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延 動物世界裡的文明光輝

南方人物週刊2018-07-05 02:22:13


圖 / 沈煜


拋開所有學院派的訓練,覺得自己是個再普通不過的觀眾,喜歡《天堂院》,喜歡《海上鋼琴師》,在所有人會笑的段落髮笑,在所有人都會哭的段落比一般人哭得更慘。當然,讓學院派出身的剝離學院派視角,這件事比想象中更難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週刊第557期

全文約6138字,細讀大約需要16分鐘


很多人是從電影《滾蛋吧!腫瘤君》開始知道韓延的。最近,這個80後青年導演出現在鏡頭前時,總戴著一頂大紅色的棒球帽——重點是紅色。他喜歡紅色帶給他的感官衝擊,但感受私人,難以描述、證明甚至是自我理解。韓延相信,基於生理區別也好,社會影響也罷,哪怕看到同一種紅色,人們的視網膜、大腦成像都在做不同的運算。更幽深處的感受,藏著人與人或細微或本質的差異。


認知差異造成誤解,千差萬別的慾望集合,便有了他的新片《動物世界》。某種程度上,韓延自己也生活在被概念構築的誤解裡。他的名字頻繁地與電影工業化流程並提,他的第一反應卻是解釋:“我有點被大家誤解成了……好像一說工業化,就是想跟好萊塢學,學那套特效,什麼IP系列。”又或者,雖則他被的老師何可可高度讚譽為“20年後必將躋身主流商業導演的第一流導演行列”,有時也被媒體評價成“學生時期拍藝術片出身”,但不是享受標籤帶來的光環,他頭一句也是類似的自我辯白:“我從來沒覺得我是商業片導演或藝術片導演。”


他認真地想理清概念的內涵和分野,藉助面對媒體的言說,試圖打破一些標籤的桎梏。這認真勁與他電影裡的現實關懷一脈相承,無論是取材於真實故事、口碑票房雙豐收的《滾蛋吧!腫瘤君》,或是愛情片《第一次》,還是講述人性慾望賭博場的《動物世界》,甚至是作為新人導演的稚嫩之作《天那邊》,故事或溫情浪漫或現實殘酷,基底其實是相似的對死與生的思考。拍電影花費太多資源了,人、錢、物、時間,“付出那麼多,如果對這個世界毫無影響,不明白它的意義何在呢?”


《第一次》 



工業化流程,是各司其職


韓延自己也曾在認知誤區裡走過許多路。比如,直到從業六年後,他才逐漸開始體會到,何謂電影製作的工業化流程。


他常慶幸自己經歷了最後的膠片時代,一個試錯成本遠遠高於如今數碼攝影的年代。錯得自己試出來才體會得到痛,就像他至今記得,當年剛畢業時,何以因為畫面虛焦不得不重拍一整天的素材。拍膠片時,由於看不到實時鏡頭畫面,跟焦員得完全憑經驗判斷,把人物的走位預先設計並標記好。初出茅廬的韓延和攝影師想當然地用了最簡單粗糙的定位方法——樹枝。無論是因為風、不經意的踢或任何原因讓樹枝偏離了位置,教訓都顯而易見:他們應該拿膠帶把定位物固定下來。


“我們在學校裡學的只是如何自我表達,沒有學如何用工業化或者說更加標準的流程去做一部電影,避免所有的技術問題。”在韓延2002到2006年的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學生時代,拍片是小作坊式的工作流程。畢業後很長一段時間裡, 他的拍片期表還是大綱式的,只大概安排“今天要拍完哪三場戲”——直到《第一次》的拍攝。


對他而言,這部電影才是他導演生涯的分水嶺。那是他第一次與香港電影製作團隊合作,紮紮實實地不適應了一把:香港團隊給出的拍片計劃,精確到分鐘,嚴格執行,連幾點幾分到幾點幾分吃飯都要規劃得清清楚楚。每項環節快到時間前,都有人提醒韓延:“導演,差不多到時間了,你看還有沒有要拍的?如果繼續拍,可能今天計劃就完不成了,簽約演員的時間也是卡死的……”


韓延最開始也不能理解。按以往的習慣,如果哪場戲達不到想象或要求,他是要不計時間成本地逼戲逼情緒的,就像許多導演常使的法子,“折磨演員到崩潰”。但後來,他發現自己大多數時候無非是反反覆覆皺著眉頭:“感覺不太對,你再演一遍我看看。”


這樣的導戲方式逐漸讓他感到無力和不滿,也顯然沒法配合香港團隊精確的時間規劃表。有段時間,他有意識地找資料、重讀幾派不同的表演理論書、向國外電影從業者瞭解他們的表演訓練。在學院主流的斯坦尼體系“體驗派”表演和布萊希特的“表現派”之外,他從一篇報道中瞭解到“方法派”——通過精密方法對錶演進行訓練,而非過度強調“真聽、真看、真感受”。當然,這與當代電影生產越來越多地運用特效製作也有關係:“比如超人、鋼鐵俠等等超級英雄,你說你怎麼體驗?很多時候演員就是對著一塊綠幕,對手也是後期製作的,他怎麼真聽真看真感受?”


