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穫》微評 · 13 | 莫言《故鄉人事》:歷史塵埃中的人性鏡像(董曉可)

收穫2018-05-13 11:55:56


13

《收穫》微評

董曉可

《故鄉人事》:歷史塵埃中的人性鏡像

曹雨河

命運流轉與人性豐富——評《故鄉人事》


2017-5《收穫》封面


01


莫言《故鄉人事》:歷史塵埃中的人性鏡像


文 | 董曉可


去年秋季以來,莫言的“再出發”成為文壇熱議的話題。自2012年10月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在將近5年的沉寂之後,莫言在於《人民文學》發表劇作和組詩的幾乎同時,在《收穫》2017年第5期上發表了由《左鐮》、《地主的眼神》和《鬥士》3個短篇構築的小說序列《故鄉人事》。


就像“魯鎮”之於魯迅,“商州”之於賈平凹,“耙耬山脈”之於閻連科,“香椿樹街”之於蘇童一樣,故鄉帶給作家的,往往是永恆的創作記憶和取之不盡的靈感源泉。《故鄉人事》的寫作視域依然鎖定在“”的土地和童年的記憶上,展現的也是鮮活生動、形象逼真的故鄉人事。較之以前汪洋恣肆、縱橫捭闔的文風,小說寫得很節制,運筆精到、洗練,作者穿過歷史的塵埃,以一個孩童的獨特視角,為我們重新構築了那段特殊歲月裡的鄉村人物關係,悄然隱藏著人性的祕密。

地主的眼神




鬥士



左鐮


莫言《故鄉人事》插圖,李筱


“去年麥收時,我在老家,看到了老地主的葬禮。”《地主的眼神》就是以這樣的開端,帶我們回溯到童年記憶裡的麥收時節。在這裡,地主孫敬賢的“眼神”中承載著複雜的社會生活和人性糾葛:那時“我”是個半勞動力,所以和婦女老頭們一組,而本該接受勞動改造的50歲左右的地主孫敬賢卻聲稱自己有病,也與我們混在一起。就在“我”每一回頭都能發現“老地主”緊跟其後的情況下,仔細地打量這個“老地主”的眼神:“他的那兩隻黃色的眼珠子裡同時也會射出陰沉沉的光芒。”作者以此為基點敘述了與之相關的一個事情:“我”在小學三年級時,寫過一篇名叫《地主的眼神》的作文,“地主”的原形便是孫敬賢。這篇作文被縣廣播站廣播後,引起了不小風波,父親也警告“我”以後不許再寫類似的作文。耐人尋味的是,小說從另外一些視角雙向述說了“老地主”更為複雜的人性:比如他兒媳對他想要喝自己奶的控訴;比如父親對他的同情,認為他被判為地主確有幾分冤,置地不求質量只求數量;比如他在割麥時,不停地呻吟,打呃,彷彿忍受著病痛,而父親說這是他“五分病,五分裝”等等。在這裡,小說對家庭出身評判善惡有了很大超越性,也對人性的複雜呈現了“階級”的超越性。而最後孫敬賢兒子為“打那些欺負過父親人的臉”而舉辦的豪華葬禮,在鄉親們毫不在意的反面襯托下謝幕,更見出了“熱鬧”與“荒誕”並舉的意義。


在小說《鬥士》中,作者為我們塑造了一個鮮活的 “流氓鬥士”武功的形象。這個人,有血氣和個性,在那個特殊的年代,他為了不讓“對手”侵吞自己的財物,當著眾人將整副象牙棋子撇到河裡;他經常惹事“戰鬥不止”,侮辱王魁的孩子是雜種被打、然後尋上家門叫罵不止,洗澡時與黃耗子對罵繼而開戰;他壞事做絕,毒死方明德兒子家三百多斤的大肥豬,砍掉黃耗子家一畝長勢喜人的玉米,燒掉鄰村草垛,裝鬼在橋頭將顧明義嚇出神經病;但他最後卻並未因為種種“惡行”得到“報應”,還順利地獲得了“五保”。小說最後,作者這樣寫道:“我似乎明白武功的心理,但我希望他從今往後,不要再幹這樣的事了。他的仇人們,死的死,走的走,病的病,似乎他是一個笑到最後的勝利者,一個睚眥必報的凶殘的弱者。”是的,他亦是那個“搞階級鬥爭,人都變得不像人了”的特定時代的產物。作者也隱含地寫到他被吊起來打得死去活來的現實,寫到了他每次打架總是處於下風的慘相。事實上,武功那“流氓鬥士”之“惡”也使他自己深受其害,變得人性扭曲看不到人世的溫情,本質上來講他也是那段黑暗歲月的犧牲品。


