提出“道德的議題”。在有的國家,特別是在美國,對思想和知識自由的鉗制有一套非常成熟的辦法,所謂的專業人士“不想顯得太政治化,具有爭議性”,無形中認同了一套未經檢驗的、主宰思維的話語系統。他們“不破壞團結,不逾越公認的範式和限制,促銷自己,尤其是使自己有市場性,因而是沒有爭議的,不具政治性的,‘客觀的’”。最終他們都變成葛蘭西所說的市場社會裡的“有機知識分子”。在薩伊德自己溜屬的文學研究領域,“專業化意味著愈來愈多技術上的形式主義,以及愈來愈少的歷史意識”,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被技術上的細節徹底埋沒。


薩伊德並不是脫離歷史語境頌揚業餘精神,他心目中業餘知識分子的楷模是語言學家喬姆斯基和小說家戈爾•維達爾。喬姆斯基以他業餘者“不屈不撓的博學”評析美國外交政策,他關於越南戰爭、伊朗門事件和美以關係的著作使用資料翔實,論證精細,遠高於專家的同類專著,但專家卻以他非專業人士為由將他的見解和批評置於可接受的辯論範圍之外。就美國中東政策而言薩伊德也是業餘者,但他不是信口開河,對此有所懷疑的話不妨去讀讀他關於巴以和談的文章(載2000年12月14日《倫敦書評》)。薩伊德指出,喬姆斯基的過失十分簡單,他逾越了美國的愛國主義,逾越了美國奉為神聖的信仰:“我們是協助盟友,我們在捍衛自由。”喬姆斯基因立場問題而被那些為權勢所收編的專家貶低,他誤入了高俅的白虎節堂,他的聲音理所當然地要被髮配到社會的邊緣地帶。對喬姆斯基和維達爾,我國讀者所知不多,筆者建議出版社適度印行他們的作品如喬姆斯基1986年的《恐怖主義的文化》和維達爾2001年的《為了持久的和平進行持久的戰爭》。,或許他們的文字有助於培養對美國媒體所慣用的奧威爾式“新語”的抵抗力。


那麼,像喬姆斯基那樣的傑出知識分子有何特徵?薩伊德說,他們“全身投注於批評意識,不願接受簡單的處方、現成的陳詞濫調,或迎合討好、與人方便地肯定權勢者或傳統者的說法或做法”。這些特立獨行之人充滿抗拒意識,不屈服於任何“集體激情的組織”。薩伊德引用《最後的知識分子》的作者、美國左翼人士拉塞爾•雅各比的話說,他們是“不對任何人負責的堅定獨立的靈魂”,以個體的聲音取代群體的話語:


群體不是自然形成或天賦的實體,而是被建構、製造、甚至在某些情況中是被捏造出來的客體,這個客體背後是一段奮鬥與征服的歷史……同上,第33頁。


從上下文看,薩伊德好像在說西方傳媒中的伊斯蘭社會,但“奮鬥”與“征服”兩詞顯示他也可能另有所指。他並不否認,千百年來生活於同一地區、使用同一種語言的群體具有高度文化穩定性,這類群體當然不是“捏造出來的”。這段文字,潛流奔湧,要充分理解還需要提一提法國哲學家班達(Julien Benda,1867—1956)。


在《知識分子論》的前兩章,薩伊德數次提及班達和他的《知識分子之背叛》(1927)。薩伊德表示讚賞地寫道:“班達倡議知識分子應該不再以集體式的熱情來思考,而應該集中於超越的價值,普遍適用於所有國家和民族的價值。”班達批評知識分子涉世太深,為政治熱情犧牲非物質價值的追求。他相信真正知識分子的國度不屬於這個世界。《知識分子之背叛》一書出版不久就由英國作家奧爾丁頓譯成英文,託•斯•艾略特還在1928年的一期《劍橋評論》上發表了一篇書評。艾略特同意班達的基本論點,但感到有必要將政治熱情和政治興趣稍加區別。假如知識分子滿足於書齋裡的形而上思辨,與社會實踐徹底隔絕,那麼他們反倒成了我們憐憫(而非羨慕)的對象。班達這部著作現在極少有人提及,薩伊德引述他的觀點來界說知識分子的職責,是不是有更深的用意?儘管薩伊德勇敢而且憤怒,他在有的問題上並非沒有顧忌。他似乎想說猶太民族也是由猶太復國主義建構、製造出來的,但終未說出口。


班達在《知識分子之背叛》第一章寫道,各種高度自覺、驕傲自信的政治熱情正在積聚力量,它們中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猶太民族主義”:


過去,猶太人在各國因組成至少是一個不肯同化的獨特民族而受指責,當時他們否認他們的特殊性,試圖消除外觀上的特點,拒絕承認確實有種族問題。但是近些年來,我們看到他們中有的人全力主張這種獨特性並界說其特徵……以此為榮,譴責任何與他們的對手同化的努力。


