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尚勇 | 地震臨震預報:敬請自然科學家聽聽制度研究者的意見——引言|制度逆轉造成中國地震預測力量的分裂

科學的歷程2018-11-09 06:32:32

▲《大臨震預報的曙光》

(人民)東方出版社2018年7月正式出版,10月15日上市


作者 李尚勇 (獨立學者,四川省雅安行政學院經濟學副教授)

責編 許嘉芩 劉愈




【導讀】本書的理論成果有兩個,一個是找到了破解地震預報困局的方法,構建了開放型地震預報預警制度;另一個是找到了大地震臨震預報預警的有效途徑,從而徹底顛覆了“地震不能預報”的主流觀點。

如果這一封閉型地震預報制度再不改革,那麼,將來仍然不會再有“海城輝煌”、“青龍奇蹟”,相反,汶川悲劇、玉樹悲劇、蘆山悲劇……將會反覆上演,也許、極有可能……還會撞上更大的災難。 



我一個三農群裡的朋友讀了我發的關於《大地震臨震預報的曙光》的書訊後,打趣說,“這不自然科學的事情嗎?跨行打劫啊!”


的確,咋一看來,我的研究分佈在三農、人口與資源環境、地震預報等領域,而且,它們還的確是我的主要研究對象——這不是太寬、太濫、太不專業了嗎?

其實,這裡有一個“觀察視角”的問題。

我的專業是經濟學,長期從事經濟理論的研究和教學。我青年時代花了十多年時間,研讀(而不是通讀)了馬克思的全部經濟學著作(尤其是最難“啃”的《資本論》,它是關於市場經濟的最傑出的理論體系,其基本理論幾乎都被現代西方經濟學所證實),以及馬恩的其它主要著作(那些說要讀“原著”但卻總是誤讀馬克思結論的人恐怕很少有人能做到),從馬克思那裡獲得了一把“手術刀”。因為領悟了馬克思的精髓(主要但不限於市場經濟理論、關注社會底層、批判現實弊端),並長期研究體制,便總想對現實有所批判,但長期無從下手。10多年前,因為一個契機,我終於找到了最適當的“切入方式”。從此,我將自己的研究領域定位於“現實制度問題”。後來,我準備出版“制度困局三部曲”,現已出版兩部。

我研究三農問題是從“農民合作社制度”切入,我的學術論文《農民合作社的制度邏輯》至今仍然在三農理論前沿。有幾個經濟學博士就是沿著我的這個“邏輯”做博士論文。悲劇的是,有一位居然過不了他導師那一關,只好妥協。因為,我的理論超前、反傳統、非主流,遠不是“經院學者”能夠理解和接受的。我的《三農困局》準備了近20年,但出版次序還是在《人口困局》和《大地震臨震預報的曙光》之後,被我排在了第三位。因為,我覺得前兩本書對中國更緊迫。

我研究“中國人口與資源環境的緊張關係”,是從人口制度切入(中國如何走到近14億人口的危險境地,資源環境早已嚴重透支),其結論與主流人口學家嚴重衝突。不過,學術專著《人口困局:中國能否承受人口之重》仍有獨具慧眼的編輯和出版社看中出版。最近,有關部門聯繫我,說是要聽聽我的意見。在網上,該書快要脫銷;有書店將其標價111元、145元(原定價45元)。

實際上,除了上述研究對象,我前些年還研究了坑人的“勞務派遣制度”、寄生的“出租車制度”、坑爹的“房地產製度”、失效的“震災後農房重建制度”、最糟糕最要命的“地震預報制度”、等等。上述這些研究報告都進了中南海,有些直接送中央領導參閱,有些部門和地方的改革方案就出自我的研究報告。

我與清華的秦暉教授有許多相同點。秦暉“只在‘文革’前上過六年小學”,沒有受到現行教育體制的誤導,更沒有被當代學術評價體制汙染;“他不去申請那些投‘其’所好的學術基金,他抓住的問題都是中國歷史與現實中的真問題”;“這樣的學問當然很難在那些‘核心期刊’發表,也不能獲得官方的若干獎項”。(餘傑:《秦暉和金雁: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貧》)而我呢?無師自通,讀書讀得很雜(少年時遭遇“文革”,實在找不到書時,我甚至去讀母親的醫書,讀字典;鼓搗電學實驗,時不時會弄得我們家屬大院斷電,我趕緊去接保險),青年時文理兼修。後來在體制內,即使考取了研究生,我也拒絕有償發表文章,不發CSSCI文章,甚至不去拿學位,不評高級職稱(臨退休胡亂弄了個副教授),與誤導學者走入歧途的學術評價體制保持距離,甘願默默無聞、不受干擾、靜心做學問,且不計回報。

