裡耶“取鮫魚”簡與秦統一初期的文化建構*

先秦秦漢史 李斯 、李筆戎2018-02-14 02:51:46


 

內容提要 :“取鮫魚”簡的內容較為獨特,主要反映的行政過程是遷陵縣向其下轄鄉(啟陵鄉)徵詢某類特殊水産品,以及啟陵鄉守對此事的回復。這樣一份看起來似乎幷不十分緊急的官文書,卻通過“郵人”的特殊方式予以傳遞,其原因可能與所“獻”之物是呈獻給皇帝的貢品有關。《裡耶秦簡(壹)》中有多枚簡牘內容與地方“獻”物的制度及其實行情況有關,不僅均出於第八層簡牘,且存在編號相鄰、文意密切相關的簡例,恐怕並非偶然。先秦至漢唐的文獻中多見“鮫”與“蛟”互通的文例。史籍所見秦皇漢武“射蛟”故事,不但是古代帝王“射蛟”風習的延續,而且暗含執政合法性宣傳的政治文化象徵意義。

 

關鍵詞: 裡耶秦簡; 鮫魚;秦統一 秦始皇;文化建構

 

近年公佈的裡耶秦簡中,有一枚公文簡的內容較為獨特,或可稱為“取鮫魚簡”。與一般官文書不同的是,該簡文主要反映的行政過程是遷陵縣向其下轄鄉(啟陵鄉)徵詢某類特殊水産品,以及啟陵鄉守對此事的回復。迄今為止,類似的文書在秦漢簡牘中似尚不多見,因而頗有探討的必要。這條珍貴的秦代行政記錄,不僅反映出當時人們對某些特殊物種與水産品分類的認知程度,而且可能與秦王朝的重大政治事件有密切關係。對其相關問題進行探討,或許將有助於增進秦漢政治文化與秦漢水生物種分佈的認識。

 

一、簡文內容及其所反映的問題

 

為方便起見,我們先將此簡文迻錄如下,再作解釋和論述。

卅五年八月丁巳朔己未啟陵鄉守狐敢言之廷下令書曰取鮫魚與┛

山今盧魚獻之問津吏徒莫智•問智此魚者具署┛

物外以書言•問之啟陵鄉吏黔首官徒莫智敢言之•戶(正)

八月□□□郵人□以來ノ□發  □手(背)(8-769)[①]

簡文分正、背兩面,主要內容都集中於正面。有的字原未釋出,陳偉、何有祖等先生在《裡耶秦簡校釋》(下文簡稱《校釋》)中予以補釋,幷作了標點和校釋。據此,簡文正面內容整理後標點如下:

卅五年八月丁巳朔己未,啟陵鄉守狐敢言之:廷下令書曰取鮫魚與山今廬(鱸)魚獻之,問津吏、徒莫智(知)。·問智(知)此魚者具署物色,以書言。·問之啟陵鄉吏、黔首、官徒、莫智。敢言之。戶[②]

其中“物色”原釋作“物外”,當從《校釋》改釋作“物色”。簡文中的“物色”,可以理解為“鮫魚與山今廬魚”的具體形狀及其特殊表徵。眾所周知,“敢言之”是秦漢行政運作中上行文書的慣用套語。實際上,該簡文應是啟陵鄉守“狐”對“廷下令書”的回復,而“廷下令書”的主要內容應即“取鮫魚與山今廬魚獻之”,但因“問津吏、徒莫智”,故上級官府進一步要求“問智此魚者具署物色”,幷以公文形式上報。

