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所藏孤本明宣宗《御製外戚事鑑》考略

古籍2018-10-21 17:45:52

日本出版《跨越時空之旅的五十本圖書》,收錄五十部


館藏珍本圖書的書影。①東洋文庫乃日本著名圖書館,藏書甚豐,珍稀本圖書亦為數不少,能入選此書者皆優中選優,真可謂稀世珍本。其中有一部明《御製事鑑》得以收錄,此書今可謂天下孤本。此書乃明宣宗為鞏固皇權、統馭外戚,而命大臣楊榮編撰而成,故冠以“御製”之名。與其同時編纂成書的還有《御製歷代臣鑑》。隨後中國眾多史書,如焦竑《國史經籍志》、夏燮《明通鑑》、清官修《明史》等均將兩書相提並論。然而,時過境遷,《御製歷代臣鑑》流傳至今,《御製外戚事鑑》在中國則已不存,其餘海外圖書館亦未見收藏,唯東洋文庫尚存一部,成為天下孤本,且這部書是宣宗年間修成的初刻本,更顯珍貴。②當今海內外學術界對其知之甚少,未見有專門的探討。③本文試就其編纂動機略加探究,從中或可窺見明代政治與學術的互動情況。同時,對於該書的版本演變,亦加分析;另外,以日本所藏初刻本為例,對其內容進行探討,為我們瞭解明清官方纂史,提供一個案例。


一、宣德初年《御製外戚事鑑》纂修背景與動機


明朝開國後,朱元璋鑑於歷史教訓,嚴禁後宮干政,也慎用外戚為官。《明史·外戚傳》開篇即說:“明太祖立國,家法嚴。史臣稱后妃居宮中,不預一發之政。外戚循理謹度,無敢恃寵以病民,漢、唐以來所不及。而高(馬皇后)、文(徐皇后)二後賢明,抑遠外氏。”④成祖奪位後,依然沿襲舊制,採取抑制外戚之策。但因為成祖以“靖難”起家,大量起用“靖難”功臣,故使一些外戚因功得以位列朝班,如宣宗母舅張昶晉升錦衣衛指揮使,其弟張升被擢為府軍衛指揮僉事,掌握了部分兵權,故而朝中外戚勢力增重,其中,不乏恃寵跋扈,甚至為非作歹者。為維護祖制,整肅朝綱,成祖曾訓示外戚曰:“戚畹最當守法,否則罪倍常人。”⑤並敕修《外戚傳》三卷,“葺漢以後善惡可為法戒者,御製序”,⑥加強對外戚的控制。


1425年,宣宗朱瞻基繼位,其生母張太后助其理政。《明史》載:“宣德初,軍國大議多稟聽(太后)裁決。”⑦張太后久居深宮,政治經驗豐富,在朝中有較高威望。在她的幫助下,宣宗很快熟悉了政務。但太后預政,有悖離祖制之嫌,也助長了外戚擅權的風險。宣宗對張氏一族心存疑慮。所幸張太后一向謹言慎行,且常勸導兄長勿涉朝政。有鑑於此,宣宗也無意激化矛盾,但在即位之初,仍指令楊榮總纂《歷代臣鑑》和《外戚事鑑》,既對權臣以加警示,又對外戚予以警誡。



黃佐《翰林記》載:“宣德元年正月乙卯,敕修《歷代臣鑑》、《外戚事鑑》,皆命大學士楊榮總之。且諭榮以書館中編纂及繕寫官,有不遵約束者,悉聽稽督責罰,敢有違越者,具聞黜之。榮處之適當,人皆悅服。”⑧楊榮(1371-1440),本名子榮,字勉仁,福建建安人。建文二年(1400)進士,後任翰林院編修。永樂年間,曾出任內閣首輔,多次隨駕出征蒙古。成祖崩於漠北後,楊榮助仁宗順利繼位,因功晉升為太子少傅、謹身殿大學士兼工部尚書。宣宗朝,又為平定漢王朱高煦叛亂,從安南撤兵等出謀劃策,深得皇帝器重。作為三朝元老,長期的宦海沉浮,使楊榮達到了君主不疑、同僚不妒的境界。他曾與人言:“事君有體,進諫有方,以悻直取禍,吾不為也。”⑨楊榮熟知國朝典故,宣宗選定楊榮任主編,既是看重他的史才,更青睞於其善揣聖意,能充分領會其編纂意圖。楊榮也確實不負宣宗所望,廣泛蒐集歷代史書,將漢以來的權臣與外戚人物,按類編撰,善惡並書,以為鑑戒。僅耗時三個月,就編成了《歷代臣鑑》與《外戚事鑑》兩書。


