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蘭貝格 | 科技成癮,科技巨頭是福是禍?

智選堂2018-10-19 01:06:37

越來越多的技術專家、企業股東與學者聯合起來,敦促承擔起預防科技成癮症的責任。硅谷先驅們是否終於意識到其數字化驅動的夢想也給社會帶來了?如何解決此問題?羅蘭貝格《思與行》雜誌帶您進行深入瞭解。


2018年3月,加利福尼亞的蘋果公司新總部附近,四名曾在知名科技公司實習過的斯坦福大學計算機系學生揮舞著標語,分發著傳單。作為這個斯坦福學生反成癮設備組織(SSAAD)的共同創始人,桑傑·坎南(Sanjay Kannan)表示希望以此喚起人們關注日益嚴重的數字化科技產品成癮症問題。


“設備製造商,特別是開發商,有責任解決易成癮技術的問題。我們這次選擇來到蘋果公司是因為他們引領潮流,備受關注,最適合對此採取一些防範措施。”


事實上,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重新審視無處不在的電子設備、應用程序、服務與大型社交媒體平臺。對人類而言,數字設備與技術的作用究竟是什麼?開發者可以且應該做些什麼?


很多證據表明,硅谷的產品對個人、家庭與社會都帶來了負面影響,硅谷終於開始重新思考其發明,科技產業也開始解決安全、自律等問題。


雖然“科技成癮“等類似詞彙還未正式進入醫學詞典,但一些應用程序、遊戲和平臺希望最大程度地佔用人們的時間,負面影響也愈發突出。


Common Sense Media是舊金山的一家倡議團體,研究並宣傳家庭對媒體的健康使用。該組織對外事務副總裁科爾比·辛特爾(Colby Zintl)指出,一些新研究表明,雖然還無法從醫學診斷的角度來定義科技成癮症,但可以肯定地說,很多兒童與成年人都會對電子設備上癮。


前谷歌和Facebook程序員發起了人道技術中心(CHT),並得到不少業界名人的支持。該組織認為,技術正在綁架我們的思想與社會,智能手機與應用程序對人們的生理與心理有害。

 

還有人擔心技術會影響人們的思考方式。iPod之父託尼·法戴爾(Tony Fadell)曾說,蘋果手錶、谷歌手機、Facebook、推特都已非常擅長於讓人們不停點擊屏幕,不停地刺激多巴胺(大腦中一般與成癮和愉悅有關的神經遞質分子)。美國金融家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也在今年的世界經濟論壇上稱科技公司“故意設計能夠成癮的服務”。


長期以來,技術圈內人一直有種責任感。 “一個住在硅谷的人,每天起床去上班時都會認為自己讓這個世界變得更美好。” CHT聯合創始人阿扎·拉斯金(Aza Raskin)說。但2014年,出現了一個關鍵轉折。


2014年,谷歌設計倫理學家特里斯坦·哈里斯(Tristan Harris)在公司內部進行了一次備受關注的演講,指出谷歌對超過20億人擁有巨大的影響力,並批評其對人類的控制力。

 

在近期的谷歌開發者大會上,首席執行官桑達爾·皮查伊(Sundar Pichai)承認其業務出現一些偏差,表示希望幫助用戶瞭解自己的使用習慣。但同時,大量新功能也在更深入地入侵用戶的私生活。


谷歌等科技巨頭也意識到,華爾街已經開始注意到數字依賴與科技公司未來的收入、利潤和估值之間的聯繫。今年1月,總部位於紐約的對衝基金Jana Partners與加州教師退休系統一起向蘋果公司發了一封公開信,呼籲其為父母提供更多的選擇與工具,幫助他們確保年輕消費者以最佳方式使用蘋果產品。


關於數字設備和服務對人們生活的影響,研究表明,首先,設備會給兒童、青少年和家庭帶來衝突和緊張。Common Sense Media針對兒童的調查顯示,近一半的受訪者對手機上癮,四分之三的家庭表示這些設備曾引發家庭矛盾。


根據2015年就相關問題的67項學術研究總結,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對學齡兒童和青少年的睡眠時間和質量產生了顯著的負面影響。Facebook或Snapchat成癮是否真的能與可卡因或賭博的危害相提並論,目前還尚待商榷,但研究表明,在人們是否能夠控制衝動與抑制使用方面,二者引發的大腦活動似乎與其他成癮機制相似。


聖地亞哥州立大學心理學家簡·騰格(Jean Twenge)將瀏覽新媒體的時間與青少年(尤其是女性)的抑鬱症和自殺率聯繫起來,結論則更為悲觀。美國青少年每天平均花7個小時使用電子設備,這是以犧牲與他人互動為代價的。


如何改變這種情況?首先,消費者應採取一些簡單措施來減輕科技成癮症的最壞影響。


其次,從道德義務的角度來說,企業一開始就要自律,思考如何提高產品的安全性,減輕上癮的風險。CHT的拉斯金說道,有些企業仍在否認其財富的來源,以及其產品對社會造成的割裂,但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了此問題。


第三是監管問題。Common Sense的辛特爾用已被廣泛接受的汽車安全強制升級做類比,並指出,科技公司現在仍可以說是完全不受監管。


也有專家進一步提出應推動系統性變革。若問題的根源在於科技公司的商業模式是建立在追蹤與操縱用戶行為、並將其轉化為廣告收入,那麼,監管必須迫使其改變運營與盈利模式。


技術觀察家安德魯·基恩(Andrew Keen)曾指出,硅谷的商業模式是免費贈送產品並把用戶變成商品。人們需要利用教育與監管等常識性工具進行反擊,並將人類的價值觀與技術結合起來。


總而言之,硅谷已經意識到了問題。首先,通過讓用戶點擊頁面上的“同意”選項來提高自身的認知與警惕性。其次,大型科技企業會在一些框架下接受政府監管,並開展自律。此外,具有更完善價值觀的新公司將成為新興競爭中的黑馬,他們不僅關注機器與個人之間的互動,還關注機器與社會整體的互動,並最終獲得經濟上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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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來源:羅蘭貝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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