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常委11時45分許同中外記者見面

爆三樣2017-10-25 17:00:59

導讀

本欄目由北京大學新媒體研究院社會化媒體研究中心(CSMR)獨家推出,國內外核心期刊、學術網站,社媒領域重磅研究學術觀點為你一鍵呈現。每月更新,乾貨精選,和你一起,關注社媒領域研究新進展。

——2018年8月——

國 內

  • 再論後真相:基於時間和速度的視角

  • 道德心理的輿論張力:網絡謠言向網絡暴力的演化模式及其影響因素研究

  • 共同體與“內卷化”悖論: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中的社交媒體賦權

  • 微信使用對大學生主觀幸福感影響的實證研究

  • 網紅微博營銷對受眾消費態度的影響路徑及應對策略

  • 網絡智能推薦算法的“偽中立性”解析

國  外

  • 在當社交媒體邏輯遇見專業準則:記者和政治家對Twitter話題標籤的使用 ( ‘Social media logic’ meets professional norms: Twitter hashtags usage by journalists and politicians )

  • 青少年在評估線上陌生網友時使用的策略和線索 ( Strategies and cues adolescents use to assess the age of an online stranger )

  • 社交媒體非計劃行為解讀:社交網站上的衝動使用和辱罵行為的雙系統理論模型 ( Explaining unplanned online media behaviors: Dual system theory models of impulsive use and swearing o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

  • “告訴我資金和黨派”——政治家對Facebook和Twitter的差別化採納 ( ‘Show me the money and the party!’ – variation in Facebook and Twitter adoption by politicians )

整理 | 陳想非

編輯 | 琿哥

國內

一、再論後真相:基於時間和速度的視角

後真相作為一個頗熱的話題,在近些時候已經不止一次地佔據了各種重要期刊的專欄。其中,“後真相”為什麼會被當下公眾所“看到”——對於這一問題,傳統的解讀路徑有兩條。一是從“空間”角度切入,認為社交媒體作為一種新的可視化技術和開放的信息空間呈現出了海量和快速變動的相關信息,讓公眾同時“看”到了不同的信息線索和觀點;另一個從“能力”或者說技術賦權的角度切入,認為社交媒體更為直接地呈現出多元社會主體的複雜權力關係,從而破壞了公眾對以往由精英操控的單一信息線索的簡單認同。但這兩種路徑並不能徹底解決問題。“後真相”的輿論環境中曾經影響力巨大的大眾傳媒為什麼不再扮演某些突發性新聞事件的權威闡釋者?為什麼社交媒體無法成為事實或真相的代言人?……依然懸而未決。

該研究在“空間”和“能力”之外,從技術哲學的“時間-速度”維度討論“後真相”為什麼會被當下公眾所“看到”。

研究指出,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大眾傳媒因採納模擬和數字技術,以近乎同步的新聞敘事代替了歷史敘事而成為事實和真相的代言人。大眾傳媒時代公眾之所以並沒有意識到“後真相”的問題,並不是因為大眾傳媒提供了足夠的事實和真相,而僅僅是因為公眾“共同覺得”只有大眾傳媒有資格和能力提供事實和真相。作為一種時間工業,傳媒所製造的文化產品幾乎同時在成千上萬的“個體”那裡打開,讓這些個體在自己的生命時間中重行那段被傳媒加工的“他者”的時間。通過對個體時間的程序控制,從而形成一種現代性的集體意識與集體無意識的新形式。“我”的時間與傳媒製造出來的時間客體完全重合,“我”的時間便與所有觀看傳媒的個體的時間完全重合。公眾會普遍將大眾傳媒看作是社會事實的傳播者和權威闡釋者。

