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的鄉愁⑤】橋與渡口:跨世紀的紛爭

西葫蘆2018-04-13 05:41:20


深圳河從梧桐山脈一路向西,流經菠蘿山附近的時候與沙灣河相會。深圳河南面的村落、沙頭角等地要去深圳墟,這是必經之地。清初,離這裡最近的黃貝嶺張姓族人,在深圳河邊修了一個過河的渡口。 

這個渡口差不多平靜了兩百年。進入19世紀後,新安縣東部地區人口劇增,每天上千人從這裡來來往往,渡口就變得日益繁忙。也日益成為一個火藥桶。

“我們需要一座橋!”

為什麼?因為坐渡船過河要交錢。以前人流量不多,渡口的經濟利益不明顯;現在人來人往,交通費就成為一筆可觀的收入。“任何時候來到這裡,都必須使用渡船。要是婚嫁喪禮,更是要繳一大筆錢才可以通行。到冬天,水位下降,渡船無法使用,我們又不得不淌水過河。”附近打鼓嶺村民為此經常抱怨。 

打鼓嶺村民多是客家人,客家士紳就向地方官員提出申請,“我們需要一座橋!我們需要一座橋!我們需要建!一!座!橋!” 

重要的事情說過三遍,客家人覺得不能不用再理會官府的批文了。這是1860年,太平天國在新安地區引發的騷亂已經不那麼嚴重,相反各地家族和鄉村勢力在與朝廷反叛者的鬥爭中得到了擴充。

由富紳牽頭,各家族出錢,打鼓嶺村和附近幾個村開始準備建築材料——磚頭、石頭和石灰都堆放到河岸邊,他們決定開始“美麗鄉村“建設了! 

工程開始了,第一天進展順利。但是鄉紳們並不樂觀,他們聽說黃貝嶺人對修橋的事很憤怒,預感張氏宗族不會坐視不管。到傍晚收工以後,管事的人特別留了幾個鄉民守夜。 

果然,月黑風高之時,一群人來到河邊扒掉已修好的工程,守夜的打鼓嶺村民也捱了打。聽聞消息的打鼓嶺村民打著火把趕回來,可是黃貝嶺人早跑了。 

第二天,打鼓嶺人繼續修橋。傍晚,黃貝嶺人又拆了他們未完的工程。 

這一次,打鼓嶺村民氣得發抖、他們覺得必須要動武了!沒有更多資料記載這次衝突的詳細情況,只知道這一架主要在深圳河兩岸進行,交戰雙方使用的多是冷兵器,且各有死傷。

 打了一次架,建了一座橋

在很長時間裡,打鼓嶺人實際上不太敢與黃貝嶺人硬碰硬。在上一篇文章裡,我們已經知道張氏在此地已經紮根數百年,開枝散葉,發展成為四個張姓的村子。而打鼓嶺地區既有本地人,又有客家人,家族也很複雜,很難齊心和張氏一族幹架。

到1850年代,由於太平天國事件引發的嚴重暴亂也波及到了這一帶,當地一時盜匪四起,各村落不得不加強團結,成立了打鼓嶺“六約”。 

有了“六約”會不會打架更厲害呢?當時“六約”的領導人聽謙虛,覺得自己六村的力量還不夠抗衡黃貝嶺,想拉著沙頭角“十約”一起來參加對付張氏一族的鬥爭。但沙頭角拒絕了打鼓嶺“六約”的請求。

這其中的原因大概有:沙頭角全是客家,過去在經濟上對黃貝嶺張氏一族頗有仰仗,不敢斷然反目;另外沙頭角鄉紳通過自己的努力,已經建設了一個規模不小沙頭角墟,他們對深圳墟的依賴逐步減少,覺得直接和張氏一族開戰犯不著。此外,村莊之戰非常殘酷,耗費不少,至少需要至少3至5年時間才能到戰前水平。 

在停戰的歲月裡,雙方展開了“公關”大戰。打鼓嶺村民指控張氏給當地官員行賄,導致地方官長期不迴應他們要求建設橋樑的正當訴求;而客家人能將申訴狀交到省最高行政長官手裡,他們似乎也有自己的資源優勢!

還有一座橋沒有建起來

事情很快得到了各級領導的“關切”,1861年春天,在反覆商談之後,官方下達了文件,箝口這個地方可以修一座橋! 

打鼓嶺村民奔走相告,歡欣雀躍一通之後,突然傻眼了!出啥事了呢?按照官員們的通告,打鼓嶺村民可以在深圳河的主流上修建了一座橋。 

但是跨過羅芳橋以後,如果要去到深圳墟,還有第二條河——沙灣河需要過。(如圖)


沙灣河的控制權仍然在張氏的手上。這塊土地靠近黃貝嶺,是張氏家族的心臟地帶。官員們沒有同意打鼓嶺在沙灣河上修建另一座橋。 

黃貝嶺張氏失去了在深圳河另一邊的影響力,但是它守住了沙灣河。打鼓嶺人貌似在這次戰爭中勝利了,實則輸了。1860年的流血戰爭,換來的只是某種程度得妥協——一條河上修橋,另一條河則保留渡船的利益。 

怎麼破?中國的歷史走得很慢,一切都急不得。

1860年後,箝口附近有些小的衝突,但是大規模的衝突少了。幾十年漫長歲月裡,打鼓嶺的居民從深圳河上跨過橋,然後在沙灣河坐一回渡船,踏上往來的官道。

這些年裡發生了很多鬧心的大事,英國殖民者“租借”了新界,黃貝嶺還屬於大清,打鼓嶺則歸於港英政府。然後過了十年,清帝退位了,滿人的勢力離開了嶺南,廣東的最高長官開始叫“省長”。