編撰兩部書的意圖相同,體例也完全相同,將歷史上的權臣與外戚,都分為“善可為法”和“惡可為戒”兩類。“善可為法”,《歷代臣鑑》二十九卷、《外戚事鑑》三卷;“惡可為戒”者,《歷代臣鑑》八卷、《外戚事鑑》二卷。書成之後,宣宗特下訓諭:“朕惟治天下之道,必自親親始。至於文武之臣,亦欲同歸於善。然前世[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故於暇日,採輯前代近戚及文武群臣善惡之跡,與其所得之吉凶類為此書。用示法戒,其擇善而從,以保福祿於悠久。”⑩宣宗為兩書親撰序言,以明其意。其於《歷代臣鑑》序中,要求朝中文武效法古代賢臣,“率皆秉仁循義,心夫天理之公。視民如子,憂國如家,後之為臣”(11)。宣宗對皇親貴戚也提出了同樣的要求,《外戚事鑑》序曰:


朕惟帝王之仁,始於親親。稽古唐堯,協和萬邦,必先九族。蓋由內達外,篤近舉遠,致理之大經也。夫居天下之上,統天下之眾,凡覆載之內,皆欲使安其生、足其養,樂利於悠久,矧夫至親近屬者哉。人之行,必在於善,雖人品不齊,而無不可與為善者。蓋善具於心,非有待乎外,惟所稟與習不同,而後有漉於不善者焉。古聖人為世道生民之計,設為之教,使必由於善為善,斯合乎天道。故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考諸既往,可鑑已。朕祗嗣祖宗大位,為生民主,夙夜惓切,圖與天下共樂太平之福,而必自親者始。嘗以謂:引之於福者,曷如開之於道為有本也;喻之以言者,曷如質之於事為有徵也。間採漢以下歷代戚里之臣,其善恙之適並其終所得吉凶,舉其大略而類別之,得七十九人,名《外戚事鑑》,皇親各賜一本。昔孔子刪商周以下之詩三百篇,垂教後世。其詩善惡悉具,說者蓋謂:其善,可以感友善心:惡,可以懲創逸志,皆有資益乎已也。凡今戚里之家,誠能究閱是編,擇善而從,心體力行,由是遠而博求古聖人之教,近而奉守我祖宗之法,敬慎弗渝,將德譽益興,寵祿無斁,國家有惇睦之羙,君臣相與,共享富貴於無窮焉。(12)


由上可知:宣宗視“親親”為帝王之術的基礎,把“善”當作評判外戚的最高道德標準。此書收錄漢代以來外戚七十九人,善惡並書,因為“其善,可以感發善心;惡,可以懲創逸志”,希望“今戚里之家,誠能究閱是編,擇善而從,心體力行”,故而“皇親各賜一本”。目的旨在於“勸善”,而非一味“戒惡”。宣宗希望外戚們以史為鑑,進而能“用示法戒,其擇善而從,以保福祿於悠久。”最終實現君臣和睦,共同維護明王朝的江山。