在上述背景下,受汶川大地震人員慘烈傷亡的“刺激”,我開始“跨行打劫”,研究並寫作《大地震臨震預報的曙光:求解地震預報的制度困局》一書。

本書的理論成果有兩個,一個是找到了破解地震預報制度困局的方法,構建了開放型地震預報預警制度;另一個是找到了大地震臨震預報預警的有效途徑,從而徹底顛覆了“地震不能預報”的主流觀點。後一個理論成果是前一個成果的“副產品”,因為,在本書前六稿(2014年以前)只有前者,沒有後者。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地震預報預警並不單純只是科技問題,也不能僅僅依靠自然科學去解決;實際上,它是科學領域的‘跨界學科’,即同時兼有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屬性”(本書《前言》)。顯然,要構建並論證本書理論體系,要求作者具備兩個基本條件:一是要求作者具有自然科學知識儲備,能夠理解、解讀地震預測預報的一系列科學技術問題;二是要求作者具有社會科學研究能力,能夠運用制度分析方法剖析傳統地震預報制度的弊端,並找到解決其“制度困局”的制度方案。

現實中的學術界,因為以下兩個問題扼殺了這一科技和制度創新的可能性:一是所謂“分科專業化”造成了專業侷限性,懂地震地質理論的,不懂(或不屑於)制度理論;懂制度理論的,不懂(或不屑於)地震地質理論。二是現行科研體制容不下“那些研究真問題、做真學問的人”,體制內的學者都怕“成了孤獨的異類,甚至被打入冷宮”(李晗冰:《再這麼玩下去,中國的科研就真沒戲了!》)。於是,老天爺安排我這個不怕“成異類”,不怕“入冷宮”,並且有惻隱之心、文理兼修、有理工科背景的現實制度問題研究者“外行”,在地震領域揀了一個大便宜。

你還別不信,還真有懂地震地質理論而不屑於制度理論的。我當初申請本書課題項目被否決,其基本理由就是,“制度改進就能夠預報地震了?”(一定要用疑問句式的語氣來讀這個問句)書稿第7稿完成後,我給某高級專家介紹地震預報的“制度問題”,他一聽不是他所理解的“具體制度”,而是“體制”後,便“消失”了。

如今人類的基礎科學研究撞上了天花板,嚴肅的科研突破不容易,而相對容易取得理論突破的往往在科學學科的結合部。我只不過有些運氣而已。





1976年全年,中國成功地對4個6.7~7.8級大地震作出了臨震預測,並及時發佈臨震預報,取得了相當出色的減災實效。但是,同年,“7•28”唐山大地震漏報引發了制度變局,使中國地震預測預報從曾經的輝煌頂端跌落至谷底。此後40年,除了例外(個別團隊的努力),7級左右以及7、8級大地震再無成功的臨震預報。

在上述背景下,每當傷亡慘重的大地震發生,必然引發關於地震能否預報的爭論。不過,爭論雙方都不明白,爭論某次或者某個具體地震預測的正確與否,並沒有實際意義。因為,離開了一定的制度平臺,任何正確的“非主流”地震預測都不具有實際的減災意義,不可能產生現實的減災效果。所以,從根本上說,中國需要改革目前的封閉型地震預報制度,代之以開放型地震預測預警制度。這不僅可以為各種地震預測力量提供相互合作的制度平臺,從而大幅度提升中國地震預測預警的整體水平,而且可以大幅度提升中國防震減災的水平,尤其是可以大幅度減少人員傷亡。

我們必須正視現實。

從1970年代中期以來,在法律上,中國是始終堅持由國家組織並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地震預測預報的國家,換言之,政府有地震預測預報的法定義務。這是我們討論地震預測預報問題的基本前提。有了這個法定義務和基本前提,在制度層面語境下,任何“地震不能預報”的說法或者託詞,在法理上都站不住。

顯然,不是“地震不能預報”,而是地震在什麼制度條件下能夠預報預警。

本書對中國地震預報預警制度的研究結果顯示,在開放型地震預警制度條件下,地震是可以預測預警的。中國一大批科學家、專家和高級官員,以及聯合國有關機構及其專家也都持這種觀點。更重要的是,這是中國《防震減災法》的法理基礎,是中國選擇“由國家組織地震預測預報”的理論基礎。

