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被告活不過3個月!為什麼李詠死了,人民日報記者凌志軍依然健康?

看見2018-11-05 02:4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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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央視前著名主持人李詠先生因患癌症治療無效,去世了,年僅50歲!




李詠妻子哈文的微博。

“在美國,經過17個月的抗癌治療,2018年10月25日凌晨5點20分,永失我愛…… ”李詠妻子哈文@法圖麥的媽媽 在微博發文宣佈李詠去世。


李詠1968年生於新疆,1991年畢業於北京廣播學院,進入中央電視臺。歷任《幸運52》、《非常6+1》、《詠樂會》等節目主持人,《夢想中國》大型電視選秀活動總策劃兼主持人。


李詠在接受《新週刊》採訪時曾這樣形容自己的人生:“人直到入土為安那一天,都在走臺階。跟登黃山一樣,登的時候你不覺得有云,到一定高度的時候,旁邊有人提醒你回頭看一下,雲就在眼前。”


2017年11月23日,李詠在感恩節發佈了人生中的最後一條微博,他感謝妻女及所有人。哈文還在下方留言:“感恩節快樂。”


消息來得很突然。斯人已去,我不想再多說什麼要保護好自己身體,健康是無價的那些話,網上這類的雞湯文已經很多。


今天只推薦人民日報記者凌志軍先生的抗癌感悟《2007年癌症晚期,醫生說活不過3個月,我為何現在依然健康?》,但願對正患癌的朋友能有所借鑑。


特別說明,本文僅供參考,因為僅僅是個案。


但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現在癌症患者卻很多,又是絕症,且因現在普遍存在過度醫療現象,很多癌症患者成了錢袋子,得不到應有的尊重。所以,人一旦患了癌症,一個家庭基本被掏空,最後癌症患者去世。這確實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又因身邊有不少這樣的例子,所以看到此文很有感觸,特作推薦。


△ 凌志軍


2007年,他被診斷為“肺癌晚期”,且轉移到了顱內。



當時多數醫生認為是惡性腫瘤,不立即手術會貽誤“最佳治療時機”時,他決定靜養;

當肺內陰影變小被多數醫生認為無關緊要時,他決定接受病灶切除手術。


兩次他都“賭”對了。


他就是凌志軍,人民日報社資深記者、作家。作為時政記者,他曾記錄下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的風雲變遷。


當初醫生認為他“活不過三個月”,但如今他卻走上了適合自己的康復之路,現如今依然非常健康。


本文就根據其《重生手記》以及其接受媒體公開採訪的內容,總結出其患癌後的8大感悟,可以說字字如金。


很多人不是死於腫瘤
而是死於對腫瘤的無知和恐懼


“癌症只是一種慢性病”。


著名腫瘤臨床專家何裕民,顛覆了中國人“癌症是絕症”的慣性思維,他說:


很多腫瘤患者不是死於腫瘤,而是死於對腫瘤的無知、高度恐懼以及恐懼本身帶來的盲目應對。

應該理性對待、善用智慧以合理防治。


凌志軍認為:我國癌症治療體系可能存在致命的弊端,人們對癌症的認識也存在致命的偏差。



我們恐懼,是因為我們無知。我們不瞭解癌症,不知道癌症其實並非絕症,只不過是一種慢性病。我們不瞭解自己的肌體,很容易過低地估計自己身體的自我修復能力,卻過高估計藥物的能力,不知道那些所謂“特效藥”有可能正是致命的殺手。


只要我們不恐懼,不盲從,不走上錯誤的治療之路,我們就已經有66%的機會遠離死神。


即使我們的腫瘤已經到了中晚期,也可以長期與癌共存。


沒想到做癌症病人那麼沒尊嚴


2007年2月,凌志軍被診斷“肺癌、腦轉移”的概率為98%,即“肺癌晚期”