可見,此書乃是宣宗在外戚勢力有所擡頭的形勢下,為了維護祖制、抑制外戚而編的。對於震懾外戚,確也能起到一定作用。



二、《御製外威事鑑》的版本流傳


宣德元年(1426)四月,此書初成之時,全書五卷,一函二冊,“皇親各賜一本”,可見,當時得以刊刻。《明史·藝文志》(13)、《千頃堂書目》對此書皆有載錄,《千頃堂書目》載曰:“《外戚事鑑》五卷,採漢以下歷代戚里之臣,其善惡之跡並其終所得吉凶,舉其大略而類別之,得七十九人,宣德元年四月書成,皇親各賜一本。”(14)其記載與《宣宗實錄》相符。今人張秀民《中國印刷史》載,《御製外戚事鑑》、《歷代臣鑑》兩書初刻本均由司禮監製成。(15)不過,明人周弘祖的《古今書刻》,成書於萬曆年間,是研究明代圖書刊刻情況的重要資料,此書載《歷代臣鑑》有初刻本,由內府監製,卻對《御製外戚事鑑》隻字未提。(16)今人所編《明代版刻綜錄》,收錄明刻本八千多種,包括內府監製的《歷代臣鑑》,但未收錄《御製外戚事鑑》。(17)或許因發行量小,而所藏之家,最初之時,皆是外戚之室,一般官宦家庭與士人很難看到,因而就流傳不廣,嘉靖年間,此書已是罕見。當時的藏書家晁瑮(1511-1575)設法搜求,也只找到下半冊。(18)浙江範懋柱家天一閣所藏《外戚事鑑》,只有二卷鈔本,亦非初刻本。


事實上,《御製外戚事鑑》編成後,內閣有少量收藏,之後幾乎無人關注此書。弘治五年(1492),時任禮部尚書的丘浚發現內閣藏有眾多珍稀書籍,民間幾乎不存,而這些書又損毀嚴重。於是,他上《訪求遺書疏》,其中特別提及了《外戚事鑑》諸書:


今編類在內閣書目者,有《御注洪範》、《御注尚書》、《御注道德經》、《文華寶鑑》、《昭鑑錄》、《外戚事鑑》、《存心錄》、《精誠錄》、《省躬錄》、《志戒錄》、《永鑑錄》、《忠義錄》、《為政要錄》、《彰善癉惡錄》、《武臣鑑戒》、《醒貪簡要錄》、《務農技藝簡要錄》、《女戒》、《務本之訓》等書,是皆我聖祖精神之所運,心畫之所形,手澤之所沾溉者也。存之足以範百王,垂之足以鑑萬代。其間雖或有成於眾手,何者不本於聖心……臣請敕內閣大臣督領翰林官屬,將祕閣所藏已成編卷者,逐一校對無差,雕印頒行。若其辭語近質不可行遠,卷帙浩繁難以盡布,請如洪武六年翰林學士詹同、宋濂等纂集日曆以為《寶訓》事例,仿唐人《貞觀政要》體制,將前項書籍撮其旨要,舉其宏綱,分門別類以成一書,命工刻梓,頒佈天下,垂憲後世。(19)


孝宗採納了他的建議,《(御製)外戚事鑑》等書遂得以重新刊刻。不過,此次重刻,是原版照刻,還是有所刪節,不得而知。萬曆年間,太監劉若愚著有《酌中志》,內有一卷《內板經書紀略》,開列了一份宮中保存的內府刻書目錄。《御製外戚事鑑》亦在其中,但注錄其為一冊,共六十八頁。劉若愚選取書目的原則是“除古本、抄本、雜書不能開遍外,按現今有板者譜列於後”。(20)可見,這部《御製外戚事鑑》並非宣德初刻本,而是一種新刻本,劉若愚所見或許就是弘治刻本。


崇禎十一年(1639)八月,“時外戚張春等誑財虐民、厚徵子錢、奪人田宅子女”,崇禎帝為此敕戒嘉定伯周奎、左都督田弘遇、右都督袁佑務及外戚郭振明等人,並特別提及《外戚事鑑》一書,曰:


爾輩姻聯帝室,祿享天糈,唯有厚德養儉,以保身名。乃或蔑棄禮法,凌虐黎庶;人怨天怒,上幹國法。即捫心自悔,嗟何及矣!我宣宗章皇帝《外戚事鑑》分別善惡,各有報驗,足示勸戒。特賜省覽,其共勖之。(21)