但大眾傳媒再怎麼快,只要它是在採集和組織文本,其敘事過程就需要延遲性,或者說它文本製作的速度與其傳播技術可能達到的技術之間,仍然有著不可彌合的時距。即便電視的現場直播,大多也是一種典型的假直播,因為直播的對象一定是預定的而不是突發的。這導致大眾傳媒與後起的社交媒體相比,面臨巨大的時間劣勢。因為社交媒體傳播社會信息有兩個特點:其一是以空間換時間——社交媒體海量的用戶量理論上讓它能夠在第一時間(完全是同步)發現、發掘所有能夠成為新聞的事實,將空間上的巨大優勢轉化成時間和速度上的優勢;其二是以新聞線索的呈現代替新聞報道——公民發佈新聞時不需要像專業新聞工作者那樣嚴格。這種劣勢導致新聞生產在每一個環節都非常被動。由於公民新聞先入為主的報道以及不斷翻轉的新聞線索,會給受眾兩種印象:其一是大眾傳媒無能,無法快速確定和提供事實與真相,甚至連插嘴的能力都沒有;其二是以往新聞報道原來是一種有組織和有謀劃的真相製造活動,大眾傳媒的客觀立場不過是一個神話。這樣一來,對大眾傳媒是提供真相和共識的唯一社會信息機構的集體無意識也因此被徹底摧毀。

而另一方面,社交媒體宣告大眾傳媒無法代言真相,但自己也沒有提供任何關於真相提供的可替代性方案。社交媒體消滅時距的傳播同時也消滅了完整和確定的傳播文本,於是新聞報道成為不完整和不確定的新聞線索,而社交媒體就以這樣的方式將後真相呈現在公眾面前。它摧毀了大眾傳媒通過報道敘事整理出來的邏輯清晰的所謂真相,但又無法讓人接受社會的本質是一種瓦釜雷鳴的無序狀態。也就是說,在社交媒體和公民新聞面前,受眾看穿了大眾媒體的真相,與此同時又絲毫沒有認同社交媒體和公民新聞扮演的角色。後真相的症候說到底源於對以往社會信息機構功能和意義的徹底解構。這啟示我們,公眾的速度感決定了他們的“觀念”和“視力”。

由於中國媒體環境的特殊性,這種情況在中國表現得特別明顯,這導致受眾必須以自己的各種方式去適應這種不確定的媒介環境。但不管怎樣,受眾與信息載體之間的關係,已經不再是事實的代理人與事實的接受者這樣簡單的二元關係了,而這種複雜的關係又恰恰加劇和維護著後真相時代的眾聲喧譁、瓦釜雷鳴。

※ 胡翼青. (2018). 再論後真相:基於時間和速度的視角. 新聞記者, (08), 23–29

二、道德心理的輿論張力: 網絡謠言向網絡暴力的演化模式及其影響因素研究

網絡謠言和網絡暴力作為網絡惡性行為的典型代表,惡化了網絡生態,擾亂了網絡秩序,甚至形成了無形的壓力和桎梏,阻礙干擾著網絡空間的觀點交流和意見表達。大量網絡熱點事件的輿情活動顯示,隨著網絡謠言和網絡暴力的“生長”,這兩類消極信息活動之間頻頻出現“嫁接”。

針對當下網絡謠言和網絡暴力之間頻繁融合演化,加劇破壞輿論生態的現實,該研究採取傳播效果研究的視角,從個體層面上,探索了網絡謠言向網絡暴力演化過程中的影響因素及其之間定量的作用關係。

通過對821位網民心理和行為數據的結構方程模型分析,研究發現:契合網民道德焦慮,並能激發網民多元、複合道德情緒的網絡謠言,能夠使網民形成對相關主體的消極道德判斷,進而使網民實施網絡暴力行為。其中,對網絡謠言相關主體的消極道德判斷是演化過程的關鍵中介。謠言中包含的四類道德情緒線索(包括譴責型情緒線索,如對不公平的憤怒;他人受苦型情緒線索,如對他人受到傷害的憐憫;讚賞型情緒,如對他人德行的崇敬;自我意識型情緒線索,如對自己侵犯他人後的內疚)和三類道德推理依據(包括反/道德行為主體的心理狀態、反/道德行為的後果、反/道德事件的英國關係)是促使演化的信息因素。在兩個遞進的演化階段裡,道德標準、道德情緒、道德推理低理性和道德推脫等網民的道德心理因素也起到了顯著的中介作用和協同影響。

圖:網絡謠言向網絡暴力演化過程結構方程模型

具體而言,該研究的主要發現體現在以下方面:

1、網絡謠言包含的刺激性信息要素水平主要體現為其具有的道德情緒線索水平。由情緒線索引發的道德情緒還能通過降低道德推理理性,間接“借道”認知加工路徑促成消極道德判斷,進而促成網絡暴力行為。這說明包含越多的道德情緒線索,越能激發網民道德情緒的網絡謠言,越容易演化為網絡暴力。