北京、上海兩地名醫會診,幾乎一邊倒地判定他活不過3個月。


在治療期間,凌志軍發現,病人們花了錢、排了長隊、內心所期待和倚重的一流醫院的“特級專家會診”,才不足三分鐘。


醫生的一句“你等著吧”的“診斷”幾乎就是一紙死亡判決書。


手術、化療等高科技治療和開“天價特效藥”,是不同醫生的相同手段。而憂心忡忡、愁眉苦臉、排隊就醫甚至傾家蕩產的那個弱勢群體,就是中國癌症患者的群像。


我們要用腦子救命
而不是用腰包救命


北京、上海的專家們陳述的治療程序是:


開顱手術、化療、放療;觀察肺部病灶,準備第二次手術,打開胸膛,切除肺葉;繼續化療,放療……


因為開顱也不能保證痊癒,凌志軍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先觀察一陣


兩星期之後,醫生的說法是腦部的腫瘤“應該是沒有長大”!


凌志軍傾聽自己身體所發出的信號是,頭痛、眩暈、視覺模糊、眼球震顫等症狀並沒有更嚴重。


他感悟:對病人而言,要用我們的腦子救命,而不是用腰包救命。


但是,他並非一味排斥手術,在可信的醫生,胸科影像學專家石木蘭確認肺部的癌症,並建議他做手術開胸之後,他立即按照石木蘭的推薦,選擇醫生為自己主刀。


肺部的惡性腫瘤被切除之後,他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家裡。他拒絕了化療,因為化療僅僅“將治癒率從60%提高到62%”,同時拒絕了很多昂貴的“特效藥”。


他查閱了很多資訊,確認中國有很多癌症患者被過度治療。他的一個朋友,身體棒,腰包鼓,結果從發病到治療僅三個多月就去世了。


他決定,做一個聰明的患者,相信自己身體的力量而不是醫生和藥物,開始自我恢復。

把性命託付給自己
找到適合自己的康復之路


出院時,凌志軍嘗試用一些純自然的方法恢復自己的體能。


凌志軍的經驗是:他把性命託付給自己,走出一條適合自己的康復之路。


他曾在一種“末日心態”籠罩之下,但也在不經意之間走上康復之路——他每天步行5公里。


8000公里,就是他5年走過的路程,相當於從北京到拉薩一個來回。


現在的凌志軍好似一個得道的智者,樂山樂水樂於助人,喜歡攝影,發現並捕捉光影世界中的美感,喜歡以積極的眼光看待世界和人生。


他的妻子也說:愛情、親情和友情的力量,會讓我們的生命出現奇蹟。即使它無法起死回生,仍可以讓我們超越肉體的痛苦,達到心靈的安寧。


著名作家、心理醫生畢淑敏說:“他不但奇蹟般地把病治好了,整個人生都上了一個新境界。”


向死而生
把身體交給自然


從飲食和起居習慣開始,凌志軍徹底改變了自己的生活,他不再忙碌。


對他來說,“時間不再是金錢,不再是完成工作進度的承載體,它不過是我告別死神走向康復的橋樑。”


他更多的時間是在戶外度過,在湖邊踏青,在林間漫步,在陽臺聽音樂閉目養神,眺望遠山近水和藍天白雲。他享受陽光,也享受風雨雪霧。


每天,他重視的五件事是:吃、喝、拉、撒、睡。


在吃的方面,要足夠雜,足夠粗,足夠素,足夠天然;他每天要喝2400毫升水;讓自己的排洩每天都有規律,同時觀察大小便的顏色和多少,間隔時間;每天的睡眠不低於8小時。


春秋季節,盛夏9點之前和下午5點之後,他會來到戶外,裸露50%的皮膚晒太陽,就算不能補充維生素D,“我的生命再次被陽光照亮,生機和活力不知不覺重新回到我的身上。”


他還去一些氣候和空氣好的地方療養。去蘇州的第二天,開胸手術後的正常反應胸悶和咳嗽就減輕了,五個月後咳嗽就好了。


他還去了深圳東郊隱居,或漫步海邊,或在山間拾級而上。


他終於又回到了滑雪場,重溫了這種野性和富有刺激性的運動。


當晚,他給關心他的朋友發出一條短信:“號外:凌志軍重返滑雪場。”


2012年3月15日,經過新一輪的複查,凌志軍顱內病灶幾乎完全消失,肺部和腹部未見新的異常。


醫生對他說,“不要再把自己當作病人啦!”