崇禎皇帝有鑑於外戚多有為非作歹、不守國法者,遂給在場諸人頒賜此書,以加勸誡。此處所提“特賜省覽”,但並未提及是否重刊,或許是用內府所藏舊版之書。但因為此書針對性強,自初刻本以來,大體上皆是朝廷賜給外戚之家,外界較難見到,因而流傳不廣。外戚對此書也未必重視,或許內心有所反感甚至討厭,亦未可知,故而,極易散佚。加上明末兵荒馬亂,勳戚之家多被殺戮,此書大多被毀。到清乾隆年間,編纂《四庫全書》時,《御製外戚事鑑》已難尋覓,而所用的只是天一閣所獻的兩卷殘本。(22)


依現有史料來看,《御製外戚事鑑》所見版本主要有以下幾種:第一種為初刻本,《明史·藝文志》、《千頃堂書目》皆載錄為五卷本。錢謙益《絳雲樓書目》亦載錄此版本。(23)可惜順治七年(1650),絳雲樓失火,此本已化為灰燼。在《四庫全書》開編前,已無法找到此版本,只是用了天一閣所獻之二卷鈔本,可見,當時已經散佚。


第二種為一卷本,陳弟(1541-1617)《世善堂藏書目錄》有載錄。其曰:“《外戚事鑑》一卷,宣德御撰。”(24)陳弟是萬曆年間的旅行家、藏書家,一生遊歷四方收蒐購圖書。但他的介紹甚簡略,亦未談及其是何版本。乾隆初期,世善堂藏書逐漸散佚,此本亦不知所終,無從考證。


第三種為二卷鈔本,浙江天一閣曾藏有一部(25)。《四庫全書》編撰之時,向天一閣徵收藏書。也許是意識到了該本的珍貴,直到清廷第五次催繳,天一閣才遲遲進呈此書(26)。《四庫全書總目》介紹道:


《外戚事鑑》二卷(浙江範懋柱家天一閣藏本),不著撰人名氏。《千頃堂書目》有明宣宗《御製外戚事鑑》五卷。於漢以下歷代戚里之臣,舉其善惡之跡,並其終所得吉凶,類而列之,得七十九人。宣德元年四月書成,皇親各賜一本。此本所載,大略相符,然所列止五十六人,而書亦只二卷。殆後人有竄改合併,非其原書矣。(27)


由此可知,此鈔本所載人物有所減少。鑑於《御製外戚事鑑》的內容多抄自前代史書,且天一閣藏本經後人刪改,已非原本,四庫館臣對此本評價不高,認為只是“竄改合併”之作。《四庫全書凡例》對這類著作的處理方式作了規定:“至於尋常著述,未越群流,雖咎譽之鹹無,究流傳之已久,準諸家著錄之例,亦並存其目,以備考核。”(28)《御製外戚事鑑》遂入存目類。《四庫全書》編纂完成後,清廷未歸還天一閣藏書,此鈔本隨後不知所蹤。不過,近代學者(1872-1950)在《藏園群書經眼錄》載錄過兩卷本,曰:


《外戚事鑑》上下卷,舊寫本(29),九行二十字。上卷善可為法者,自漢迄宋凡三十人,下卷惡可為戒者,自漢迄元凡二十六人。首鈐“汪魚亭藏閱書”朱文印,則乾嘉時寫本也。又孫星華、吳重熹二家藏印。(吳仲懌藏書,甲戌十月見。)(30)