2、網民在依據網絡謠言進行道德判斷時,調用的道德標準水平越高,判斷結果越消極,越可能實施網絡暴力。說明越契合網民道德焦慮和道德期望的網絡謠言越容易演化為網絡暴力。

3、契合網民的道德焦慮和激發網民的道德情緒,是網絡謠言在其形成和傳播過程中自然而然具備的“原生”屬性,同時它們也是使網絡謠言發生演化的“演化”屬性。這就提示了網絡謠言向網絡暴力的演化不是偶然,而是自然而且必然的過程。

4、不僅是憤怒、厭惡等消極道德情緒會促進網絡謠言演化為網絡暴力,對於相關當事人的同情、惋惜,甚至欽佩等積極道德情緒也能起到重要作用。這就啟示不應慣性地將網絡暴力視為憤怒的載體,應關注並挖掘演化活動背後複合多元的情緒驅動。

5、網民在消極輿論活動中具有道德審判和道德偽善的傾向。整合了多種社會焦慮的道德焦慮,以及表現為道德推脫的自我道德優越感,是演化活動的心理根源。此結果揭示了自我道德優越感作為典型的社會心態,不但未因網絡環境中的多邊交流、全景呈現而緩和,而且愈加衝擊著健康的網絡倫理秩序。這也提示了有必要通過對演化活動的示範性治理,增加網民的法制觀念和道德自覺。

※ 柯惠新, 劉績宏. (2018). 道德心理的輿論張力: 網絡謠言向網絡暴力的演化模式及其影響因素研究. 國際新聞界, 40(7), 37–61.

三、共同體與“內卷化”悖論: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中的社交媒體賦權

農民工城市融入研究,是近年來具有重要現實意義的課題。所謂融入,其本質特徵是主體間的交互性,是信息、知識和情感在交往過程中的互動關係。因此,交互性就成了分析主體能否融入社會的重要內容,也是關注社會融入問題的源頭。而社交媒體正以其交互性見長,在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方面的賦權潛能亟待挖掘和呈現。

該文以東莞某機構微信群推動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的實踐為個案,考察嵌入在日常生活情境中的社交媒體,能否以及如何為案主賦權。

近兩年的歷時考察表明, 社交媒體賦權存在既增權又減權的共同體與"內卷化"悖論。一方面,微信群凝聚起工友的共同體意識,密切了群體內部的人際交往,促進了社會公共事務的參與意識和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外來工個體在當地的生活適應能力。但與此同時,作為外部擴展條件受限的共同體,微信群信息交互便捷的社交媒體固有屬性,與群內家庭般的情感氛圍和建立其上的信任感相互促進,進一步固化及深化了外來工群體在城市融入過程中的內卷化趨勢,使工人在職業選擇、居住空間等個體發展層面上,長期處於既無漸進式積累,也無漸進式增長的低水平重複狀態。並且,在當下城鄉二元體制背景下,微信群線上線下活動,都難以逾越外來工城市融入的階層斷裂鴻溝。

而要破解這種局面,關鍵是進行消除共同體向外擴展限制條件的制度變革,包括調整城鄉利益關係, 改革戶籍制度 教育制度 歧視性勞資關係,建立城鄉一體化的社會保障制度, 廢除潛在的隱形身份壁壘以及錯綜複雜的制度性利益分配格局。

※ 高傳智. (2018). 共同體與“內卷化”悖論: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中的社交媒體賦權. 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 40(08), 141–148.

四、微信使用對大學生主觀幸福感影響的實證研究

該文通過對454位大學生微信使用者的問卷調查來探討微信使用和微信社會資本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

研究結果發現,就實踐層面而言,沒有發現大學生的微信使用對主觀幸福感(生活滿意度、正向情感和負向情感)產生正向作用的依據——沒有發現其緊密型社會資本與主觀幸福感的任一維度正相關,也沒有發現其橋接社會資本與生活滿意度和正向情感正相關。