與前兩個作品不同,小說《左鐮》的主人公田奎是一個若隱若現的少年,他總是獨自一人手持左鐮蹲在樹林子裡,因而讓“我”很是著迷。作品中對“”的直接描述少之又少,僅限於他在墳墓間割草和引領“我”去看墳洞裡的大蛇。這是一段關於青春的感傷和喟嘆的記憶,因為一場孩子間的打鬧,讓作為地主的田千畝的兒子田奎被指認為“挑頭者”,進而失去了一隻右手。作者甚至不忍敘說“右手”失去的過程,而只是通過“左鐮”來推進故事的發展。作者對那段時光給作為孩童的少年造成的創傷是滿懷痛惜的,“我經常回憶起那個炎熱的下午,那時候田奎還是一個雙手健全的少年。”而作為承載者的“左鐮少年”,正是那段歲月里人性中最隱祕的晦暗因子的印證。但作者卻不願給這個少年純淨的心靈上種上“仇恨”的種子,作品中通過老韓諸人對左鐮出神入化的鍛造過程,將對那段記憶的複雜情感及對人性的真切感知都熔鑄其中:“三個人站成三角形,三柄錘互相追逐著,中間似乎密不通風,有排山倒海之勢,有雷霆萬鈞之力,最柔軟的和最堅硬的,最冷的和最熱的,最殘酷的和最溫柔的,混合在一起,像一首激昂高亢又婉轉低佪的音樂。這就是勞動,這就是創造,這就是生活。少年這樣成長,夢就這樣成為現實,愛恨情仇都在這樣一場轟轟烈烈的鍛打中得到了呈現和消解。”如此,“左鐮少年”身上是寄予著作者對歷史歲月對人性造成創傷的彌合和對未來美好的期許的,因而能引發人們無盡的體味和懷想。

文學,歸根結底是一種人學,蘊含著對人的情感和心性的關照。


莫言,1962


作家李洱在《思維的精微或魯迅傳統的一翼》一文中曾對莫言溫暖的“人文維度”給予極大的肯定。他認為,莫言在魯迅精英敘事(遍被華林的悲涼之霧中,作者煢然孑立)傳統之外又開拓了一片嶄新天地——敘事人與主人公同甘共苦,給底層民眾賦予豐富而清醒的感知能力,從而塑造了豐滿的感性世界中的民族肖像。


誠如此言,同之前的小說作品相比,《故鄉人事》增添了不少歷史沉澱後的包容和溫情,在對“老地主”孫敬賢、“流氓鬥士”武功、“左鐮少年”田奎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中,作者通過對他們人性的窺探,為我們展現了特定時代的精神烙印和文化心理結構。莫言曾說過:“故鄉不是封閉的,而是不斷擴展的。作家往往有著把異鄉當故鄉的能力。鄉土是無邊的。我有野心把‘高密東北鄉’當成中國的縮影,希望通過我對故鄉的描述,讓人們聯想到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由此,我們可以看到,莫言作品的旨歸在於整個人類的“存在和幸福”這一主題上的。在這三篇小說新作中,我們能真切感受到莫言對那段歲月“詩意的裁判”,他用飽含溫暖的筆觸,穿過歷史塵埃,喚醒遙遠記憶,直抵芸芸眾生人性中最隱祕也是最柔軟的部分,讓人感慨不已。


毫無疑問,《故鄉人事》再次見證了莫言的才情和技藝。他立足於“高密東北鄉”這方“地球上最美麗最醜陋、最超俗最世俗”的土地,不斷向著深遠處開拓,書寫著那裡的山水民風、歲月記憶,也演繹著歷史更迭中的苦難體驗和人性意蘊。作為“文學的莫言”歸來後對鄉土人事充滿溫情的描述,讓讀者心存暖意,如沐春光。

 

 

【作者簡介】

董曉可,西北大學文學博士在讀,作品見於《延河》、《黃河》、《青年文學家》、《西南作家》、《作品與爭鳴》等刊物。



02


命運流轉與人性豐富

——讀莫言的一組短篇小說《故鄉人事》

 

文 | 曹雨河

 