根據傅增湘的記載,此本分兩卷,共收錄五十六人的傳記,與天一閣藏本相同,但是否即天一閣所獻之本,則不敢斷定,但兩者源自同一底本,則是毫無疑問的。根據卷首“汪魚亭藏閱書”的印章,傅增湘判斷其出現於乾嘉時期,並曾為汪憲的振綺堂所藏。汪憲(1721-1771),字千陂,號魚亭,乾隆十年(1745)進士,官至刑部主事。平生以蓄書為樂。汪憲去世後第二年(1772),清廷開始編纂《四庫全書》。其子汪汝瑮進呈了大量藏書,但《四庫全書總目》中未提及此版本,可見並未進呈此書。隨著家道中落,咸豐十年(1860)左右,振綺堂藏書開始散佚。《外戚事鑑》也未能倖免,幾經周折,最終被吳重熹收藏。吳重熹(1838-1918),字仲懌,一字仲飴,號石蓮,山東無棣人。同治元年(1862)舉人,曾官至北洋通商大臣。其父吳式芬是著名的金石收藏家。吳重熹受家風影響,自小酷愛書籍。辛亥革命後,他寓居天津,並移藏書於此。但晚年因生活拮据,被迫賣書自活。倫明(1875-1944)目睹了吳家藏書最終散失的場景:“(吳重熹)侍郎歿於辛亥(當為戊午年,疑原文有誤)後,遺書漸散,至去歲(1934)九、十月間,出尤亟,日見打鼓販趨其門。最後,山澗口書販李子珍,以千二百金全有之,載數十車。”(31)傅增湘恰是於1934年(甲戌)十月,在吳家見到《御製外戚事鑑》的,但他沒有購買(32)。該本去向亦成迷。


從以上所述之三種版本,除初刻本外,其餘兩種版本皆是鈔本。而我們在上文討論此書在明朝的流傳情況時提到,弘治年間丘浚請求刊刻,崇禎年間重新頒賜給外戚,此書都有可能被刊刻,但是卻沒有直接史料說明其版本情況。此書主要是朝廷頒賜給外戚,外間甚少流傳,這樣也就限制了其後來的流佈。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至今為止有關中國古籍善本最全的目錄書《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未見載錄此書。在其他圖書館中,亦不見蹤影。1994年影印《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亦未能收錄此書,如果此書尚存,而不收錄其中,這樣的情況是不可能的。可見,此書在中國已經佚失,應無疑義。


三、東洋文庫藏《御製外戚事鑑》概況


東洋文庫藏《御製外戚事鑑》,共五卷,分兩冊,線裝。書中無任何藏書印,對其流傳狀況暫時無從考釋,對其如何流傳到日本東洋文庫,也只能待考。此書所用紙張為明初常用白棉紙,個別頁面因損毀嚴重附有襯紙,書品較舊。書皮左上角豎寫有“御製外戚事鑑”六個大字。開卷首頁為宣宗御撰《序言》。正文處,四周雙邊,白口,無魚尾、書耳,版心處亦無其他文字與標識。正文文字工整,墨跡如新,全文無墨丁,且附有彩圖,十分精美。關於此書版本,東洋文庫的宣傳網頁上記為:“明宣德元年鈔本”。(33)但並不正確,實際上,這就是宣德元年的初刻本。從內容佈局上看,此書以朝代為順序,選取典型人物入傳,這與《歷代臣鑑》完全相同,此書選取的入傳人物,也與《歷代臣鑑》多有重複,如衛青傳、霍去病傳、田蚡傳等。另外,對比湖南圖書館藏《歷代臣鑑》宣德元年內府刻本,可發現兩書的字體、版式都非常相似。(34)況且此書完全是明代內府所刻“制書”樣式,故而是刻本而非鈔本。另考察書中內容,可發現兩個重要細節,一是書中記有成書時間,為“宣德元年四月□日”,與《明宣宗實錄》所載一致。(35)另外,書中有作工精細的彩圖,敘述每個人物事蹟之後,必定有一張彩圖,形象地再現出相關的故事內容,圖文並茂,圖畫十分精美。這在古代並不多見,在某種程度上增加了重刻的難度。綜上可知,東洋文庫藏本就是宣德元年之初刻本。