值得一提的是,研究還發現,微信使用或許並不能帶來他們生活滿意度的提高,也不能帶來他們正向情感體驗的增加,但微信橋接型社會資本增多卻可以帶來他們負向情感體驗的增加。該文提供了兩種解釋。1. 社會資本強調投入回報比,微信橋接資本的建立以及維護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需要更高的捲入度,但在現實生活中的回報卻往往並不能令人滿意甚至失望2. 微信朋友圈炫秀晒文化盛行,各種各樣的拜金主義生活方式在微信上時有傳播,微信上橋接型社會資本越多,越可能接觸到這些自己尚不能達到的物質標準人們越拜金,越得不到滿足,就越不幸福。

總體而言,在當今社交媒體的背景下,對大學生主觀幸福感起決定作用的預測變量仍然是人格特質這一變量,這進一步證實了以往研究所得出的“外在環境對主觀幸福感的解釋力有限”的結論,為人們日常生活中減少和控制社交媒體的使用時間提供了理論根據。

※劉毅. (2018). 微信使用對大學生主觀幸福感影響的實證研究. 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 40(08), 154–159

五、網紅微博營銷對受眾消費態度的影響路徑及應對策略

近年來,線上經濟發展迅速,網絡消費態度成為學界的熱門研究主題。而作為新媒體世界的全新競技角色,網紅經濟展現了互聯網在供需兩端形成的裂變效應。通過網絡平臺走紅的草根偶像們,特別是在淘寶網開設了個人店鋪的微博紅人們,在流量變現經濟模式中表現不凡。

該研究以淘寶網紅店主為研究對象,以網絡消費者行為分析模型“AISAS模型”以及ABC消費態度理論為理論基礎,以認知態度、情感態度為中間變量,以購買意願為結果變量,在對微博用戶發放問卷進行調查的基礎上,研究微博營銷對消費者態度的影響。

研究發現:內容相關性、網紅個人魅力、品牌影響力、互動和評論因子能夠對消費者認知和情感態度產生正向影響,並對購買意願產生間接影響,符合預期。而與預期不同,有獎促銷和互動性因子對消費者認知和情感態度均無正向影響;剔除有獎促銷和互動性因子的修正模型具有更優的理論解釋度。綜合研究結果並針對網紅的發展趨勢,本研究提出紅人品牌化、運營專業化、顧客情感化、平臺中心化四大方向的應對策略。

※王淼,燕道成,劉振. (2018). 網紅微博營銷對受眾消費態度的影響路徑及應對策略. 國際新聞界, 40(7), 62–78.

六、網絡智能推薦算法的“偽中立性”解析

隨著網站算法不斷升級,智能算法接管了人類信息分發的權力,成為大眾傳播的新 守門人 , 演變成了一個具有複雜社會功能的機器, 驅動著媒介生態環境的重構。

該文認為,算法作為一種新興的大眾傳播技術是具有本體論意義上的中立性與客觀性的。然而, 算法在大眾傳播系統中的絕對中立性卻是一個偽命題,因為算法的信息源本身並不是所存在的全部信息,而是有選擇的信息系統。從信息來源佔比來看, 頭條號的內容佔今日頭條整個信息系統的三分之二以上,其作為今日頭條自身搭建的內容平臺,頭條號平臺的獨立性有待商榷。

在此基礎上,該文詳細解析了網絡智能推薦算法“偽中立性”產生的根源、具體表現形式、產生的危害及其相關對策。其中,偽中立性具體表現為三點:

1.高度仿真的擬態環境。算法通過個性化推薦議程設置所搭建的信息環境更為真實與自然 由於媒介信息選擇 加工與結構化的過程通常發生在媒介內部,人們無法看見,所以人們會無意識的將擬態環境與客觀環境連接 在這種情況下, 擬態環境極易刺激信息接收者的現實行為, 這也是利用算法推薦新聞的客戶端虛假新聞、廣告等極易造成巨大經濟損失與社會危害的原因。