莫言獲得諾獎後沉寂五年,盼來了他的噴發式的新作,短短几個月陸續在《人民文學》(兩次)《收穫》《十月》《花城》等全國大刊遍地開花,,解開了讀者這幾年的疑竇,莫言歸來了!其實他一直在路上。作為一枚草根讀者,我最喜歡他這一批作品中《故鄉人事》(包括《鬥士》《地主的眼神》《左鐮》,刊載於2017年第5期《收穫》)。這三個短篇敘事明顯區別於他此前的作品,一改汪洋恣肆的泥石流敘事風格、將人物置於極境下的驚心動魄,而是蛻變為日常敘事,節制而內斂,留白空間開闊,看似隨手拈來實為匠心獨運,用簡言漫語勾畫出歷史的遞進、命運的流轉、人性的豐富,用中國故事表達世界性的主題。不可簡單地說莫言這種變化是現實主義的迴歸,它是馳騁現代疆場後的凱旋,無論主旨和敘事策略都在螺旋式的上升。

 

命運流轉

 

江河的一點水不可孤立存在,一個人難以脫離他的時代而生存,個體的命運裹挾在歷史的懷抱。《鬥士》中的方明德從朝鮮戰場復原回鄉,乘時代東風當上村裡的支部書記,加上家族人多勢眾,成了“跺一腳,全村哆嗦”的土皇帝,意欲全村之土、全村之物非我莫屬,偏偏出身不好的武功與其叫板。方支書看上了武功家傳的一副象牙棋,按說他該乖順地將棋拱手送給方支書,他卻不知好歹一子不剩地撇進河裡。武功的災禍臨頭就順理成章了,被吊到房樑上摔打。方支書“物我之慾,女人我亦欲”,村上凡有幾分姿色的女人便成了方支書的土地,恣意播撒種子(指名道姓的就有王魁的妻子)。鬥轉星易,歷史進入新的時代,方明德撤出村支書的位置,走進他哀嘆的歲月,而六七十歲的武功卻笑最後,無兒無女成了五保戶,基本生活有了保障。

 

《地主的眼神》裡的孫敬賢,是一個莊家好把式(鐮用三截,一天磨一次鐮就夠了,割的麥捆穗頭整齊,麥茬貼著地面,地上幾乎不落麥穗),因多置幾畝薄地被劃歸地主,無端地遭批鬥、挨拳腳、遭羞辱。因為一個孩子的胡言亂語大禍臨頭,差點送命;跟貧協主任講理被打得呻吟不止;而他的孫子因喜愛一望無際的麥田,順應土地流轉的時代趨勢,大面積承包土地成為時代的寵兒。

 

時代是河流,個人是水滴,個人的命運被時代的河流挾持著運行。人的命運也和事物一樣有特例。《左鐮》中的田魁被誤指為帶頭打一個傻孩子,其父因衝動剁去他的右手,本來學習優良的他斷送了繼續晉學的機會(學習不如他的同桌考上了大學,成為吃商品糧的公家人),淪為用鐵條固定在右臂上整天躲在墓地裡割草的孩子,長大後因殘疾連媳婦也娶不上,最後娶了帶著兩個孩子的“剋夫”女人。田魁的一生毀於人性黑洞暗藏的那條毒蛇。

 

人性的豐富

 

人性豐富而複雜,其源自天性也受訓於環境,尤其是險惡的環境引出人性黑洞的毒蛇,晴朗的環境煥發出人性的陽光,出汙泥不染者當為理想樣態。《鬥士》中的武功出身不好,連個老婆也討不上,常遭人欺辱;他知道自己的命賤,常用玩命來換取生存空間。他“不是個善主兒”,尤其沒有容人之量,常以牙還牙,可他是一塊硬骨頭寧折不彎,敢跟權勢傾村的方支書鬥。方支書欲強佔他家傳的象牙棋,他一個字不留地撇進河裡,後來得知那副棋是皇宮器物可以換一輛奔馳,他非但不後悔,還自我讚賞“那事做得有英雄氣概”;因而招致方支書栽贓報復,吊房樑上摔打得死去活來,他緩過氣依然說:“你不把我弄死,我就跟你沒完!”後來他真的時常伺機報復,就連方明的死他也不放過,告發方支書的兒子隱瞞死亡,冒領撫卹金。武功與村裡力氣最大的王魁打架,被王魁打出屎來,昏死過去,醒來後,拄著柺杖找上門來大罵,喉嚨頂著王魁的鍬刃依然面不改色惡罵不止,最後王魁為躲避他不得不逃離本村。武功睚眥必報,做過許多不仁不義的事,他藥死了方支書大兒子的肥豬,把黃毛子(他們打架時,黃毛子把他打到往身上撒過尿)玉米攔腰砍斷一畝……他是一個胸懷仇恨的人,因為在屈辱中浸泡的時間太長了。我們崇尚寬容,但不能一味寬容,不然就是對惡的縱容對善的扼殺,硬骨頭的魯迅就“一個也不饒恕”。