本書披露的歷史細節顯示,“7•28”唐山大地震以前,中國的地震預報制度是相對開放的。雖然當時的地震預測預報制度有許多缺陷,但是它仍然支撐了1975年海城地震和1976年4個大地震的成功臨震預報,其中就包括1976年的“青龍奇蹟”。所謂“青龍奇蹟”,是指在“7•28”大地震中,雖然唐山毀滅了,24萬人震亡,但唐山附近的青龍縣卻因為當地政府事先發布臨震預報而“無一人震亡”。

當時,相對開放的地震預報制度造成的局面是,不同學科、職能的專業機構相互合作,上下地震部門縱向橫向合作,充分動員地震重點危險區廣大群眾參與其中,所有重要地震信息都經過逐級篩選並核實(落實)後,向地震預報決策機構彙總,不同層次的地震預測報告都會同時參考主流和非主流方法,高層次地震預測報告也會同時參考官方機構和群測群防的不同預測報告。(這個局面當時是有點“亂”,但完善制度、加強管理就可以使之規範,使之運轉有序。)

唐山大地震以前,中國相對開放的地震預報制度的真正缺陷在於,政府一旦發佈地震短臨預報,就要組織居民大規模撤離,這隱含著巨大的經濟和社會風險。這是因為,在目前的科技條件下,準確預報發震時間比準確預報震中區和震級更困難。這種極端化防震避險的制度安排,理論上會較多地碰上“報而不震”或“報而遲震”的情況,這往往會帶來很大的經濟損失和嚴重的社會秩序混亂。從這個意義上說,海城地震的成功預報和“青龍奇蹟”都有較大的“運氣”成份,因為他們預期的大地震幸運地分別在臨震預報發佈9小時和44小時後如期發生。

令人扼腕的是,中國相對開放的地震預報制度並沒有進步,沒有向前走向完善、規範,而是出現了逆轉、倒退。“7•28”唐山大地震的漏報,使國家地震局官員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和社會壓力,而地震學家則內疚、痛苦、沮喪,有的還後悔,也承受著巨大壓力。然而,這些壓力太大,它不僅沒有轉變為努力向上的動力,相反,巨大的壓力與地震短臨預報的高難度一起,最終壓垮了中國的地震預報體制。地震部門由主張“地震有前兆,可以預測預報”轉向了“地震不能預報”;地震預報制度由相對開放型轉向完全封閉型。最終形成了今天的尷尬局面:由主流地震學家主導的地震部門沒有能力完成短期預測和臨震預測(簡稱短臨預測)任務,每一次大地震之前差不多都要出來“闢謠”,每一次大地震之後都要喋喋不休地說“地震不能預報”,而政府則一言不發,有關部門高度緊張,到處“滅火”。

其實,在技術上,當年唐山大地震完全具備發佈臨震預報的條件,因為當時有高質量且相當完整的長期、中期、短期和臨震預測,足以支持政府的臨震預報。而“青龍奇蹟”其實就是這些高質量預測信息的直接受益者。

在客觀上,中國地震預測分為主流和非主流兩大學術派別。主流預測依靠地震物理預測方法預測地震,採用一切可用方法預測地震。在理論上,主流預測在中長期預測方面有明顯優勢,在實踐中也成就斐然,但他們在短臨預測方面基本上無能為力、無所作為。也許,採用地震物理預測方法作短臨預測是地震預測的未來和方向,但在可以預見的未來,比如一二百年,甚至更長時間,人們可能都指望不上。

與此相反,非主流預測在短臨預測方面有明顯優勢。他們緊緊盯住地震前兆異常,利用一切手段(包括物理、化學、生物、氣象以及其它有用信息)觀察前兆異常,並從中尋找規律,以求提前示警。事實上,由國家地震局認可的非主流預測手段和方法有好幾十種,這些方法在海城和唐山大地震時期,取得了相當輝煌的成就,併產生了實實在在的減災實效。

不過,非主流預測想要在短臨預測方面取得成功必須同時具備四個基本條件,一是需要主流預測提供中長期地震趨勢以便明確短臨預測的方向,二是需要多學科合作、多種手段綜合運用,三是要求預測人員具有豐富的地震預測經驗,四是需要眾多的前兆異常監測(觀察)數據。這四個條件缺一不可。

中國曾經的相對開放(半封閉)的地震預報制度基本上能夠滿足上述條件,這是非主流預測在1975、1976年能夠取得輝煌成就的根本原因。

但是,在完全封閉的地震預報制度條件下,由主流地震學家主導的主流預測壟斷了國家的地震預測預報,他們排斥並邊緣化非主流預測。這樣一來,中國地震預測力量事實上分裂為“主流預測”和“非主流預測”。