2.“圈群文化”的規訓。在對個人的行為進行塑造的同時,算法科技的迭代也左右了當代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生產 內容社交平臺, 算法打造社區, 形成了新的人際交往形式 圈群文化。隨著圈子的粘性增強, 圈子不可避免的會出現排他性, 所以圈群文化的另一面是 排斥 因此, 社交媒體在運營的後期往往會出現 文化邊界 。邊界的產生使新用戶難以進入,他們只有尋求新的圈子來滿足自己網絡社交的需求 這樣,無數的替代小平臺將會湧出。這似乎會帶來網絡生態的多樣化與多元化 但是, 本質上來說, 這種多樣化帶來的是用戶的 分散 與 管理 上的便利 人們在自己選擇的圈子裡活動, 畫地為牢將自己封閉起來 而智能算法對每個圈子設置著精準的規範,一個個通過類似算法形成的圈子將逐漸壓倒人的主體性,人在其中的秩序下生產著內容和人際關係,但這並不完全是人創造性行為的結果。

3.“隱祕的”網絡等級制度千人千面的個性化算法推薦機制表面上實現了網絡公民的平權,但其實算法通過節點的設置建立了一個網絡等級制度。社交網絡形態類的平臺搭建以節點為單位,節點與節點的連接就會構成網絡 但是大部分平臺為了在建立之初吸引更多用戶,都會採用無標度網絡,這種網絡存在節點 當把頭部用戶和普通用戶納入到同一個整體中時,平臺本身就成了一個等級空間這種等級劃分是通過智能算法實現的,通常是以粉絲數量,內容點擊量等數據作為標準。通過長期的, 缺乏明確意識的, 沒有清晰目標的, 卻又合乎目的的接收算法分發的頭部用戶生產的內容,人們將會自然把自己放入層級網絡的下端,即接收端

因此,具有偽中立性的算法可能帶來人的物化、人主體性的遏制、人的商品化。對算法背後平臺權限的規範迫在眉睫,不能讓平臺成為規則的制定者, 讓用戶成為企業商業博弈的武器。

※李林容. (2018). 網絡智能推薦算法的“偽中立性”解析. 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 40(08), 82–86

國外

一、當社交媒體邏輯遇見專業準則:記者和政治家對Twitter話題標籤的使用

‘Social media logic’ meets professional norms: Twitter hashtags usage by journalists and politicians

作為Twitter 最具特色的屬性之一,主題標籤(Hashtag)是用戶在更大的網絡話語中連接和關聯的最常見功能——Hashtag 可以讓用戶自行為某個信息創建一個主題標籤,社交網站中使用同一標籤的信息將會被歸集起來。如有用戶搜索該關鍵詞,這些信息會以信息流的方式呈現,從而為龐大冗雜的信息進行聚合和歸類。

該文通過分析社交媒體邏輯的一個關鍵原理,即“連通性”——一種將用戶與內容、用戶與其他社交媒體中的用戶進行算法連接的高級策略,以探討“社交媒體邏輯”如何影響新聞和政治這兩個相互關聯但又截然不同的職業。具體而言,該研究將連通性操作化為Twitter主題標籤,即“井號(#)標籤”,根據用戶在Twitter上的活動水平,選取了10名挪威政治家和10名記者發佈的推文,分析比較他們使用標籤的頻率和標籤中設定的具體內容並。

研究有三個關鍵發現。首先,政治家和記者使用hashtag標籤的方式,與其職業規範和傳統角色相關。社會媒體邏輯在很大程度上受特定用戶群體的職業規範和主流媒體的媒體邏輯的調節。這一點體現在記者們發表更多原創微博的同時,政客們更多從其他用戶那裡轉載內容;記者們更傾向於使用他們自己所在媒體制造的話題,而政客們更熱衷於跟從“主流”流行。政客們對retweet即轉發功能的大量使用,表明他們並不怎麼主動創建標籤來改變政治議程,而是積極參與已經存在的話題和討論潮流。

其次,記者們似乎對政治家起到了一定的引導作用。記者更經常通過某些hashtag標籤來充當議程設置者和看門人,他們發起的 hashtag標籤數量上也超過政客。在某種程度上,這反映了當下的政治媒介化情形。政治家如果想在Twitter話語中佔有顯著地位,就必須跟隨記者的腳步。

最後,挪威公共服務廣播公司(NRK)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扮演著公共舞臺的角色。甚至在社交媒體和Twitter領域,NRK也充當了辯論的常見舞臺。通過流行的主題標籤,使政治家、記者和普通公民參與到共同的話語中。Twitter在構成公共領域方面似乎嚴重依賴於傳統主流媒體的支持。社交媒體上政治家和記者所參與的論辯,通常源於主流媒體。這項研究的主要規範含義是,公眾辯論需要具有普遍吸引力的高質量的新聞媒體,以便促進公眾參與。後續研究應當更多從媒體間議程設置的角度來研究社交媒體討論和Twitter話題標籤。

※ Enli, G., & Simonsen, C.-A. (2018). ‘Social media logic’ meets professional norms: Twitter hashtags usage by journalists and politician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1(8), 1081–1096.