此本分為“善可為法者”和“惡可為戒者”兩大部分,共收錄漢至元外戚傳記七十九篇。一般一人一傳,個別有附傳,各傳行款疏密不一,以半葉九行二十字為主,亦有十八字、二十一字的情況。篇幅也大相徑庭,多則近千字,少則不足百字。《御製外戚事鑑》入傳外戚的特點:


其一、此書乃收錄從漢到元朝外戚,共79人。善惡同列,但以為善者居多。《御製外戚事鑑》收錄“善可為法者”共四十三人,比“為惡”者多七人,且內容更加翔實,所佔篇幅近全書三分之二。


其二、入傳外戚多為皇帝母族或妻族,尤以國舅數量最多,但帝婿數量較少。


其三、以武臣居多,且多為執掌中央、地方甚至禁中軍權的實力派。文官入傳雖少,卻多身居高位,其中不乏身居宰輔之位者。


作為一部官修史書,《御製外戚事鑑》在內容選擇上很謹慎。考察各傳的出處,可知均來源於《漢書》、《晉書》等歷代正史。為使外戚通過此書受到教育,取得預期的政治影響。楊榮等編纂人員,在入傳人物的篩選上煞費苦心,書中入傳外戚多為擔任武職的國舅,顯然是借古諷今,影射張氏兄弟。此外,對於入選的各傳,楊榮等人也並非從中隨意地搜句摘章,而是有選擇地進行剪裁。筆者試以書中《王愷傳》為例,分析其史料選用原則,其原文為:


王愷,文帝文明皇后之弟也,自少有才名,歷位清顯。愷既世族國戚,性復豪侈,用赤石晴泥壁。石崇與愷將為鴆毒之事,司隸校尉傅祗劾之,有司皆論正其罪,詔特原之。由是眾人僉畏愷,故愷敢肆其意,所欲之事無所顧憚焉,及卒,諡日醜。(37)


此段記載出自《晉書·外戚傳》,為說明兩者異同,也將其文悉數抄錄:


愷,字君夫。少有才力,歷位清顯,雖無細行,有在公之稱。以討楊駿勳,封山都縣公,邑千八百戶。遷龍驤將軍,領驍騎將軍,加散騎常侍,尋坐事免官。起為射聲校尉,久之,轉後將軍。愷既世族國戚,性復豪侈,用赤石脂泥壁。石崇與愷將為鴆毒之事,司隸校尉傅祗劾之,有司皆論正重罪,詔特原之。由是眾人僉畏愷,故敢肆其意,所欲之事無所顧憚焉。及卒,諡曰醜。(38)


比較後可知,《王愷傳》刪除他因功授官之事,保留其與石崇鬥富的記載,恰能突出他“性復豪侈”的特點。這說明,編纂者對史料進行了選擇性剪裁,以達到“善可以感發善心,惡可以懲創逸志”的效果。此原則也適用於撰寫人物結局。例如,在“善可為法者”部分中,有些人並非善終,卻被淡化處理。如唐代的賢臣長孫無忌,高宗時因反對武后,被削爵流放,最終自殺。但該書《長孫無忌傳》的收筆處卻為“既而帝欲立武昭儀為後,無忌力爭不屈”,(39)後再無下文。同樣,在“惡可為戒者”部分,有些人終生崇階厚祿。如漢武帝時權臣田蚡,為相時陷害忠良,卻始終身居高位。《漢書》載其臨終:“一身盡痛,若有擊者,呼服謝罪。上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守,笞欲殺之。競死。”(40)《御製外戚事鑑》保留這段荒誕記載,為“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添加了新註腳。全書各傳基本為原史料的剪裁之作,但也有例外,如出自《元史》的《闊裡吉思傳》和《唐吉勢傳》,就基本照抄原文。這是出於對洪武朝官修《元史》的尊重。


經過有選擇地史料剪裁後,《御製外戚事鑑》呈現出濃厚的說教意味。為加強說教效果,每傳後還附有精美彩圖。彩圖從上至下,由三至六幅剪貼畫組合而成,觸摸上去似有層次感。彩圖中的場景與傳記內容相呼應,全景式描繪了人物的主要經歷。若屬於“善可為法者”,則描繪其如何建功立業,謹慎為臣,最終榮華富貴,蔭及子孫。若屬“惡可為戒者”,則描繪其如何欺君弄權,飛揚跋扈,最終刑具加身,悲慘收場。兩者對比明顯,令人印象深刻。