中國有八成癌症患者被“過度治療”


在治療期間,他處處發揮自己的記者本能,細心觀察自身所處的醫療環境,悉心蒐集資料,對中國癌症治療現狀有很多驚人的發現。


當今社會醫患關係緊張,醫生誤診錯診,病人傷害醫生的事件時有發生,醫療領地上的“割據”與“門戶”讓人很是無奈。


這些現象及其根源在本書中都有體現。


有一組數據很能說明問題:


全國每年因癌症死亡的人數是200萬,有80%的癌症患者在有意或被迫接受著超過疾病治療需要的“過度治療”。90%以上的癌症患者沒有得到良好的治療方案,符合規範用藥者僅為20%。


“這些數字令我震驚,癌症患者中竟有如此多的人不是死於自己的疾病,而是死於自己的恐懼和不正確的治療。


看起來,我們最大的不幸不在於遭遇癌細胞的侵襲,而在於我們被中國式的癌症觀念包圍著,同時還接受著中國式的癌症治療。


這種醫療環境正在造就一個悖論:醫學越是發達,越是剝奪患者的主動性和判斷力,越是造成病人的恐懼和錯誤。


所有死亡的癌症患者中,三分之一是被嚇死的,三分之一是治死的,只有三分之一是真正因病而死。


如果你一定要問我,有沒有一些可以讓癌症患者共同遵循的東西,那麼我會說,有。的確,有一些事對所有病人都是相通的——


我們必須有足夠的堅強,去接受那些應當接受的治療。

我們必須有足夠的勇氣,去拒絕那些不應當接受的治療。

我們必須有足夠的智慧,去分清楚哪些是應當接受的、哪些是不應當接受的。


我們都需要知道,什麼時候該從容地迎接死神降臨,什麼時候該堅定地尋找康復之路。因此,做一個聰明的病人,遠比做一個聽話的病人更重要。

不能盲目
你要會辨別哪些醫生值得信任


凌志軍說,病人通常有兩種心理:


第一,我不懂醫,不聽醫生聽誰的;

第二,醫生都是錯的,不能聽醫生的。


我想這兩種心理都有問題,都會導致自己犯錯誤。


我自己的感受是看病是一件很受罪的事情,去看病常常是很難受的事情——不是疾病帶來的難受,而是看病的過程當中種種的問題。


的確有一些醫生不怎麼樣,醫生也會犯錯誤,我遇到好幾次,所以對醫生的話不能盲目。


但是,也的確有好醫生,醫術高明,道德水準也很高,這樣的醫生不難找到,我就碰到好幾位。


癌症患者對醫生的選擇非常重要,其實我從醫生那裡學到了很多,醫生不僅救了我的命,而且給了我很多這方面的知識,引導著我的康復之路,甚至他們的錯誤也讓我學到很多。


還有,犯了錯誤的醫生不一定不是好醫生。


實際上,那些有熱情有辦法去發現新證據,並且根據新證據迅速修正自己錯誤的醫生,更值得信賴。


作為病人,我們不懂醫
但我們應當懂人


作為病人,我們不懂醫,但我們應當懂人,應當知道什麼樣的醫生是可信的,什麼樣的醫生是靠不住的。


如果既不懂醫又不懂人,那就很容易盲從,而盲從是導致我們犯錯誤的最重要的原因。


我做了30多年記者,接觸過各種各樣的人,的確養成了觀察人,識別人的習慣,也有一些經驗。這能夠幫助我尋找那些值得信賴的好醫生。


除了記者經驗之外,我想還有別的,比如冷靜,比如動腦子,甚至一個人的價值觀也會發生作用。


舉個例子,我非常信奉誠信,甚至有些偏執。如果發現一個人說了一句假話,我就會對他的所有言行產生疑問。所以,我在和醫生的接觸中,特別注意他說話的可信度。一旦發現他在自吹自擂,我就不會再去看他。