簡文背面字跡雖漫漶不清,但依稀可見“八月”、“郵人□以來”、“狐手”等字樣——由此透露出一個重要信息,這份公文是通過“郵人”這一特殊方式來傳送的。而根據張家山漢簡的相關規定,漢代“郵人”傳遞的一般是比較緊急而重要的官文書。如《二年律令·行書律》:“令郵人行制書、急書,復,勿令為它事。……書不急,擅以郵行,罰金二兩。……書不當以郵行者,為送告縣道,以次傳行之。……諸獄闢書五百里以上,及郡縣官相付受財物當校計者書,皆以郵行。” [③]所謂“制書”,《史記·秦始皇本紀》載始皇二十六年群臣議“帝號”之言:“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注引蔡邕曰:“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④]《漢書·高後紀》也提到漢惠帝崩,太后“臨朝稱制”,顏師古注:“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者,謂為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稱。今呂太后臨朝行天子事,斷決萬機,故稱制詔。”[⑤]由此可知,漢代“郵人”傳遞的官文書中,又以“制書”最為尊貴,因其來源為“天子之言”。故《二年律令·行書律》特別提出,承擔此類特殊任務的“郵人”,可以享受相應優待。而對於“書不急”卻“擅以郵行”的情況,也作出了明確的處罰規定。有學者通過對裡耶秦簡相關“郵人”簡文的研究,推測秦代的情況也大概如此,幷認為“除一些緊急必須交郵人專辦的文書之外,多數文書是由下級吏員、一般民眾,甚至隸臣妾遞送的。”[⑥]對此,王子今先生也指出:“可見當時的郵傳制度,主要是為傳遞緊急文書和重要信息服務的。”[⑦]從已經公佈的裡耶秦簡來看,以“郵人”傳遞的文書總數相對較少,可能與這一傳遞方式的特殊用途和重要程度有關。

那麼,這樣一份看起來似乎幷不十分緊急的官文書,為何會通過“郵人”的特殊方式予以傳遞?其原因可能與所“獻”之物是呈獻給皇帝的貢品有關。簡文開頭所謂“卅五年”,應即秦始皇三十五年,其時秦始皇已經基本完成統一大業,並已開始使用作為最高統治者專屬稱謂的“皇帝”名號。《裡耶秦簡(壹)》有數處關於地方“獻”物的簡文,其呈獻對象應為秦始皇本人。例如,在排序上緊鄰“取鮫魚”簡,編號為8-768的簡文提到“四時獻”(部分釋文參考《校釋》,下同):

卅三年六月庚子朔丁未遷陵守丞有敢言之守府下┛四時獻者上

吏缺式曰放式上今牒書應┛書者一牒上敢言之(正)

六月乙巳旦守府即行    履手(背)(8-768)[⑧]

從簡文內容推斷,所謂以“四時獻者上”當為“守府”下達的行政命令,其最終的呈獻對象,當然也不可能僅止於“守府”。先秦時期就已存在以四時獻物供奉君王的制度,如《史記·蘇秦列傳》載蘇秦說楚威王之言:“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蚤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⑨]由此推知,能夠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的,只可能是平息戰亂、完成統一的新帝王,而這一偉業,也確實在秦始皇執政期間得以實現。簡8-768與簡8-769不僅編號相近,而且文意相關,或許可以為我們理解“四時獻者”與“取鮫魚與山今廬魚獻之”兩者之間的聯繫提供更多線索。

與地方“獻”物有關的,還有同出於第八層簡牘的簡8-1022,明確提到“獻冬瓜乾魿魚”。[⑩]值得注意的是,另有一處提到“獻鳥”的簡文:

廿八年七月戊戌朔乙巳啟陵鄉趙敢言之令=啟陵捕獻鳥眀渠┙

雌一以鳥及書屬尉史文令輸文不肎受即發鳥送書削去┙其名以

予小史適=弗敢受即詈適┕已有道船中出操栮以走□□□謁┙

詈趙謁上獄治當論=敢言之令史上見其詈趙(正)

七月乙巳啟陵鄉趙敢言之恐前書不到寫上敢言之ノ貝手。

七月己未水下八刻□□□以來ノ敬手  貝手(背)(8-1562)[11]