這些年裡也還有其他重要的小事,比如在1860年代不願意並肩戰鬥的沙頭角“十約”的村民兄弟,現在和打鼓嶺“六約”關係好了很多。沙頭角“十約”所建設的“東和墟市”,到1890年代也發展到將近200家店鋪,他們熱情邀請打鼓嶺“六約”的兄弟姐妹來這裡做生意和消費。還有,從粉嶺經打鼓嶺地區修建了一條鐵路剛好達到沙頭角的東和墟市。

時光荏苒,已經是1921年春天了。

這一天照例是東和墟市趕墟的日子。陳尚仁、李作新、吳維傑、王寸丹幾位鄉紳聚集在東和墟市的議事堂裡,他們分別來自沙頭角“十約”和打鼓嶺“六約”。他們這回討論的主要議題是什麼?

“不要忘記我們還有一座橋沒有建起來!” 

 新任省長收到一封告狀信

“我們現在連大米都沒有辦法賣出個價格,張家不准我們僱傭的苦力用渡船,吧苦力趕到河水中過河。結果,上一回至少有幾十麻袋的糧食丟了。我們士紳怎麼能看著苦力們忍受這樣的痛苦!” 沙頭角的商人說。 

“是啊,去年,我們這邊的富裕士紳張振泰和李仲莊,兩次籌集了所需的建築材料,想在河上造橋,結果兩次都遭到了徹底破壞,我們居然一點辦法都沒有!”打鼓嶺的士紳說。

“現在這天下也不是沒有可以講理的地方,聽說陳炯明大人當上了廣東的省長,他可是鼓勵發展道路交通的啊!”一位士紳氣憤填膺地說。

“我們就是來商量寫訴狀,直接交給陳大人!陳大人是惠陽人,我們可以……”另一位士紳說到此處壓低了聲音,四個人同時把頭湊在了一起。

當然以上對話都是虛構的。但是可以證實的是,一封以鄉紳陳尚仁、李作新、吳維傑、王寸丹聯名的申訴交給了陳炯明。陳炯明畢生堅持“聯省自治”的政治主張,也很早開始地方基層民主建設的實踐。因此,當時陳炯明是百姓心目中親民、有能力的地方長官。 

陳炯明打開告狀信,發現裡面先是對自己的一番恭維話:

“……令我們欣慰的是,當省長大人您來主政廣東,您的政策是發展道路交通……我們的訴求就是在箝口建一座橋,我們認為建橋一事既可以給本土鄉親帶來幸福,也能夠保證本地的安全。然而,因為建橋會影響到這地方惡霸的經濟利益……

“他們荒誕地要求我們可以在下游一里的竹壆下修建一座橋。我們建議地方軍隊、警察署和鄉紳帶著工程師去考察一下,到了竹壆下就會發現這個地方的河流兩岸,根本沒有道路可通。這是一。這裡地勢低窪,河水上漲後經常發生洪災。在這裡建一座橋顯然是不明智的。這是二。這裡水很深,河面又寬,如果建橋工程量將翡翠巨大,這是三。這裡河流兩岸灌木叢生,荊棘密佈,要清理掉這些灌木開闢出道路花費不少,這是四。此外,如果選擇在這裡建橋,就必須把改變已經修好的道路,根據我們的評估,我們必須要多修建三裡多的到路,這是五。  

“現在,上黃貝嶺和下黃貝嶺的村民都支持我們,並且樂意見到我們儘快開工。只有少數下黃貝嶺的張氏族人為自己的私利找了一個藉口,說修橋破壞他們的風水,用這個藉口來煽動族人。這些情況,邱縣長都是清清楚楚的。可是他要求我們停止橋樑施工,因為他受賄了。如果我們不能建橋,那張氏為什麼有權在這裡擺渡?要知道河流兩岸都是公共土地,而深圳河是公共河流。 

“我們只是想修一座橋,為什麼三次都失敗了呢?如果修橋的事再次被破壞,我們認為,不僅本地區的交通沒有暢通的可能性,而且,我們認為幾代人將受到這件事情的重創,其後果的嚴重性我們幾乎無法想象。

……

 我們只是想修一座橋

陳炯明過問了這一事件。他批示說,阻擾建橋“根本無關風水,只是擔心失去渡船收入”。又說,既然這是公共領土,任何人無權反對修建橋樑取代渡船,更不可用暴力阻擾修建橋樑。他下令修建橋樑的工程繼續。他也派人著手調查對邱縣長的指控。很快,邱縣長被免職了。

終於,跨過沙灣河上的橋修了。這真是一個“跨世紀工程”,最早的動議者和抗爭者早已不在人世了,但是作為一個人生的和家族的目標,客家人一代一代都記住這座未完成的橋。沒有歷史資料記載這座新橋的建成經歷,但是由英國國防部1924年拍攝的深港地區航空照片看,沙灣河河面上還沒有橋的影子。但是很快,1925年的航拍照片上就有那座橋了。

從1860年代的肉搏,到1920年代尋求政治和法律的途徑,打鼓嶺地區為一座橋所付出的代價雖然十分巨大,但是仍然給予我們一個有趣的昭示:那就是亂世的日子跌宕起伏,但是深圳的家族與村落仍然富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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