《御製外戚事鑑》是應當時的政治形勢而生的,書中內容對當時的政治人物多有影射,有較強的時效性。因此,一旦政治環境發生變化,其也就喪失了用武之地。隨著張太后病逝,張氏外戚也開始沒落,至明亡,外戚勢力始終處於被壓制的狀態,史載:“故有明一代,外戚最為孱弱。”(41)入清後,皇權與外戚勢力之間仍有矛盾,但隨著君主專制制度的完善,外戚勢力對皇權的威脅日漸減弱。而且為鞏固統治,清廷在用人上“首崇滿洲”,皇權與外戚勢力形成利益共同體,聯手鎮壓來自明朝故地的反抗。康雍時期的佟佳氏,乾隆時期的富察氏等,都在政壇上十分活躍。《御製外戚事鑑》在政局變換中逐漸失去政治作用,自然也就沒有加印的必要。其散佚過程,也從側面反映了明清兩代外戚勢力不斷衰落的情況。


四、餘論


日本東洋文庫所藏《御製外戚事鑑》,作為可供後人研究的唯一版本,有很高文獻價值。首先,其作為初刻本,未經後人刪改,珍貴性不言而喻。此本無論是彩圖製作,還是正文刻印都很精美,是研究明代內府版刻的重要個案。其次,此書乃宣宗御製,深刻地體現了其編撰意圖。分析《御製外戚事鑑》的史料選用原則,可為研究宣德初年政治形勢提供一個新的視角。再次,《御製外戚事鑑》主要頒賜給外戚,外戚文化素養多不高,此書記事簡單,圖文並茂,以增加其可讀性與趣味性。但因為僅限於朝廷賜給外戚,也服制了其流傳。又因為彩圖精美,也增加了翻刻的難度。明末就難尋,現今則只剩東洋文庫一部了,因而極其寶貴。


註釋:


①參見(日)財團法人東洋文庫研究員·學芸員著,牧野元紀編:《時空をこえる本の旅50選》,東洋文庫,2010年。


②《歷代臣鑑》現被國內多家圖書館收藏,其中湖南圖書館藏宣德元年內府刻本,最為珍貴,已被《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全文收錄(參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20冊,濟南:齊魯書社,1995年,第482頁)。《御製外戚事鑑》在歷代史書中一般被記作《外戚事鑑》。1945年,其最後一次出現在文獻記載(參見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781頁),以後便逐漸湮沒無聞。在編修《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中,其未和《歷代臣鑑》一同收入。筆者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和《中國叢書綜錄》中均未發現此書的任何記錄(參見南京圖書館主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13-416、第349-350頁;另參見上海圖書館編:《中國叢書綜錄》第三冊,1982年,第106、124-125頁)。


③目前也有學者的研究成果介紹過《外戚事鑑》,如鄭士德:《中國圖書發行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向斯:《中國宮廷善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曹之:《中國古籍版本學》,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王國強:《古代文獻學的文化闡釋》,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王傳奇:《論明初“訓誡”史學及其產生的心理原因》,武漢:《湖北社會科學》,2012年第11期等。這些成果多是通過《明史·藝文志》、《明通鑑》等文獻的記載,略知其一二,但對具體情況不甚瞭解。


④張廷玉:《明史》卷三百《外戚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7659頁。


⑤張廷玉:《明史》卷三百《張昶傳》,第7664頁。


⑥黃虞稷撰,瞿鳳起、潘景鄭整理:《千頃堂書目》卷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76頁。


⑦張廷玉:《明史》卷一百一十三《張皇后傳》,第3512頁。


⑧黃佐:《翰林記》卷十三,傅璇琮、施純德編:《翰學三書》,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55頁。