所謂“獻鳥”,可能也有較為悠久的傳統。《禮記·曲禮》:“獻鳥者佛其首,蓄鳥者則弗佛也”。依據注者的解釋,其中“佛”當作“拂”,因鳥喙能傷人,故“獻鳥者”需“拂其首”,“蓄鳥者”則無此必要了。先秦時已存在諸侯向天子“貢獻”鳥獸的制度,且有專人負責管理進貢的鳥獸。例如,《周禮·夏官》有“射鳥氏”,又有“羅氏”,後者具體職掌為:“掌羅烏鳥。蠟,則作羅襦。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12]此外還有“掌蓄”,其具體職掌為:“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祭祀,其卵鳥。歲時貢鳥物,共膳獻之鳥。”[13]而關於掌管鳥獸之“羅氏”,《禮記·郊特牲》則作“大羅氏”,述其職掌為:“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對於“大羅氏”這一職官稱謂及其具體職掌,《禮記正義》解釋說:“謂為大羅者,鄭雲‘能以羅捕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者,大羅氏既以羅為名,能張羅得鳥獸,故四方諸侯有貢獻鳥獸於王者,皆入屬大羅氏也。”“‘草笠而至’者,草笠,以草為笠也。此諸侯所使貢獻鳥獸之使者,著草笠而至王庭也。”《周禮》中有關“羅氏”以“歲時貢鳥物”的具體職掌,或與前引簡文以“四時獻者”存在一定聯繫。而細察簡文可知,某些特殊水產與鳥類,應在“四時獻者”範圍之內。

耐人尋味的是,簡文所謂“捕獻鳥”,雖是地方吏員奉上峰之命的行政行為,但在具體執行過程中,卻發生了在公文中將直接責任人“削去其名”的特殊情況,其背後的動機與深層原因還值得進一步研究。

此外,《裡耶秦簡(壹)》還有一些與“獻”有關的簡文,例如:

下臨沅請定獻枳枸程=   已(8-855)

□守繞出以為獻(8-933)

□縣所獻而不(8-954)

獻泰遷陵守丞陵□為為

為為為(背)(8-1438)[14]

上述簡文除8-1438有較大可能是習字簡,其餘簡的內容應當也與地方“獻”物的制度及其實行情況有關。其中,《校釋》認為簡8-933可與簡8-891和簡8-2204綴合,則所“獻”之物為:“錦繒一丈五尺八吋”。[15]從目前公佈的《裡耶秦簡(壹)》來看,所有關於“獻”的簡牘都出於第八層,且存在編號相鄰、文意密切相關的簡例,恐怕並不僅僅是偶然。

 

二、“鮫魚”與“蛟龍”

 

關於簡文中的“鮫魚”,早期文獻中存在一些不同解釋。而對相關內容的考察,又與“取鮫魚”簡的性質及文書具體意圖的判定直接相關。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明確指出“鮫”為“海魚”。《說文解字》:“鮫:海魚,皮可飾刀口,從魚,交聲。”段玉裁注:“今所謂沙魚,所謂沙魚皮也。許有魦字,雲從沙省,蓋即此魚。”[16]段注提到《說文》另收有“魦”字,應與“鮫”同義,即後世通常所說的“沙魚”或“鯊魚”。因其皮質堅韌,可以用於武器裝備的製造。《史記·禮書》:“楚人鮫革犀兕,所以為甲,堅如金石。”[17]除此之外,《史記·禮書》又提到“鮫魚皮”的裝飾功能:“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寢兕持虎,鮫韅彌龍,所以養威也。”《史記集解》引徐廣曰:“鮫魚皮可以飾服器,音交。韅者,當馬掖之革,音呼見反。”《史記索隱》也說:“鮫韅者,以鮫魚皮飾韅。韅,馬腹帶也。”[18]由“鮫魚皮”可用於天子乘輿的裝飾來看,可能在秦漢時期開始即被視為較為珍稀的魚種。據唐代《通典·食貨六》記載,當時臨海郡、永嘉郡、漳浦郡和潮陽郡均有鮫魚皮上貢,有學者據此指出,後世“鮫魚皮”的加工技術在東海和南海領域已較為成熟。[19]