就是因為這個理由,我拒絕了不少醫生和他們的所謂“特效藥”。


這也許會讓我失去一些治療的機會,但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自己犯錯誤。


最後,相比國外醫生,大多數國內醫生並不大看重病人的症狀變化,“都有過分依賴現代掃描儀器和黑白影像膠片的傾向,漠視病人的直覺和陳述。


凌志軍說:我的一個美國朋友告訴我,在美國,醫生不僅僅依據影像診斷,還充分考慮病人的症狀,認真傾聽病人的感受。而對於中國式專家門診,這一點很難做到。


一個簡單的事實是,人的生理狀態千差萬別,疾病也是五花八門。


千差萬別的癌細胞發生在千差萬別的人身上,結果必定是千差萬別的。


沒有任何一個醫生,更沒有任何一臺機器,能夠精確地分辨出每一種情況。


所以,當疾病猝然加之的時候,我們必須明白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開康復之門的鑰匙在我們自己手裡。


其實,人體有你想象不到的強大自愈力。


當人有不適或生病時,自愈力可以敏感地捕捉到人體異常信號,馬上調整人體的各種功能。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醫生治病,只是激發和扶持人類機體的自愈力而已,最終治好疾病的,不是藥,而是人們自己。


陳昭妃博士說:


我們與生俱來就有一個免疫系統的抵抗能力,它就像一個軍隊在保護一個國家。一但有汙染進入我們的身體,不管它是灰塵、一個病毒,還是一個細菌,只要免疫系統有反應,基本上能夠把它消除掉。


生命本身就有自動康復的能力,我們只要通過各種方法去喚醒這種能力,就可以治癒身體的疾病。


具體來說,就是我們需要通過萬物的力量,通過內在的力量來喚醒身體的自愈能力。


真正讓生命康復的最大力量不是任何人,不是任何藥物,而是自己。


李詠(1968年5月3日-2018 年 10 月 25 日)


李詠:你一定要服從這個社會


在我的書《詠遠有李》的開篇,我這樣寫道:比誰都大的就是我們家的“老大”——我女兒,另一個“老大”——我老婆,然後還有我的親人,家庭是大事


現在我希望大年三十的晚上能跟父母家人在一起。原來主持春晚,就是希望能讓遠在新疆的家人看到我,沒別的。當父母來到身邊以後,隨著時光的流逝,他們漸漸變老,我就想別到那個時候,後悔都來不及,他們的日子按月來算、按天來算。有了孩子後,女兒慢慢長大,我才能體會到這些東西,原來體會不到,覺得幹嗎那麼多事兒啊,現在體會到了。


父母有撫養孩子的義務,孩子有贍養父母的義務,這是應該的,是道義問題,不存在誰欠誰的,是一代一代的情感寄託,這是一個道德底線。你說我女兒以後要嫁人,生了孩子叫我姥爺,這我能容忍嗎?我不能容忍但我又能阻止得了嗎?我擋不住啊。我老婆也是我從她媽那兒奪過來的。


女兒老會問我這為什麼、那為什麼,她那種求知的興奮讓我感觸很大。求知的興奮勁兒是最關鍵的,這個真值得我借鑑。我現在不是單純的求知問題了,我求的東西很多,健康啊、家庭啊這些方面。


所謂家庭幸福,這樣的家庭很多。所謂事業成功,我只是在我的領域做出一點小小的成績,畢竟學這個專業的又從事這個工作,得到相當一部分觀眾的認可,生活也逐漸地變好,這都是成正比的。所謂空虛,一個人物質到了一定程度會空虛,我有什麼本錢空虛?我沒本錢空虛。比方說我想多喝點酒,不可以,因為我太太管得嚴,那就別想了。那我想坐一下“神八”,行嗎?你有這個條件嗎?我沒條件。所以我覺得沒有理由空虛,我也不空虛。


我很關注我的“眼睛”,書裡有我一張照片,1991年畢業時照的,那時眼睛是很乾淨的,剛剛要跟社會產生反應。人生你可以有自己的一個軌跡,但你一定要服從這個社會,就像你要服從地球的吸引力。蹦高點你就不在了?不可能。


