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國盛 | 重審科學與人文

科學的歷程2018-11-09 06:32:35

▲吳國盛


作者 吳國盛 (本號主編,清華大學科學史系教授

責編 許嘉芩 劉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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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興有機會到東南大學來和同學們探討一些我們時代的重要問題。昨天我們對過去100年的科學技術做了一個歷史回顧,今天我們講講科學與人文,做一個理論性更強一點的討論。

科學與人文的問題在今天許多人都在談,大家都意識到科學與人文之間存在著分裂,應該彌合它。但是怎麼彌合,能不能彌合。如果說科學與人文本來就是兩碼事的話,我們幹嗎要彌合它呢?如果人文與工程技術沒有關係,或者人文教育根本就不利於工科人才的培養,為什麼我們搞工科的大學要辦人文學科?這裡有很多理論問題並沒有解決。我們隱隱約約覺得應該這麼做,但是為什麼應該這麼做,問題沒有搞清楚。所以我想我今天也提供一個看法,請大家一起來討論。

問題從何談起呢?首先要說,科學與人文的問題直接關係到當代中國科技政策的糾偏問題,也就是說,我們目前的科技評價體系、目前的科技政策,有些急功近利,有些重量輕質,有些重理輕文、重應用輕基礎。我感覺,這件事情可能從根本上違反科學精神。這裡當然還牽涉到科學的社會形象問題。科學究竟是什麼?現在我們說的最多的是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當然不錯,但還不夠,不夠在哪裡?這是問題。還有一個是教育問題。過去幾十年來我們的教育分科太嚴,文不學理,理不學文,重理輕文,這個局面給我們的人才培養帶來一個很嚴重的問題,這個問題的背後實際上蘊涵著某種對科學與人文的態度,當然是不正確的態度。還有一些理論問題,比如,中國古代有沒有科學?我們經常說中國古代有科學啊,我們四大發明,我們的什麼這個那個,但有人較真地一分析,說你這個都不是科學,只是技術嘛,那麼我們古代究竟有沒有科學?當然你要回答中國古代有沒有科學首先你要告訴我什麼是科學,如果你連什麼是科學都沒搞清楚,那你當然不能很肯定地說中國古代有沒有科學。還有,社會科學是不是科學,現在有很多搞文科的都願意說,社會科學嘛當然是科學了,你不是科學你就撈不上第一生產力這個光榮稱號嘛,你沒有這光榮稱號就沒有經費,就沒人支持你了。可是,在什麼意義上社會科學是科學?我們要考慮。還有,我們這幾年從上到下,人人都講科學精神,那麼科學精神究竟是什麼東西?一人一個說法,讓人不知所措,那麼科學精神究竟意味著什麼?

所有這些個問題,按照我的看法,都貫穿著對於科學與人文關係的理解,不同的理解將會導致對以上問題做不同的回答。我們今天的講座分六個問題來講:先講人文意味著什麼,再講科學是什麼意思,近代人文是什麼,近代科學是什麼,近代科學與近代人文的關係,最後落實到對科學精神的解釋上。

何謂人文

什麼是人文?人文從漢字來講是兩個字,人和文,兩個東西。第一個講的是人,理想的人,理想的人性。第二個是文。“文”通“紋”路,就是劃道道,就是要刻點什麼東西上去,就是要“燕過留聲,人過留名”,就是留點什麼東西。文就是人表達自己人性的方式。“人文”這個詞呢最早見於《易經》:“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這裡的人文就是教化的意思,表達了“文”而化之的意思。

西文也包含著同樣的兩層意思:從詞型上看,Humanities(人文)顯然與Humanity(人性)有關,而從來源上看,Humanities這個詞其實也是教化的意思。Humanities來自拉丁文Humanitas,而Humanitas則來自希臘文Paideia,就是教養的意思。公元2世紀的羅馬作家格利烏斯有一段話,是迄今為止關於Humanitas最經典的一個說法。我們一般講Humanities容易想到講人道,講友愛、博愛,可是他說,拉丁文Humanitas這個詞並沒有人們通常以為的這個意思,希臘文有一個詞說的是這個意思,即philanthropia,可是他說Humanitas並不是對這個希臘詞的翻譯,而是對另一個詞即Paideia的翻譯。這個Paideia是什麼意思呢?也就是我們所說的高雅技藝的教育與訓練,就是教養的意思。他說為什麼要把這種教化培養稱為人性的表現呢?因為只有渴望追求這種方式的人才具有最高的人性。

好了,語言學的事情就講到這裡。我們知道了兩樣東西,一個是理想人性,一個是對這種理想人性的培養方式。那麼有沒有普遍公認的理想人性呢?我個人的看法是,對於大的文化系統來講,它們所認可的理想人性可能是不一樣的。今天我們比較關注兩大文化,一個是以希臘作為起源的西方文化,一個就是我們中國文化。這兩大文化各自推許的最基本的理想人性是一樣的嗎?我看不一樣。按照我的理解,希臘人所推崇的理想的人性就是自由,自由是他們的最基本的人性,他們的所謂人文教化也就是自由教育。我們可以注意到有些英文詞組就帶有這個痕跡,像這個Liberal education,你不能翻譯成自由教育啊,應該譯成人文教育。還有Liberal arts,不能翻成自由藝術,翻成自由藝術不知所云,它其實就是文科的意思。為什麼Liberal education,Liberal arts要翻成人文教育、文科?那是因為在西方的傳統中間,這個人文學科的核心是自由。