古代文獻中也記載了“鮫魚”在藥用等方面的價值。五代韓保升雲:“鮫魚皮:‘主蠱氣,蠱疰方用之,即裝刀靶魚皮也’《唐本注》:‘出南海,形似鱉,無腳而有尾。’《蜀本圖經》雲:‘鮫魚,圓廣尺餘,尾長尺許,惟無足,背皮粗錯。’”[20]而後世關於“鮫魚”食用價值的繼續開發,亦見於李時珍《本草綱目》:“有二種,皆不類鱉,南人通謂之沙魚,大而長喙如鋸者曰胡沙,性善而肉美。小而皮粗者曰白沙,肉強而有小毒,彼人皆鹽作脩脯,其皮刮治去沙,剪作膾為食,品美味,食益人,其皮可飾刀靶。”[21]《校釋》提到裡耶秦簡8-1705有“乾鱸魚”,《後漢書·左慈傳》記載了當時被視為珍饈水産的“松江鱸魚”,這兩種“鱸魚”的共同點應當主要在於其食用價值。

由於尚未見到與“取鮫魚”簡內容相關的簡文,我們尚不能完全排除這樣一種可能性:即簡文所謂要求地方“取鮫魚與山今鱸魚獻之”的行政命令,可能包含有考察其食用價值及其他特殊用途的考慮。但細察簡文,有“問津吏、徒莫智(知)”等語。所謂“津吏”,秦漢史籍或稱“津史”,應是負責管理津渡的官員。從出土漢簡資料看,“津關”往往連稱,史籍亦多見。因此,王子今先生認為“津吏”之職能似與“關吏”同,主要是檢查、控制出入經過津渡的人員,維護津渡通行秩序。[22]由此推想,“津吏”因其職責所在,應當對其管轄區域範圍內的水産物種知識具備一定的瞭解。如果簡文提到的“鮫魚”與“山今鱸魚”均屬一般的食用魚類,似乎很難理解為何當地“津吏”會對此一無所知,甚至聞所未聞。

關於簡文中的“鮫魚”,《校釋》稱為“一種大魚”,幷引《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載方士徐市之言:“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校釋》又引《淮南子·說山訓》高誘注:“魚二千斤為鮫。”這確實很容易使人聯想到秦始皇最後一次“出遊天下”時,親自入海射殺“巨魚”的歷史表演。其直接動機,竟是為了尋求“不死”之“仙藥”。“取鮫魚”簡提到的“卅五年”,應即始皇三十五年。當時已經基本完成統一大業的秦始皇,其興趣開始轉向求仙與長生。而大約在此時,一批以“富貴”為主要人生追求的海上“方士”逐漸聚集在始皇身邊,慫恿其尋求“不死之藥”,事見《史記·秦始皇本紀》:

三十七年十月癸醜,始皇出遊。……方士徐巿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佔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為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賫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幷海西。[23]

在“方士”與“博士”的描述中,“大鮫魚”被稱為阻礙求仙活動的海中“惡神”,其中自有神祕主義的觀念影響。但細察上下文,方士徐市等人口中的“常為大鮫魚所苦”,在佔夢博士的描述中卻變成了“以大魚蛟龍為候”。這似乎在提示我們,“鮫魚”與“蛟龍”之間,是否存在一定聯繫?

《說文》:“蛟,龍屬,無腳曰蛟。從蟲,交聲。池魚滿三千六百,蛟來為之長,能率魚而飛。置笱水中,即蛟去。”有《說文》研究者認為“按蛟或作鮫。然鮫者魚名,其字不相代也”。[24]但據前引《史記·秦始皇本紀》可知,“鮫”與“蛟”當為一物,或說至少是頗為近似的物種。

在先秦兩漢文獻中,還可以找到不少“鮫”與“蛟”互通的例子。如《後漢書·鄭太傳》提到“孟賁之勇”,李賢注引《說苑》曰:“孟賁水行不避鮫龍,陸行不避虎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25]此處提到“水行不避鮫龍”,在更早的文獻中多作“水行不避蛟龍”。如《莊子·秋水》:“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而傳世本《説苑》似無此句,但據《說苑佚文輯補》,此處則作“水行不避蛟龍”。[26]由此可知,“鮫龍”即是“蛟龍”。