班達自己是猶太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發表這樣的言論並無不可。他還點了作家以色列•贊格威爾和安德列•斯彼埃和雜誌《猶太評論》的名,並擔心這種人為製造出來的政治熱情可能構成對世界和平的威脅:“我們的時代又多了一種使人相互為敵的傲慢。”同上,第12頁。薩伊德對班達向法國民族主義者(如著名作家巴雷斯)發出洪亮的叱責之聲叫好,但他如果提醒讀者,猶太裔的班達還就猶太民族主義發表上述觀點,那麼他就超出了所謂的公共輿論所允許的範圍。因為“猶太民族主義”似乎成了禁忌的話題,一旦對它提出批評就會被扣上壓得喘不過氣來的帽子。無所畏懼的獨立知識分子也不得不掌握分寸。


過分強調知識分子的個體性使薩伊德往戴德勒斯式的個人主義傾斜。戴德勒斯的格言是“我不效勞”,他有點做作地表白:“我不願意為我已經不再相信的東西賣力,不管它把自己叫做我的家、我的祖國或我的教堂都一樣:我將試圖在……某種藝術形式中……表現我自己,並僅只使用我能容許自己使用的那些武器來保衛自己——那就是沉默、流亡和機智。”在個體的知識分子和流亡的知識分子中間薩伊德建立了某種聯繫,他在瑞思演講第三部分又講起了心愛的話題——流亡。要認定流亡是一種悲慘的命運就必須接受居所、家園、祖國等概念。薩伊德對這些概念深深懷疑,因而他能發現流亡的樂趣和優勢,並賦予流亡一種阿多諾式的形而上意義。他早在80年代就寫道:


流亡是過著習以為常的秩序之外的生活。它是遊牧的、去中心的、對位的(contrapuntal);但每當一習慣了這種生活,它撼動的力量就再度爆發出來。


流亡者能出入於不同的文化之中,固然多比較的眼光,但是孤零零的“遊牧的”個人超越一切社會關係之上,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道德承擔。流亡不一定是一種值得絕對肯定的經驗。匈牙利裔英國作家凱斯勒在《渴望的年代》裡說,苦難教給人的不一定是大智大慧,沒有一套強健的消化系統,苦難反而成為腐蝕心靈的毒素。同樣,流亡也可能是一種損失,以“世界公民”自稱的桑塔亞那也提及流亡者在社會和道德生活中有不具資格之處(“social and moral disqualifications”)。在現實政治中,流亡有時還是為權勢或霸權所收編的先決條件。媒體的青睞,基金的照顧,這些不是誘惑嗎?


薩伊德在演講裡將早期奈保爾稱為流亡者,而他的小說《河灣》(1979)中的主角沙利姆則是“現代流亡知識分子的一則動人的例子”。這是濫用“流亡”一詞的一則煩人的例子。奈保爾根據他第二次在非阿拉伯伊斯蘭國家旅行經歷寫成的遊記(1998)發表後,薩伊德幾乎怒不可遏,他在書評《智力災難》裡諷刺道,只要穆斯林暴露出一點弱點或過錯,來自第三世界的目擊者奈保爾總是在場;這麼一部充滿侮辱性語言的“目擊記”將使無數穆斯林受到損害。


在近來眾多關於知識分子的著作中,薩伊德的瑞思演講集因其直言無諱的政治目標而醒目。在我國,知識往往只是“先富起來”的工具,量化指標和資質考試肆虐的領地。在知識分子與“專業技術人員”之間,有人以工程師和市場迷的自信畫上了等號。放大了無數倍的三閭大學的校長、教務長和系主任需要一點19世紀英國宗教思想家紐曼所說的“為知識的知識”的精神,需要一點社會學家希爾斯所說的知識分子的敏感與反省力:


有一些人對神聖的事物具有非比尋常的敏感,對於他們的宇宙的本質,對於掌理他們社會的規範具有非凡的反省力。在每個社會中都有少數人比周遭的尋常夥伴更探尋求、更企求不限於日常生活當下的具體情境,希望經常接觸到更廣泛、在時空上更具久遠意義的象徵。


當然,這種特殊的敏感和反省力並不一定是與“當下的具體情境”相矛盾的。抽去有關中東問題的內容,《知識分子論》將黯然失色。


霸權國家的獨夫之心,日益驕固,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產生了BBC這樣優秀機構的英國竟自甘鷹犬,或許有歷史原由。請看本書中《以色列的以賽亞》一文第五部分。旨在種族滅絕的制裁,反人類的轟炸,種種比上世紀30年代更惡劣的宣傳和伎倆,都有人以和平正義、自由民主之名為之鼓吹。權勢者鷹視狼步,威逼利誘,強索授權,世界性的組織不得不偷合苟容。被戰爭販子兼惡訟師強拉到“袋鼠法庭”做陪審,這是新時代特有的尷尬。假如70年前歐洲的一股勢力足夠強大,國聯會跟了它作惡,同時還要裝出一副體面的模樣。國家政府要在國際霸權的壓力下保持優雅風度是困難的。但是,作為個人,我們低頭不語,期候小惠,還是像薩伊德那樣,以戰鬥性的修辭,以不屈不撓的博學,發出自己的聲音?



紙城。有趣,但不低俗;嚴肅,卻不正襟危坐。這裡有一些拒絕無病呻吟的文藝生活,一捧拿得起放不下的審美趣味,或者再加一點無傷大雅的吃喝玩樂。歡迎入住紙城,讓我們輕盈、透明地生活在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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