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國盛 | 博物學教育:迴歸自然、重塑人性

科學的歷程2018-11-09 06:32:19



作者 吳國盛 (本號主編,清華大學史系教授

責編 許嘉芩 劉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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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應該把博物學教育涵括在內。現代文明讓人類遠離,而博物學恰能彌補這一缺陷博物學讓我們迴歸自然,從自然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認清人類在自然中的位置,領悟,最終培育一種更加健全的人性。而言博物學教育是博雅教育的一個要環節。


 


一、今日博雅教育應重視科學史課程


近年來,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理念開始風行國內,這是一個非常可喜的現象。博雅教育本質上就是自由教育,或者說自由民教育。自由民教育有一個前提,也即你衣食無憂,有自由和閒暇。就中國現在的實際情況而言,大多數人已經解決了溫飽問題,剩下的就是怎麼過美好幸福生活、有尊嚴的生活的問題。在此意義上,博雅教育可謂是現時代提出來的一個新的要求。中國這麼多年以來的教育一直是工具教育,所謂人材,那個“材”字是木材的材,培養人材就是培養工具,而現在的博雅教育講求的則是人本身的培養。現在提得比較多的博雅教育實際上是一種古典教育,通過迴歸古典來培養高尚的人性。

在國內眾多高校中,中山大學開風氣之先,不僅本著博雅教育的理念,對本科通識教育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而且率先組建了一個博雅學院,以培養博雅精英為目的,立意非常之高遠。然而,從博雅學院的課程設置來看,還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他們開設的課程主要是文科的,而理科的就只有一個高等數學。我們可以把它的課程和古希臘羅馬做一個對比。希臘的博雅教育後來被羅馬人歸結為自由七藝(七科),七門學科,其中有四門(四藝)大致應屬理科課程:算術、幾何、音樂、天文,文法、修辭和邏輯三門大致算是文科課程,理科還要佔優勢一些。中山大學的博雅教育是由甘陽籌劃的。甘陽是八十年代的啟蒙學者,早年翻譯過卡西爾的《人論》。在這本書裡,卡西爾對今天所謂的人文學科和自然科學兩方面的知識都有全面的理解和駕馭。甘陽既然浸淫卡西爾哲學頗久,他應當會注意到博通文理的重要性。因此,中山大學博雅學院的課程設置上文科佔先,我認為最根本的原因不是眼界問題,而應當是師資有限造成的。比如我認為他可以開設希臘數理科學史,包括數理天文學史、幾何學史等,也可以開中國古代天文學史。如果我們不瞭解古代天文學,就很難對古典文化有一個準確的理解。也許甘陽心底有這個想法,但他找不到合適的人。我認為科學史是今日博雅教育一個非常核心的環節。因為今天的博雅教育不能簡單地回到兩千多年以前,你必須面對今天科學主宰世界這個現實。博雅教育本來就是通人教育,不是專業教育,但今天的學科如此分化,知識產出如此多,你把所有專業都學一遍麼?這是不可能的。你既不能夠完全吸收,也不能對它們棄之不理,那怎麼辦呢?在這種情況下,像科學史這樣的學科就扮演著整合學科分化的一個角色。所以我認為在博雅教育中,最好能夠多列一些科學史課程。


二、現代博雅教育應當涵括博物學教育

 除了科學史外,現代博雅教育也應當注重博物學教育。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博物學一直都是中國傳統博雅教育的一部分。中國古代的學者有閉門只讀聖賢書的,也有主張“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行萬里路其實就是做博物學實踐。“讀書”、“行路”都很重要,中國古代的有識之士都意識到了這一點。在西方傳統的博雅教育裡面,博物學沒有列上日程,但實際上,西方學術有自己的博物學傳統。亞里士多德是偉大的哲學家,同時也是偉大的博物學家,從亞里士多德到他的學生特奧弗拉斯特,再到古羅馬的老普林尼,最後通過中世紀再傳到文藝復興,博物學傳統一直沒有斷掉。但是嚴格說來,希臘的博雅教育是不包括博物學的,他們不認為這是自由民必須要掌握的東西。若論博物學與博雅教育的親緣關係,中國傳統比之西方傳統反而要更近一些。

既然博物學在西方古典傳統中只是一個潛在的傳統,為什麼我們今天要特別提到它呢?理由很簡單,是因為工業社會及其生活方式導致了人與自然的隔絕,這時候人們才發現博物學無論是作為一個解毒劑也好,安慰劑也好,對於現代人來說都是非常必要的。博物學傳統的價值,也由此凸顯出來了。現代性體現在人與自然關係層面,就是人整體地與自然相隔離,體現在社會學層面,就是社會的分層、分級和分工了。博雅教育是要解決後一方面帶來的問題,博物學教育是解決前一方面帶來的問題,所以它們具有共同的起源,因而是相互補充的。