然而,歷代也有學者並不認同此說,並主張“蛟”與“鮫”判然有別。例如《漢書·司馬相如捲上》:“其中則有神龜蛟鼉,毒冒鱉黿。”注引張揖曰:“蛟狀魚身而蛇尾,皮有珠。鼉似蜥蜴而大,身有甲,皮可作鼓。毒冒似觜蠵,甲有文。黿似鱉而大。”師古曰:“張說蛟者,乃是鮫魚,非蛟龍之蛟也。”[27]似乎在顏師古看來,此處“鮫魚”與“蛟龍”或系兩物。但在《漢書·司馬相如傳下》提到“勇期賁育”時,顏師古又說:“孟賁,古之勇士也,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豺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28]是亦以“鮫龍”為“蛟龍”之一名。相同的例證還見於《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注引《史記正義》也作“水行不避蛟龍”。[29]可見在唐人看來,“鮫”與“蛟”當為一物,且兩字在行文中可互通,已是較為普遍接受的觀點。故唐人著作中也明確提到:“鮫魚,今作蛟”,[30]可視為漢唐文獻中相關例證的典型代表。

一般來說,“蛟”在傳統文化中留存的多為興風作浪、危害人間的妖物形象。有學者考察蛟的災害形象,指出其危害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其一是殘害人及家畜;其二是興風作浪,引發水災”。[31]因此,為避免蛟之為害,古人多有“伐蛟”之舉。例如,《呂氏春秋》這樣解釋《禮記·月令》“季夏,命漁師伐蛟”中的“伐蛟”二字:“蛟育鱗甲能害人,難得,故言伐也。”[32]魏晉時期在長江中下游流域廣泛流傳的“周處除三害”故事,也可視為“伐蛟”傳統的延續,事見《晉書·周處傳》:

周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也。父魴,吳鄱陽太守。處少孤,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修細行,縱情肆欲,州曲患之。處自知為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耶?”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並子為三矣。”處曰:“若此為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因投水搏蛟,蛟或沉或浮,行數十裡,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死,皆相慶賀。[33]

《世說新語·自新》亦載此事。時人以周處與蛟、虎並稱為“三害”,不僅強調其危害之大,且更彰顯其“自新”之難能可貴。

先秦古籍又可見“射鮫”故事。如《公孫龍子·跡府》:“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其弓。”古代帝王的“射蛟”風習,至漢武帝時尚有留存。《漢書·武帝紀》:“(元封)五年冬,行南巡狩,至於盛唐,望祀虞舜於九嶷。登灊天柱山,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34]關於此處的“蛟”,顏師古注:“許慎雲‘蛟,龍屬也’。郭璞說其狀雲似蛇而四腳,細頸,頸有白嬰,大者數圍,卵生,子如一二斛甕,能吞人也。”從“蛟”的生活習性與體貌特徵來看,可能其原型即來源於在我國長江流域都有較廣泛分佈的鱷魚。

由此推想,秦始皇與漢武帝射殺的“巨魚”,實為興風作浪的水中“惡神”——蛟。所謂“鮫魚”,其實就是“蛟魚”。

 

三、秦皇漢武“射鮫”故事的文化象徵

 

史籍所見秦皇漢武“射蛟”故事,不但是古代帝王“射蛟”風習的延續,而且暗含執政合法性宣傳的政治文化象徵意義。前引漢武帝“射蛟”史事,是其在元封年間舉行封禪儀式的環節之一,這顯然並非出行途中臨時起意,而是有意安排的結果。所謂“封禪”的意義,《漢書·武帝紀》注引孟康說:“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於天”。[35]如果仔細考察漢武帝在位期間完成的各項事業,可以發現絕大多數都完成於元封年間以前。因此,此時的漢武帝有理由認為自己已經“功成治定”,應當“告成功於天”了。正如田餘慶先生所說:“元封是一個具有特定意義的年號,它是以舉行封禪典禮而得名的”。[36]這與秦始皇在完成統一大業後,多次“出遊天下”,並在途中“立石刻”、“頌秦德”、“明得意”等一系列行為頗有相似之處。[37]