由模糊到明確,他慢慢轉變自己的導戲方式。曾經有場戲,他需要女演員敲門時在不穩定的氣息中說一段臺詞,可怎麼拍都不對。迅速調整思路後,他告訴演員:“你先出去跑50米,跑完後你在外面喊一聲,我直接開機。”


戲本身和跑步情境並無關係,但韓延確實通過這種方式抓到了他想要的“有點緊張有點著急”的情緒。拍《動物世界》時,這也是他和李易峰說得最多的,“你要靠想象力去意識到自己該怎麼演”,同時也傳達支撐這些想象力的技巧。韓延如今會提前設想好角色的造型感和氣質,告訴李易峰:“剛才整個表演都沒有問題,你就把頭低下去一點再演一遍,就全都對了。”


 《動物世界》


拍完《動物世界》後,韓延提及與奧斯卡影帝邁克爾·道格拉斯的合作時,反覆用的詞也是“非常職業”而非僅是“專業”。他記得,道格拉斯到片場後,第一件事就是根據導演的分鏡在場景裡走位,邊讀臺詞邊設計自己的動作。在道格拉斯走動的過程裡,韓延突然意識到一件事:其實道格拉斯並沒有考慮對手李易峰會怎麼演。“也就是說,在他的世界裡面,雖然李易峰演戲的時候會給他一些反應、可能會有一些變化,但他自己的人物造型、質感已經預設好了,那個預設是不會根據對手的反應而變的。”


走完一圈後,道格拉斯提出了一些調整建議,比如把抽屜擺得離自己近一點——營造坐在辦公桌前、伸手能夠控制一切的感覺。韓延能感覺到,道格拉斯腦中預設了這齣戲的上映版本,“作為一個演員,他考慮的不僅是演員該考慮的問題,還有機位攝影、背光、道具、服飾造型的各種問題。”


“道格拉斯演了一個生氣的場景,他並不是在那一刻體驗到了氣憤,可他演出來是對的,你感覺他比真生氣還生氣。”在韓延的理解中,這樣高度精密化的表演訓練是在好萊塢高度工業化過程中逐漸產生的,在許多拍攝實踐裡,體驗派和方法派可以結合得非常完美。比起大場面、特效、IP系列等所謂的好萊塢關鍵詞,這是韓延理解的工業化流程——它藏在電影製作每一環的縝密與高效裡。



“我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個觀眾”


2006年6月,甯浩《瘋狂的石頭》在中國電影票房市場激起千層浪。小成本商業電影,當時名不見經傳的年輕導演,沒有亮點的演員陣容,在缺失所有抓人眼球賣點的情況下,單憑影片內容本身,不斷刷新著當時的國內票房紀錄。


彼時,韓延剛從中央戲劇學院畢業、以新人身份踏入導演界,身上的光環是“畢業短片《套子》入選戛納電影節展映單元”。那時,對於拍攝題材他不太刻意選擇,自己有話想說是最主要的標準,他在意自己的表達甚於考慮大眾的偏好。


那年夏天,《瘋狂的石頭》的瘋狂票房,不可避免地成為了青年導演中間的話題。在這樣的討論中,韓延突然意識到:“我們原來有個誤區,總感覺好像我們還有時間,可以先不用管市場就做一點自己想做的電影,再等幾年修煉修煉,好像市場是由那幾位大導演來負責的。”


但《瘋狂的石頭》的成功,像是鼓勵,又像是當頭棒喝:有青年導演已經可以在市場上做到好成績了,自己其實應該也可以試著去做一下吧?