博雅教育可以理解為通人教育、通識教育、通才教育。它的一個主要目標確實是要拒絕專業化,拒絕過細的分工。但博雅教育並不排除專業教育,只是說人不要過早地分專業。專業教育當然是不可避免的,因為現時代的工業社會必然要求分工。但我們仍然需要捍衛人性的完整性,我們並非一個個的工匠,我們首先是人,需要全面而自由的發展。我們怎麼才能獲得人性的教育呢?一個辦法就是回到古典,古典是我們的歷史所凝結和積澱的東西,從那裡我們才能知道我們是誰,從哪兒來,要到哪兒去,我們應該做什麼。

博物學教育是要回到自然,以抗拒人類整體對自然的疏遠。人與自然的緊張關係根源於人類自身的一個固有的矛盾:他一方面是世界的一部分,另外一方面,他又把這個世界作為他的一個對象來看待,這是一個無可迴避的悖論。當你把世界作為對象看待的時候,就要儘量地疏遠它,因為越是疏遠它,你就越是看得清楚、越是能夠控制它。可是你作為它的一部分的時候,你又要體悟它,要沉浸到它的裡面去。文明就是在這兩者之間的張力中擺動的。近代以來的數理實驗科學,把自然作為人類的控制對象,作為我們予取予奪的能量庫和材料廠,把世界的對象化方面發揮到了極致。這樣一來,人與自然的雙重關係之間的張力就失衡了,人與自然合一的呼聲就開始高起來了,博物學實踐的需求就變得越來越強烈。

遠古的時候,人與自然的關係比較親近。比如,先秦時代的《詩經》既是一部文學經典,也是一部博物學經典。孔子就認為,讀《詩》可以“多識於草木鳥獸之名”,所以中國古代博雅教育中的詩教同時也是一種博物學教育。因此,博雅教育與博物學教育實際上是可以互為補充的,今天的博雅教育應當包含博物學教育。 

三、近代科學傳統要求博物學的補充

在西方歷史上有三種科學傳統:希臘理性科學傳統、博物學傳統和近代實驗科學傳統。希臘人的數理傳統是一項很突出的人類成就,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所有民族都有博物學,但不是都有數理科學,比如阿拉伯、中國、印度都沒有,因此我們需要高度評價希臘數理傳統對人類的貢獻。數理傳統提供了一套對自然看法。我們現在說的“自然界”(natural world)這個概念,在中國古代是沒有的。今天被我們稱呼為自然界的東西,在古代我們叫做天地萬物,但我們沒有用一個統一的概念來統攝和概括它。自然在古代更多地不是一個名詞,而是一個形容詞,也就是自然而然的意思。“自然”在中國古代典籍裡更多的是美學概念、藝術概念,同我們今天所說的“自然”沒有多大關係。如果你寫一部中國古代自然觀念史的話,那絕對不是一部科學史的著作,而極大可能是一部美學著作。

正是數理傳統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自然概念,把自然作為一個東西,作為一個統一的對象來看待。把某一類事物稱為什麼東西,這具有開天闢地的意義。所謂開天闢地,就是把天和地開闢出來,其實就是命名,你命名了,就是開闢出來了。中國古代就沒有把自然開闢出來。中國古代的哲學講天人合一、天人感應,從來不認為天上與人間是多麼截然不同的兩個東西。

博物學是包括希臘人在內的每個民族都有的,所以希臘人開闢出的數理傳統,開始並不是很明確地跟博物學對立的。人類對自然的疏遠是近代以後的事情,尤其是在希臘數理科學的基礎上發展出近代的實驗科學之後。18世紀以後,整個歐洲甚至全人類的生活方式開始按照科學的模式來構造了,從這時候開始,整個人類才開始跟自然全方位地拉開距離。整個科學體系從17世紀到19世紀結束,分科、分層越來越細,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博物學日趨邊緣化。數理傳統在近代的極端發展,幾乎是必然地構成了對博物學傳統的擠壓。

荷爾德林說“哪裡有危險,哪裡就有拯救。”意思就是說事情走向極端後,自然就會出現轉向,偉大的錯誤也可能伴隨著偉大的轉向。現代科學技術在釀成了一個偉大的危險之後,也將帶來一個偉大的轉向。我認為,現時代的博物學教育與實踐或可幫助我們認識並且實現這個轉向。


四、用博物學重建對自然的整全理解

希臘人的自然是目的論的因而是附魅的,近代的科學革命拋棄了自然的目的論,代之以人類意志支配下的控制法則。上帝死後,現代人轉而求諸自我立法、自我限制。但是,人為自身立法預設了人或其理性是完善的,而這一點是有問題的。人類以為是為自己著想,立了對自己有利的法,但其實並非如此。早期的人們都覺得征服自然是為人類自身造福,結果到後來才發現問題並非如此簡單。其實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自然的一部分,仍然受制於自然界為我們劃定的界限。現代科技、現代工業十分過度,十分過分,以至於完全忘卻了自然為我們規定的界限。這是現代性問題的總根源。我們需要恢復某些有限性。歸根結底,人不是自主的存在,他總歸離不開自然。