⑨張廷玉:《明史》卷一百四十八《楊榮傳》,第4141頁。


⑩《明宣宗實錄》卷十六,宣德元年夏四月戊寅,臺北: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第432頁。


(11)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20冊,濟南:齊魯書社,1995年,第482頁


(12)明宣宗:《〈外戚事鑑〉御製序》。


(13)《明史》卷九十七《藝文志》:“宣宗御製《歷代臣鑑》三十七卷、《外戚事鑑》五卷。”第2390頁。


(14)黃虞稷撰,瞿鳳起、潘景鄭整理:《千頃堂書目》卷十一,第313頁。對比《明宣宗實錄》中所引《序言》,可見兩者差別不大。


(15)參見張秀民:《中國印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54頁。


(16)參見周弘祖:《古今書刻》,《百川書志古今書刻》,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第323頁。


(17)參見杜信孚:《明代版刻綜錄》第一卷,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第31頁。


(18)參見晁瑮:《晁氏寶文堂書目》,《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77冊,第92頁。


(19)《明孝宗實錄》卷六十三,弘治五年五辛巳,第1214頁。


(20)劉若愚:《酌中志》卷十八,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58頁。


(21)《崇禎實錄》卷十一,臺北: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第341頁。


(22)四庫館臣所見為下文提及的天一閣本。


(23)參見錢謙益撰,陳景雲注:《絳雲樓書目》,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94頁。


(24)陳弟:《世善堂藏書目錄》捲上,鮑廷博:《知不足齊叢書》八,株式會社中文出版社,1985年,第5127頁。


(25)參見駱兆平:《新編天一閣書目》,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242頁。


(26)參見吳慰祖校訂:《四庫採進書目》,北京:商務印書館,1960年,第109頁。


(27)永瑢、紀昀主編,周仁等整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三十一《子部》四十一,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年,第675頁。


(28)《四庫全書凡例》,《古籍整理參考資料》,武漢:武漢大學圖書館學系,1986年,第1頁。


(29)這部《外戚事鑑》為鈔本,但無抄書時間記載,且書品較舊,故傅增湘稱之為“舊寫本”。參見瞿冕良編:《中國古籍版刻辭典》中關於“舊寫本”的註釋,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99頁。


(30)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781頁。


(31)倫明等:《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第22頁。


(32)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中,對書籍的獲見時間和收藏情況都作了記錄。若不記日期,只有“餘藏”二字,則為已有藏書;若於日期後加“收”字,則說明已收藏此書,若加“見”字,則是僅獲一觀,並未收藏。書中《外戚事鑑》條目後有“甲戌十月見”的字樣,說明他並未購買此書。


(33)參見東洋文庫宣傳網站http://61.197.194.11/open/show_detail_open_kanseki.php。


(34)湖南圖書館藏《歷代臣鑑》宣德元年內府刻本,四周雙邊,黑口,倒魚尾,版心處注有頁碼。全書字跡清楚,未見墨丁、書耳。書中各傳多為一人一傳,各傳行款以半葉十行二十字為主,與東洋文庫藏《御製外戚事鑑》大體相同。


(35)《明宣宗實錄》載:“(宣德元年夏四月)戊寅,御製《外戚事鑑》及《歷代臣鑑》二書成,頒賜群臣及外戚。”參見《明宣宗實錄》卷十六,宣德元年夏四月戊寅,第432頁。


(36)因部分外戚歷任職位較多,這裡所列以其生前擔任最高,或時間最長者為主,不含死後追封的職位。


(37)明宣宗:《御製外戚事鑑》卷之四《王愷傳》,宣德元年四月刻本,日本東洋文庫藏。


(38)房玄齡:《晉書》卷九十三《外戚傳》,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第2412頁。


(39)明宣宗:《御製外戚事鑑》卷二《長孫無忌傳》。


(40)班固:《漢書》卷五十二《竇田灌韓傳》,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2393頁。


(41)張廷玉:《明史》卷三百《外戚傳》,第76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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