然而,儘管漢武帝在元封年間已經基本完成了歷史賦予他的使命,但也應當看到,元封年間已經出現了較大的社會險象。如《漢書·石慶傳》:“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38]因此,漢武帝在元封年間的“射蛟”與“封禪”等一系列政治表演,還不能簡單等同於統治初期的執政合法性宣傳,而更是出於“轉變政策”等現實需要而作出的穩固統治之舉。

王子今先生指出,秦始皇基於大一統初期的帝國文化建構考慮,為其執政合法性宣傳作出過一系列努力。[39]如果從所謂“受命”之說來考察秦漢政治文化,或許還可以找到一些例證。例如,《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記“欲求周鼎泗水”之事:“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40]作為正統皇權象徵意義的“周鼎”,其對於秦始皇的政治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而從秦始皇在巡遊途中求鼎不得,隨即便前往湘江流域的出遊路綫來看,似乎也存在繼續尋找所謂“受命”證據的可能性。“取鮫魚”簡所留存的秦代行政記錄,可能也與秦始皇的相關政治實踐有一定聯繫。

關於“取鮫魚”簡提到的“山今盧魚”,《校釋》認為“應是鱸魚的一種”,但我們由此仍無法對兩者之間的聯繫進行更為透徹的說明。值得注意的是,秦漢文獻中曾有湘江流域出現“大魚”的記載。賈誼《新書·修政語上》曾提及黃帝“入江內取綠圖”,注引《藝文類聚》卷十一引《河圖挺佐輔》:“黃帝乃祓齋七日,至於翠媯之川,大鱸魚折溜而至,乃與天老迎之。五色畢具。魚泛白圖,蘭葉朱文,以授黃帝,名曰録圖。”而注釋者以為賈文之“江”即溈水,“其源在今湖南寧鄉縣,注入湘江。”[41]緯書中多見黃帝受“大鱸魚”所獻“録圖”的傳說,自有其神祕主義色彩。而在後世一些文獻中,“大鱸魚”也作“大鱸”或“大魚”。儘管緯書相關記載的年代要稍晚於秦,但也有學者認為,類似的說法可能在秦漢時期或更早就已經出現。如《易圖明辨》卷一:“按《隋志》雲‘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歆以《洛書》為文字,葢亦本伏生。伏生嘗為秦博士,習聞古訓,《洛書》即九疇,必三代以來相傳之學,非臆說也。”類似的記載可能都有著更早的史料來源。

關於漢武帝“射蛟”的具體地點,可能也與湘江流域的水產分佈有關。《漢書·武帝紀》載武帝元封五年冬“行南巡狩,至於盛唐,望祀虞舜於九嶷”。文穎曰:“案《地理志》不得,疑當在廬江左右,縣名也。”韋昭曰:“在南郡。”師古曰:“韋說是也。”九嶷即在今湖南零陵境內。而《武帝紀》又說“登灊天柱山,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應劭曰:“灊,音若潛。南嶽霍山在灊。灊,縣名,屬廬江。”文穎曰:“天柱山在灊縣南,有祠。音岑。”師古曰:“灊,音與潛同。應說是。”關於秦皇漢武“射蛟”處的地望,年代稍晚的《水經注·湘水》又有這樣的說法:“湖中有君山、編山,君山有石穴,潛通吳之包山,郭景純所謂巴陵地道者也。是山,湘君之所遊處,故曰君山矣。昔秦始皇遭風於此,而問其故博士。曰:湘君出入則多風。秦王乃赭其山。漢武帝亦登之,射蛟於是山”。[42]秦皇漢武“射蛟”具體地點及其巡遊路線的一致性,值得相關研究者留意。而“射蛟”等歷史表演與執政合法性宣傳,可能存在較為密切的內在聯繫。