但是我們如何迴歸自然?最大的問題是,今天的我們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喪失了對自然的理解。現代科學太強勢了,科學已經壟斷了對“自然”的解釋權。我們再想找回被科學對象化之外的自然,會覺得很困難。因為科學的話語權過於強大,你一旦使用“自然”這個詞,你都會落入到科學為你準備的那條理解路徑裡去。比如說,現代科學認為自然就是原子、分子的聚合,我們的身體也是一堆分子、原子,想到這個之後你就會很茫然,因為既然如此,我們的生活還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同樣,如果你以科學的眼光去看待環境保護,你就會覺得任憑自然怎麼變化都是物質不滅能量守恆嘛,有什麼可保護的呢?

所以今天的主要問題是,我們有迴歸自然的直覺和內在衝動,但不知自然在哪裡、如何迴歸。一方面,我們很難回到古希臘那個被現代科學廢除了的目的論自然,另一方面,現代科學的自然概念又恰恰使我們遠離了自然本身。其實博物學就是要確立某種新的自然概念。今天倡導博物學,是要為重新找回自然做一個基礎的準備。當然,我也不認為現在博物學教育已經非常成熟,可以全方位取代數理實驗科學。現在的博物學還很邊緣,它還只是或者在社會層面上,對現代科學進行補充、微調和糾正,或者在個體心理層面上,撫慰你的靈魂。和希臘理性科學與近代科學不同,博物學的對象不是無情的,而是有情的。博物學家對待自己的研究對象是要付諸情感的,而非把對象視為一個與主體完全無關的無情客體。近代科學一直以來懷有一種對自然的“優越感”,缺乏對自然的同情,事實上培養了一種對於萬物的“無情”之心。而博物學認為不必在客體中排除一切主體因素,我們自身也可以依靠某種情感洞悉自然的本質。盧梭的孤獨漫步者的遐想,是一種博物學實踐,為什麼漫步能夠洞悉人生的真諦,為什麼在荒野中我們能看到世界的本質?這是訴諸一種非常原始的自然。實際上,博物學與現在的環境運動是殊途同歸的。它們都是要召喚一種新的自然觀念,恢復人類與自然之間的有情關係,通過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靈性互動來取代工業文明對自然的無情征服。

當我們把目光從西方移向中國的時候,就會發現中國古代有著豐饒的博物學思想,這些都可以豐富我們對自然的理解。中國古代思想本質上是未加專題化的博物學,所以我一直認為中國古代如果有科學,那一定是以博物學為主體的,儘量可能沒有專題化。中國思想始終把天、地、人三才同時攝入眼簾,作為一個統一的整體來考慮。宋代大儒張載民胞物與的思想,是非常典型的博物學思想。如果說西方的博物學以“存在之鏈”為主幹,那麼中國的博物學是以“天人合一”為主幹的。儒家的仁愛之心不斷擴散,最後達致的就是民胞物與這樣一個境界。

五、博物學教育是完人教育

馬克斯·韋伯曾經對現代化做了一個預言,他認為我們最終會被囚禁在一個鐵籠裡面,而這個鐵籠中關著的都是沒有靈魂的專家和毫無心肝的縱慾之徒。其實韋伯那個預言已經成為現實了,在中國你看得很清楚,到處都是沒有心肝的、縱慾的人,到處都是在追逐利潤,過著行屍走肉式的生活。這些都是現代化造成的困境,人類以為自己拋開了自然,征服了自然就自由了,結果反倒陷入一種更深的奴役狀態中。

博物學教育在今天的意義就是讓人走出鐵籠,迴歸自然。現代社會是一個把人當做材料和機器的社會,我們在快節奏的生活中,每天都擔心自己跟不上時代,怕被淘汰。這就像一輛車的油門越來越大,剎車越來越不靈一樣。博物學實踐,要求回到自然的節奏,放慢工業文明的節奏,別老加油門,不要快,要慢,不要動,要靜。讓我們的生活放慢節奏,或者至少是從熱火朝天的生活場景中擺脫出來,使心靈變得安靜。我知道有很多環保組織、戶外活動組織的人,他們實際上有新的信仰、新的生活方式。

每種人都有其相應的生活方式,塑造新的生活方式也就是培養新的人。我覺得博物學教育培養出來的人是多樣化的,但總體來說,他親近自然,明白人類的有限性,意識到人類所有的可能性都基於自然本身。博物學教育和博雅教育一樣,是在另一個維度的完人教育。我們這個時代人性的最大問題就是太自高自大,不知道自己的界限在哪裡。博物學教育就是要讓人認清人類自身在自然中的位置,知道自己的界限和限度。也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真正實現博雅教育的目的。


【本文選自《科學走向傳播》,轉載請聯繫作者獲取授權,並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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