 

《地主的眼神》中的地主孫敬賢遭遇時代不不公正待遇,可他到底不算好人。“他總是顯出無限痛苦的可憐樣,但他的兩隻黃色的眼珠子裡同時也射出陰沉沉的光芒。”他躲避繁重的勞動,五分病五分裝混跡於婦女兒童群裡,他還竟然打兒媳婦的注意,要喝兒媳婦的奶養胃,未得逞,居然將兒子三口趕出家門,迫使兒媳婦抱著吃奶的孩子幹勞動。

 

《左鐮》中一群頑皮的孩子圍打傻喜子,連護傻喜子的妹妹也被打了,“我們感到很開心,嘻嘻哈哈笑起來。”一群孩子很開心地欺負一個傻子,他的妹妹百般哀求不為所動,誰說人性本善呢?問責隨之來了,“我”和哥哥為了免遭父親的毒打隨口說出、並確認追打傻喜子的領頭人是田魁,為此不惜編造謊言,致使其父盛怒之下,剁去兒子的右手,造成殘疾,悽慘一生,“我”也愧疚一輩子。

 

人性的善惡混沌一體,如硬幣的兩面,在不同的環境下顯示或善或惡,方明德、武功、孫敬賢、“我”即是如此展現的。方明德權勢傾村,在村裡為所欲為;武功為了卑微的尊嚴和生存空間以惡對惡;孫敬賢的惡關乎時代更源於本性;“我”是躲避父親的嚴懲,指鹿為馬。

 

人性是複雜的,人性不同側面的顯現隨環境不同而變化,大抵如此。

 

《故鄉人事》敘事簡潔、留白、餘味綿長,其源頭應該是《世說新語》,又與其有所不同,莫言在這組短篇中融貫了現代派的表現手法,使其更為靈動通融,如“三個人站成三角形,三柄錘相互追逐著,中間似乎密不透風,有排山倒海之勢,有雷霆萬鈞之力,最柔軟的和最堅硬的,最冷的和最熱的,最殘酷的和最溫軟的,混合在一起,像一首激昂高亢又婉轉低迴的音樂……少年就這樣成長,夢就這樣實現,愛恨情仇都在這樣一場轟轟烈烈的鍛打中得到呈現與消解。”這是鐵匠幹活的情景,更是人事與命運的象徵,道出人生無常亦有其內在的軌跡。又如田魁比“我”二哥(考上了大學)學習好,他因失去右臂未能升入中學,其命運可想而知,當人問起時此事,文本沒有展現血腥的場面,而是留白給讀者深長的餘味;繼而轉為墓中一條蛇的描述,墓窟中的蛇即是人性之惡致使人物悽慘命運的隱喻。《故鄉人事》的藝術,言其貫通東西不為過也。  



作者簡介

曹雨河,文學作品和評論散見於《詩刊》《當代》《當代 長篇小說選刊》《作品與爭鳴》《中國校園文學》《延河》《山東文學》《星火中短篇小說》《文藝報》;《語文報》名著圓桌專版常年撰稿人,《愛寫作》名著暢遊欄目主持人,小說人選《齊魯文學年展》等。曾獲《人民文學》短評銀獎,《中國校園文學》第三屆文學作品特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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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收穫》長篇(春捲)               

2018《收穫》長篇專號(春捲)


賈平凹  《山本》


        賈平凹長篇小說《山本》,是一部篇幅宏偉的歷史小說,也是一部關於秦嶺的“百科全書”。小說描述的是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秦嶺地區的社會生態,在更為廣闊的歷史視野裡,作家以獨到的體察和歷史觀,表現了底層民眾的生命苦難,寄寓著作家真切的悲憫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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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陳思和《民間說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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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尾  《完美的七天》


         一個剛丟掉工作的失意記者,酒醉後被人毆打,幸得多年前的鄰居李楚唐搭救。隨後,他受僱去完成這位前詩人的心願:從山城出發,到濱城尋找與他失聯近九年的情人楊柳。但到達目的地後他發現,僱主要找的這位情人在八年前就已因車禍去世。死因確鑿,卻又疑竇重重。在職業本能的驅使下,他展開了一番尋訪和調查。可是,每當一個謎團打開,顯現的不是真相,而是另一層迷霧。到底,有沒有一個所謂的真相?楊柳究竟是死於意外,還是蓄意?在抽絲剝繭之後,似乎每一個相關者都有那個“動機”。不過,不到最後一刻,並無真相可言。而在這段尋找過程中,圍繞記者本身的謎團也漸次解開。

 

黃永玉  《德國的陽光和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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