二、青少年在評估線上陌生網友時使用的策略和線索

Strategies and cues adolescents use to assess the age of an online stranger

隨著互聯網成為青少年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一系列網絡風險也相伴而生。性引誘就是其中之一。性引誘對於青少年而言是一種普遍存在的風險,通常體現為要求青少年提供性信息、進行性談話或進行性活動。雖然學者們越來越多地從個人內部的角度來探討這個問題,但是很少有研究關注語言使用和信息內容的因素。

在兩項焦點小組研究中,研究者調查了(1)青春期女孩是否認為自己有能力評估一個網上陌生人是成年人還是同齡人(2)多大程度上能做出正確的評估(3)評估中採用的策略(4)重點關注和依賴的內容-語言線索。

研究結果表明(1)大多數青春期女孩對自己評估能力很有信心,認為自己可以判斷陌生人是同齡人還是有潛在性意圖的成年人。(2)然而,研究發現,實際只有43%的人的做出了正確評估。(3)大多數青少年似乎採用了一些被動策略來減少不確定性,如瀏覽陌生人的個人資料頁,檢查其聯繫信息和個人資料圖片等。他們對於共同好友的存在格外關注,若存在,信任水平會顯著提高。即便仍然不確定,他們也可以藉助共同好友尋求更多信息。他們可以選擇應用互動策略來尋找更多的在線陌生人。被動策略之外,他們還會採取互動策略,通過持續的交流來減少不確定性。(4)以下情形的出現,會對青春期女孩構成提醒:對方表現出忽略個人問題、表現出過度的興趣、像朋友一樣行動、以及以性為目的。語言方面的提示則涉及詞的用法、縮略語、句子長度和聲調等。青少年相信,他們能夠根據對方的語言風格判斷其年齡。禮貌的語氣和措辭,會與成年人相關聯。而年輕人則被認為會更多使用縮略語、長度較短的詞語、省略不必要的字母。但關於某些詞語,年輕人內部並未達成共識。這是因為少女們認為青年語言總是隨著新詞和縮寫而發展。雖然有許多用法是既定的、共通的,但不同的個體在談話中也會即興發揮,創造獨特的新的用法。

除了關注年齡驗證之外,研究認為還應該注意在線陌生人的動機,因為不是每個陌生人都隱藏在虛假的個人資料背後,性騷擾可能同樣容易來自同齡人。

※ Groenestein, E., Baas, N., Deursen, A. J. A. M. van, & Jong, M. D. T. de. (2018). Strategies and cues adolescents use to assess the age of an online stranger.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1(8), 1168–1185.

三、社交媒體非計劃行為解讀:社交網站上的衝動使用和辱罵行為的雙系統理論模型

Explaining unplanned online media behaviors: Dual system theory models of impulsive use and swearing o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社交網站如臉譜網的使用在過去十年中大幅增加。鑑於SNS技術對生活的許多重要方面有潛在影響,SNS的使用引起了廣泛的研究。許多研究指出使用SNS可能帶來各種好處,但SNS也有“陰暗面”。非計劃的在線行為——這些行為是在一時衝動下進行的,沒有太多考慮它們的後果——可能對用戶和社會產生不利影響,如減少幸福感、增加暴力、提高負面情緒、降低學習成績等。

在雙系統理論(DST)的基礎上,該文對這類非計劃行為的原因進行了概念化和實證研究。雙系統理論認為,大腦中存在兩個系統,系統1和系統2。系統1的運行是無意識且快速的,不怎麼費腦力,沒有感覺,完全處於自主控制狀態。系統2將注意力轉移到需要費腦力的大腦活動上來,例如複雜的運算。非計劃行為可以看作是這兩個獨立認知系統之間鬥爭的結果。系統1產生一個自發的驅力來獎勵某種目標行為(例如辱罵他人)。系統2則調動資源抑制並試圖阻止或控制系統1的衝動——如果系統2認為系統1的獎勵行為與更重要的人生目標和自我標準相沖突的話。該研究假定非計劃性SNS使用行為是由系統1驅動,並被系統2抑制。其中,系統1所產生的影響具體體現在對SNS使用的認知-情緒性沉迷(Cognitive-emotional preoccupation)上,包括情感(emotion)、認知沉迷(cognitive pre-occupation)、控制(govern)等維度。系統2的抑制作用主要表現為對SNS使用的認知-行為控制(cognitive-behavioral control),包括憂慮(concern)和限制(restrict)