本書所說的“主流預測”,最初是指依靠地震物理方法預測地震(即“物理預測”,業內習慣稱“物理預報”),後來為了行文方便也指主張或運用“物理預測”的科學家和專家。一般地說,主流預測主要是由地震部門在職在崗的主流地震學家和專家所組成,同時也包括非地震部門主張“物理預測”的主流科學家。

本書所說的“非主流預測”,最初是指運用非主流、非地震物理方法預測地震,即利用監測“經驗性前兆異常”的方法預測地震(即“經驗預測”,業內稱為“經驗預報”),以及主張或運用非主流“經驗預測”方法進行地震預測的科學家和專家。後來,由於中國地震預報體制越來越封閉,甚至連退休、離崗或不在地震預測崗位的主流地震學家也被邊緣化,並被排斥在地震部門的地震預測之外。所以,本書所說的“非主流預測”既包括非主流“經驗預測”方法,也包括使用“經驗預測”方法的地震預測科學家、專家(含民間專家)和所謂的群測群防,還要包括非在職、非在崗的主流地震地質科學家和專家。

這種分裂造成了如下嚴重局面:

(1)“主流預測”排斥並邊緣化“非主流預測”,最終使自己完全失去了短臨預測能力。這便是他們喋喋不休地說“地震不能預報”的根本原因。而事實上,在現有科技條件下,採用地震物理預測方法的“主流”地震學家的確無法判斷短期或臨震趨勢,無法作出具有減災實效的地震短臨預測,尤其是臨震預測。

(2)“非主流預測”失去了自身多學科合作和與“主流預測”合作的制度平臺。這使他們失去了上述四個基本條件中的三個條件(僅剩經驗豐富一條)。沒有中長期地震預測為他們指明短臨預測方向,沒有多學科合作、多種手段綜合運用的組織和制度條件,沒有數量和密度足夠的監測臺站,所有非主流預測“單兵作戰”或“孤軍奮戰”所作出的短臨預測幾乎都沒有實際減災意義。因為,任何機構都不可能僅憑這樣幾個零星的短臨預測報告就發佈短臨預報示警。這就是為什麼“青龍奇蹟”之後40年,所有非主流預測所作出的短臨預測幾乎都不再成就真實減災實效的根本原因。

上述嚴重局面造成的嚴重後果是,中國地震預測整體水平大幅度下降,且遠低於1975—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期。

現有資料顯示,自唐山大地震漏報以來,中國近40年來一直處於世界領先地位的地震預測有生力量已經並且正在被削弱!

如果這一封閉型地震預報制度再不改革,那麼,將來仍然不會再有“海城輝煌”、“青龍奇蹟”,相反,汶川悲劇、玉樹悲劇、蘆山悲劇……將會反覆上演,也許、極有可能……還會撞上更大的災難。



本書首先要展現給讀者的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漏報以後,中國地震預報所陷入的那種難以言狀的尷尬局面。

一方面,國家堅守著地震預報體制,併為之投入了大量的人物財;另一方面,每當發生死傷慘重的大地震,政府又對地震預報三緘其口。同為地震部門的官員、科學家,在不同背景、不同年份、不同場合、不同地點,他們的說法相互矛盾。在互聯網高度發達的今天,人們很容易就搜出一串歷史資料令政府公信力蒙垢,令科學家尷尬。

在具體工作層面,一方面,中國的地震學家和地震工作者兢兢業業,為地震預測做了大量工作,並取得過一系列令國際同行羨慕的輝煌成就;另一方面,他們自己又反反覆覆地強調,地震從本質上講不可預報。面對大地震造成的慘重傷亡,他們往往要小心避開那些曾經的輝煌,絕口不提地震預報,處處小心保護自己的身份。

在科學研究層面,搞地震研究的不去研究地震預測,反而像躲瘟疫般地遠離預測預報;在整個地震學術界,不以預測研究為榮,反以預測預報為傻;在應用研究層面,專家們有了地震預測,卻總是見不到政府的預報,預測成功的地震專家永遠只是幕後英雄。

世界級的科學難題、低比例的準確預報率,令科學家們左右為難,有了數據不出預測說不過去,可提出預測又不敢打保票。

政府拿了科學家的預測也是左右為難。發了預報,萬一它不震呢?可不發預報,萬一又震了呢?據說,3次誤報的損失等於1次地震損失。好多時候,拿了預測不發預報,它卻流傳出去成了謠言。這謠言引起社會秩序混亂,可政府剛剛闢謠穩定了人心,那地震它又真的發生了。

如此這般的尷尬局面,令人唏噓。

然而,事情本來不該是這樣!這一切的歷史根源,在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而它的制度根源,卻在中國地震預測預報制度本身。

讓我們從中國地震預測預報的起點說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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