如果再考慮到秦尚“水德”的政治含義,似乎不應忽視所謂“大鱸魚”授命黃帝傳說與 “射蛟”記載的政治文化象徵意義。

 

附記:本文寫作過程中,曾蒙中國人民大學王子今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楊振紅研究員與匿名評審專家提供寶貴意見。此外,中興大學遊逸飛博士、湖南大學周海鋒博士、李洪財博士、歐揚博士與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羅小華博士對本文修改亦多有啟示,謹此一併致謝。

 

 

 


*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秦統一及其歷史意義再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准號14ZDB028)。


註釋:

[①]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裡耶秦簡(壹)》,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50頁。

[②] 參見陳偉主編《裡耶秦簡校釋(第一冊)》,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222頁。

[③]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45-47頁。

[④]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59,236-237頁。

[⑤] 《漢書》卷三《高後紀》,北京:中華書局,1962,95頁。

[⑥] 參見于振波《裡耶秦簡中的“除郵人”簡》,《湖南大學學報》2003年第3期。

[⑦] 參看王子今《郵傳萬裡——驛站與郵遞》,長春出版社,2004,39頁。

[⑧]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裡耶秦簡(壹)》,50頁。

[⑨] 《史記》卷六十九《蘇秦列傳》,2260頁。

[⑩]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裡耶秦簡(壹)》,58頁。

[11]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裡耶秦簡(壹)》,77頁。

[12]〔清〕孫詒讓撰,王文錦、陳玉霞點校:《周禮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2448-2449頁。

[13]〔清〕孫詒讓撰,王文錦、陳玉霞點校:《周禮正義》,2452-2453頁。

[14]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裡耶秦簡(壹)》,53、55、56、70頁。

[15] 陳偉主編:《裡耶秦簡校釋(第一冊)》,243頁。

[16]〔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580頁上欄。

[17]《史記》卷二三《禮書》,1164頁。

[18]《史記》卷二三《禮書》,1162-1163頁。

[19] 洪緯:《中國古人對鯊魚認識的演變》,《中國農史》2014年第4期。

[20]〔後蜀〕韓保升:《蜀本草》,尚志鈞輯複,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2005,467頁。

[21]〔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 44,四庫全書版,42頁b、43頁a。

[22] 王子今:《秦漢稱謂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164-165頁。

[23]《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263頁。

[24]〔漢〕許慎撰、黃勇譯:《說文解字(全注全譯版)》,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8,1873頁。

[25]《後漢書》卷七〇《鄭太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2259頁。

[26]〔漢〕劉向撰,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542頁。

[27]《漢書》卷五七上《司馬相如傳上》,2538頁。

[28]《漢書》卷五七下《司馬相如傳下》,2590頁。

[29]《史記》卷一一七《司馬相如列傳》,3054頁。

[30]〔唐〕玄應:《一切經音義三種校勘合刊(修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96頁。

[31] 陳桂權:《“伐蛟”弭災思想的歷史演變及實踐》,《中華文化論壇》2013年第2期。

[32]《呂氏春秋》,北京:中華書局,2011,130頁。

[33]《晉書》卷五八《周處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1569頁。

[34]《漢書》卷六《武帝紀》,196頁。

[35]《漢書》卷六《武帝紀》,191頁。

[36] 田餘慶:《論輪臺詔》,《秦漢魏晉史探微(重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4,32頁。

[37]《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248頁。

[38]《漢書》卷四六《石慶傳》,2197頁。

[39] 王子今:《秦始皇議定“帝號”與執政合法性宣傳》,《人文雜誌》2016年第2期。

[40]《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263頁。

[41]〔漢〕陸賈撰、閻振益等校注:《新書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363頁。

[42]〔北魏〕酈道元撰,陳橋驛校證:《水經注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89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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