在中央戲劇學院老師何可可的觀察裡,和以藝術電影作為目標的年輕導演不同,韓延從一開始就不排斥商業和藝術的關係,準確地說,韓延對這種所謂的界限並不在乎,也表現出了將它們融為一爐的能力。“這種導演意識和審美傾向,讓他會下功夫對類型電影進行深入的研究,不懼怕或排斥,有意識地練習。他是有可能成為下一個陳凱歌或張藝謀式的大導演的。” 何可可毫不吝嗇自己對韓延的誇讚,他篤定地認為,這是他在中戲執教多年來遇到的最有潛力的年輕人之一。


韓延的想法其實更樸素:他只是想拍自己也覺得好看的電影。拋開所有學院派的訓練,他覺得自己是個再普通不過的觀眾,喜歡《天堂電影院》,喜歡《海上鋼琴師》,在所有人會笑的段落髮笑,在所有人都會哭的段落比一般人哭得更慘。


當然,讓學院派出身的導演剝離學院派視角,這件事比想象中更難。韓延從初中起訂閱各種各樣的電影雜誌,耳濡目染之下,太瞭解電影批評者會從怎樣的角度、用怎樣的專業口吻解讀影片,以至於大學有一段時間,拍片時他必須有意識地強迫自己忘記那些聲音。職業病韓延也有:在電影院大銀幕上看到讓自己內心一動的畫面時,第一反應是想按暫停,拖回進度條一幀一幀放慢重看,琢磨產生這種感受的技術由來。


“記住自己作為普通觀眾的第一感覺。”韓延反覆強調。他知道,在同一部電影看過多遍後還是會感動自己的情節裡,一定也有某些密碼;閱片量積累到一定程度後,依然能引發觸動的鏡頭一定有其特別之處。《動物世界》裡,特效團隊WETA給韓延的一組蒙太奇鏡頭取了一個名字,叫“呼哈鏡頭”。這組生拍的蒙太奇鏡頭被用在表現主人公鄭開司隨時隨地墜入異世界的狀態下,通過鏡頭的拉近放大、慢速定格等一系列拼接,雖然毫無特效,卻足以造出癲狂或暈眩的視效。實際上,這組蒙太奇是韓延從一部手機拍攝的風光片中得到的靈感——他記住了觀片時那種眩暈感、衝擊力和“有病”的感覺。然後,他把風光片的導演請到了劇組,偷師後發現實際運鏡困難,甚至還為此研發了一堆設備——說起來,研發拍攝設備的過程也和工業化製作流程息息相關。


韓延相信連接他和觀眾的是人類共通的感官本能。對鏡頭運動的感受,對顏色的感受……每個人的偏好,最終形成了千差萬別的風格和態度:


“就像有些導演喜歡用長鏡頭一樣,你說他為什麼用長鏡頭?這可能沒有在他的認知範圍內,他可能覺得電影就是對物理世界的還原,這是他的態度和創作。那我的態度,就是把一瞬間的東西全部剪碎,把所有細節放大,有宏觀有微觀。這就是我對這個世界的認知、感知,然後我用一個適合的視聽體系,把這種感知傳達出來。”



看見觀眾


但真正培養市場意識這件事,還要說回《第一次》。


籌拍《第一次》前,韓延正經歷著兩三年的低谷。電影上映不順、前公司解約等一系列鬧心事集中爆發,不得已時,他只能靠接拍廣告和電視劇謀生。何可可沒有聽他提起過自己的電視劇:“可能也不好意思給我看吧。”


直到安樂影業總裁、製片人江志強找到韓延,韓延的導演路終於開始柳暗花明。2007年,曾志偉找到兩岸三地的三位青年導演,各自拍一部青春片《九降風》的不同版本,當時在內地選定的便是韓延。儘管由於種種原因未能上映,但時隔幾年後,江志強偶然看到這部內地版“九降風”《攤開你的地圖》,主動聯繫韓延,問他,有沒有想拍的片子?


當時《第一次》的劇本初稿剛剛完工,樣子與如今的電影呈現大相徑庭:初稿劇情主線是地下搖滾樂的故事,場景基調真實、骯髒、混亂。江志強看了,說要修改,給出很多市場化的建議。韓延至今記得:“當時江老闆問我,你想用哪些歌?我就把歌單發給他,全是一些搖滾樂隊的歌。然後他說,觀眾在電影院聽到這樣的歌,會覺得很吵。後來我就明白,他一直在教給我什麼叫市場電影。你必須嘗試讓更多的人接受。”


最開始他當然也有屬於創作者的不服氣,但後來在一次次實踐中發現,江志強是對的。他意識到自己過去的問題是過於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自說自話,包括一時興起自費拍攝的幾部實驗短片——那充其量是日記,是情緒的過分宣洩,他並不引以為傲,更無意標榜為藝術追求。他現在會自己問自己,觀眾為什麼會對你這個故事感興趣?


《第一次》初稿裡那個搖滾樂的故事,現在想來,他曾以為是真實殘酷的底層物語的東西,其實虛假又空洞。“你身邊有人過那樣頹廢、混亂的生活嗎?我身邊都沒有。這種生活離觀眾太遠了,誰關心這個故事?他們會想,和我有什麼關係呢?”