研究表明,(a)對SNS的衝動使用和(b)在SNS上的辱罵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對SNS使用的認知-情緒專注所驅動。而對SNS使用的認知-行為控制,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a)對SNS的衝動使用和(b)在SNS上的辱罵行為。對SNS使用的認知行為控制,會抑制認知情緒專注與(a)對SNS的衝動使用和(b)在SNS上的辱罵行為的正向關聯。此外,DST模型對衝動使用的解釋力要強於辱罵行為。這或許是因為,與衝動使用相比,辱罵行為可能更加缺乏計劃性。又或者,是因為衝動使用的範疇更為廣泛,導致激發衝動使用的因素比激發辱罵行為的更多。

該研究的發現,可為減少用戶的非計劃性行為提供有益參考。例如,管理方可以通過登陸提示、不文明用語檢測提示等手段,更多地激活用戶的系統2,從而對系統1驅動的衝動行為和辱罵行為形成抑制。又或者為用戶提供一些功能選項,比如開車時可以選擇屏蔽刺激性信息,從而減少其衝動。

※ Turel, O., & Qahri-Saremi, H. (2018). Explaining unplanned online media behaviors: Dual system theory models of impulsive use and swearing o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New Media & Society, 20(8), 3050–3067.

四、“告訴我資金和黨派”——政治家對Facebook和Twitter的差別化採納

‘Show me the money and the party!’ – variation in Facebook and Twitter adoption by politicians

當前,隨著社交媒體日益深入公眾日常生活,政治家們也紛紛踏足其中,將其作為一種競選工具。由於政治宣傳會對選舉結果產生影響,對參選人社交媒體採納情況進行研究,就顯得非常重要。

研究利用來自德國縱向選舉研究候選人調查的數據,結合在Twitter和Facebook上收集的候選人使用數據,探索了在2013次德國聯邦選舉中候選人對臉譜網和Twitter的採納使用情況。

首先,研究清楚地表明,政治家在Facebook和Twitter上的媒介採納行為,存在著很大的差異。雖然資金,個性,和黨派都在媒介採納中發揮作用,但平臺不同,影響的方式不同。在財力方面,雖然對於兩個網站,財力越雄厚的競選人媒介採納的可能性都越大。但該效應在Facebook上更為強烈。在黨派方面,由於用戶量更為巨大,更多的競選人會主動利用Facebook,尤其是大的黨派,因為在他們看來,Facebook的用戶是其目標受眾。相反,Twitter則更為小型或邊緣政黨所青睞,因為其用戶群更為年輕、有大量中產階級——而他們正是此類政黨想要重點爭取的對象。此外,個性因素只與對Twitter的採納有關,且只有很小的影響。因此,應該重新檢視將不同的社交媒體等而視之的觀點。未來的研究需要認識到Facebook和Twitter的異質性。

其次,研究還為政治研究中長期存在的均衡-常態之爭提供了一種視角。所謂的均衡化假設假定,實力較弱的邊緣競選者更傾向於利用社交媒體,因為社交媒體提供了博取關注的捷徑。所謂的常態化假設則認為,主流政黨會利用社交媒體以維護其領先地位。研究指出,上述爭論忽略了目標受眾。採納何種媒介,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目標受眾主要在哪個媒介。此外,由於財力越強的黨派候選人,越主動使用社交媒體,因此,社交媒體本身並不會給缺乏資源的黨派某種萬靈藥或捷徑,使其能夠在網絡中立足。

※ Quinlan, S., Gummer, T., Roßmann, J., & Wolf, C. (2018). ‘Show me the money and the party!’ – variation in Facebook and Twitter adoption by politician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1(8), 1031–1049.

△封圖來源:yunt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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