2008年5月22日,北京,《幸運52》和《開心辭典》聯合打造“奧運文明手勢”推廣節目。



不想邁入四十歲


在我二十多歲的時候沒敢想到四十歲會什麼樣,我都不想到四十歲。但看著女兒一天天大,你就四十了。躲?躲不過去,所以就教女兒:你爸爸多大了?三十。我聽著耳朵舒服。


不敢看身份證,多可怕啊。但是也挺好,這個年齡我對事情有我的一個看法了,我可以去寫了。其實7年前就可以出書,說句很俗的話,人在走紅的時候、在受關注的時候,出東西是最好的時候。我恰恰沒在那個時候出,因為我有定力了。


人在二十到四十歲這個過程一直在認為“我能、我可以”,認為自己什麼都能做到,所以一直在做;但四十歲之後可能人慢慢就在做減法,會去想哪些是我真正想要的。這就是世界觀和價值觀。2004年第一屆《夢想中國》,從我提出想法到最後成形,大概五個月。《詠樂會》從開始策劃到最後播出,一年多。所以我覺得這就是年齡問題,那個時候“咵”一下就出去了。現在我得想好了,要不是一個外力推我一下,我可能還得再想想。其實也不是猶豫,是把這個事兒顛過來翻過去想明白,識別性更強。過去就覺得很炫就OK,只要精力能達到就行,現在各方面都要看看是不是能達到要求,這就是所謂人生的一個味道——去品茶的年輕人很少,他坐不住,解渴就好。他可能需要一段經歷之後,才坐得下來去喝這口茶。


我活得特別簡單。十句話別人就能知道我是個什麼樣的人。像下海經商什麼的,最忌諱我這樣的人,說話一點城府都沒有。你說它有沒有好處?有,叫做坦率。可在這樣一個人際複雜的社會中,不定哪句話(得罪人了),我真的是無意的。所以我就很奇怪,有時候我說一句話,一下子引起一大波的反應。


我有好一陣過不來,我都怕上這個舞臺了,我都怕說話了。我太太開導我,說這話是你說的,不管人家怎麼說,你就得認,你要不說不就沒這後續的所有事情了?這一下讓我出來了,是,我都認了,這真的是要去面對的。


其實所謂付出和委屈不成一個比例,付出是小的,因為你做這個工作嘛;得到的還是多的,相當多,我覺得我得到的太多了,心裡應該有種滿足感,學會去享受現有的這種滿足感,別老覺得不夠不夠。我太太說究竟哪兒不夠你說?你還想怎麼著?我說對啊,還想要什麼啊?


2007年1月27日,央視演播大廳,新版“非常6+1”節目錄制現場。李詠在親手砸蛋。


身價多少億,不如百姓的口碑


我熱愛我的工作,很難得有一件你有興趣的工作,並且從中得到樂趣。


我的個人品牌價值最高的時候,“中國最有價值主持人”評了5.2億,那是2006年,“蒙代爾”世界品牌實驗室評的。我不知道他們的評判標準是什麼,從2003年就開始評,我一直是第一,2004年是兩個多億,2005年是三個多億,2006年最高,到2008年一下就縮水了,變成三個多億,但還是第一位。


這個錢在哪裡啊?我也沒見著,沒法兌現。作為一個人際傳播者、一個主持人,其實“金盃銀盃不如百姓的口碑”。觀眾對一個主持人認可的價值,要遠遠超過這個價值。


你要說我特應該價值第一,那有點不要臉,它也兌現不了,我覺得這是對我無形的一個鞭策、一個動力。


5.2億的榜出來的時候,早上上班,打開門,門口站一人,給我嚇一跳。我說誰啊,對方說“我想找李詠老師借點錢”。他把“身價”和“身家”搞錯了。我覺得本來是件挺好玩的事,給你評了值多少多少個億,可是兌不了現,正因為兌不了現所以不必那麼認真。如果沒有這個身價出來的話,我開什麼車也沒有人會注意。


每個月國家給我發工資,為了這工資就得好好工作,沒了工資咱幹什麼?上有老下有小,發我一天工資我就幹一天活。人軸有軸的好處,我就是什麼輪子上來都行,只要尺寸合適,然後人家一發動就完了。現在,別人的議論不管反面也好正面也好,都不會影響到我。


本文首發於《新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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