在江志強的建議下,《第一次》的主線情節由搖滾改成了愛情。後來跑路演時,韓延第一次真正“看見”了觀眾,有意思的是,觀眾的反饋,幾乎恰恰是和他的預想相反的。“我才發現,我在故事裡面藏了很多點,觀眾根本看不出來。反而是像紅氣球、紅塑料袋那些空鏡頭,我不希望觀眾發現,但觀眾都注意到了也很好奇。我就在考慮,這就如同你生產了一個產品,非常得意某一個隱藏的功能,但你得把這個東西卸載、完全拆開後才能發現。我後來反思,是不是還是應該稍微站在觀眾立場上去表達?”


他承認自己至少目前是一個“很在乎觀眾怎麼看”的導演。再後來拍《滾蛋吧!腫瘤君》,他有意識地讓影片在各方面都更容易被理解。比如主創會上,他要求打光不要找範例:“就按照環境原創,因為我希望熊頓的故事是看起來沒有距離感的,感覺是我生活裡邊就能見到這麼個環境。”


《滾蛋吧!腫瘤君》



“我守住了我信的道”


韓延那些不願被發現的自我,大概藏在他習慣的蒙太奇鏡頭組合裡,藏在《滾蛋吧!腫瘤君》幾經刪減仍捨不得剪掉的紅氣球和紅塑料袋畫面裡,藏在《動物世界》裡憤怒癲狂、伸張正義的小丑內心,藏在像引線的針一般穿插在《動物世界》頭尾的《玫瑰人生(La Vie en Rose)》口哨聲裡。


“你們信不信,我是在座幾位裡打110最多的。我生活中就是《動物世界》裡的鄭開司,愛管閒事,大暖男。”頭天5點方睡、第二天連續接受六七家媒體採訪的韓延不斷地用力眨巴著眼睛,但說到這件事時,突然坐直了身體前傾,指了指屋內的眾人,換上當仁不讓的口氣。


打110倒不是什麼大事,但都是為了素不相識的陌生人,比如看到醉酒者倒在了鐵軌上,坐輪椅的老太太側翻在馬路邊沒人敢扶……一次報警後,他半小時內接到了二三十個電話,全是附近片區的不同派出所詢問事件地點,他只好口乾舌燥地把同樣的話重複了二三十遍。


韓延憤青過,這種狀態甚至持續到大學畢業後的好幾年裡。雖然如今還會對時事新聞發表看法,但當年那些口誅筆伐、發洩對社會不公的憤懣的博客文章已被他悉數刪掉,最矛盾憤怒的時期已經過去,他感覺自己“好像漸漸找到了市場和自我的平衡”。


“我後來意識到這個問題,我光憤怒沒有意義,對這個世界不會有任何影響。我根本不懂這個世界是什麼樣,按我說那樣可能會更糟。那時候不太懂,視野不夠開闊,思考也沒有,真的。很多思考都是形而上,完全是虛的,從邏輯裡面在想,陷入怪圈裡邊,後來發現與其花那麼多時間去思考形而上的,不如稍微花點時間做點實際的事。”


正如《動物世界》這場賭博遊戲的人性博弈裡,儘管主人公曆經種種欺騙與背叛,韓延還是為他選擇了一個充滿希望的結局——動物慾望充斥場內,但屬於人類的文明和秩序終究迴歸。雖然改編自日本漫畫福本伸行的《賭博默示錄》,但韓延確實語重心長地說:“我深深地認為,這個世界之所以到現在還是有秩序而不是混亂的,在人類文明發展到今天,絕大部分人,我們還是享受到了文明的光輝。”


但這種憤怒存在過,就如鄭開司在遭遇挫折和情緒失控時瞬變小丑。他常想,我該出世地活著還是入世地活著?他看叔本華,思考虛無主義,看卡夫卡,深以為一切終指向虛無,卻又忍不住熱烈而積極地投身當下。


《動物世界》的開始和結尾,是同一個場景:電視裡放著小丑的片段,小丑一路邊衝邊打,說著宣言般的總結陳詞:“該打的仗我已經打完了,該走的路我也走到了盡頭。我守住了我信的道。”


畫外,口哨聲又響起來。調子是溫柔的《玫瑰人生》,卻被口哨吹出幾分神祕與顫慄。


首尾迴環。是宿命,又是一個輪迴。


(感謝何可可、何一禾對本文的幫助,實習記者李艾霖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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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週刊第557期

文 / 本刊記者 邱苑婷 發自上海

編輯 / 翁倩 rwzkstar@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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