昨天我還在浦口校區跟同學們談,自由是構成一切人文學科的一個基本的價值支點。沒有自由什麼都不要談,我打你一拳我為什麼要負責任,我給老人讓座為什麼是德性高尚的,就是因為我可以打你也可以不打你,我可以讓座也可以不讓座。如果我腿壞了我只能坐在那裡,你不能指責我不讓座是道德上有問題。如果我打過去是由於某種物理規律的必然性造成的,那這個我也沒有辦法。所以道德價值要求你自由,這從希臘時代開始就是很強調的。但是注意,在我們中國人這裡並沒有這個自由。我們中國人最高的人性呢是仁,仁義的仁。這個教化的方式呢是“禮”。這裡的區別究竟在哪裡呢?舉一個例子。亞里斯多德有一句名言: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大家都知道,它的原文是:我愛柏拉圖,但我更愛真理。這裡面滲透的是一種什麼精神呢?對比我們中國也有一句名言。中國人講“子為父隱”,就是老子犯了錯誤,你兒子不能去張揚不能去舉報的。你舉報了就有問題了。為什麼呢?你首先破壞了這個基本的人性“仁”,因為我們中國的“仁”首先是體現在血親之間。如果你父子之間的這種關係都敢於打破的話,那你對仁這個基本的人性就是一種破壞。這兩句名言裡可以看出來中西方之間理想人性的巨大的差異。

如果說與“仁”相對應的教化形式是“禮”的話,那麼和“自由”相對應的教化形式是什麼呢?我們說與仁相對應的是講禮,只有通過一系列禮節的訓練才能把理想人性內化到你內心裡去,那麼,讓我們比較一下“仁”和“自由”這兩種理想人性之間不同的內化方式,從這裡,我們也許會發現不同的人文形式。那就是,我們經常說的中國人講“動之以情”,西方人重“曉之以理”。這裡面區別在哪裡呢?我們也可以舉個例子。孔子曾經講到,有一個人問他父母死了以後為什麼要守孝三年呢?為什麼不是兩年為什麼不是一年為什麼不是五年呢?這個問題當然也是個問題,對於西方的思維來說是很合理的。孔子如何回答呢?孔子並沒有跟他講為什麼三年,而是跟你講的,你的父母親含辛茹苦的撫養你,他們吃的苦可不止三年吧,他們為你操的心可不止三年吧,他們為你做的很多犧牲可不止三年吧。就這樣,講了之後,提問者就慢慢地打消了這個問題,他就不再認為三年是個問題了。這就是動之以情的結果。當然,每一種文化都是多樣化的,通常是講情也講理的,但不同文化有不同的側重。我們還可以舉一些例子,比如有些少數民族的同胞想提一個問題,但他不是直接講,而是不停地跟你打比方,講故事,唱歌兒,什麼“草原上的雄鷹呀”,什麼“烏雲散開太陽出來呀!”講一大堆,經過這麼一大通鋪墊,到他真的把問題托出來的時候你感覺問題提得真有理,非得這麼做才行。這就是動之以情的效果。

好了,與“仁”這種人性理想相對應的人文形式是“禮”,而禮的說服方式是“動之以情”,那麼與“自由”這種理想人性相對應的人文形式是什麼呢?不用說,就是“科學”,而科學的思維方式,典型的就是“曉之以理”,即要不斷地問個“為什麼”。

何謂科學

我們開始講科學。中文的“科學”這個詞直接翻譯自science,而且跟science這個詞的用法大致類似,基本上指的是自然科學natural science,而natural science通常指的是數理科學,數理科學通常是以牛頓科學為典範。不過這種理解也有問題,把科學理解得太窄了。把許多數學化不夠的學科,如博物學打入另冊。諾貝爾獎裡面只有醫學和生理學獎,沒有地學、博物學、生態學等。再有,把科學限制在數理科學方面,就無法理解牛頓科學這樣的典型科學從哪裡來的。要知道,一進入歷史的環節你就會發現牛頓科學其實屬於一個更古老的傳統。它不是空穴來風突然冒出來的。它屬於什麼傳統呢?簡言之就是西方科學傳統,就是說,在西方本來就有一個科學傳統,牛頓科學不過是這個傳統孕育出來的一個品種。

為了闡明這個西方科學傳統,我們再講講德文的科學,wissenschaft。德文的科學一詞跟拉丁文scientia差不多,含義比較廣,包括自然科學,也包括社會科學,還包括人文學科。德國人代表的這個傳統,傾向於從一個寬泛的意義上來理解科學。比如說意大利思想家維科的《新科學》,實際上講的是歷史哲學,但是它冠名以新科學。黑格爾把哲學叫做科學,而狄爾泰呢,講精神科學,他把人文學科經常叫精神科學。李凱爾特則把人文學科叫做文化科學。這些叫法顯然和英文的叫法不同,它們顯然不是natural science嘛。為什麼都能叫做科學呢,這是因為它們共同的屬於同一個知識傳統。胡塞爾講歐洲科學的危機,這是上個世紀一個很重要的哲學命題,但他講的科學不是講的自然科學的危機,他講的毋寧說是歐洲人性的危機。胡塞爾把科學的危機與歐洲人性的危機等同起來,非常具有啟發意義。

西方科學傳統起源於希臘,它的關鍵詞是理性。我們可以注意到,在西方思想史上,哲學和科學永遠都糾纏在一起,許多時候甚至沒法區別。西方歷史上第一個哲學家也是第一個科學家,西方的科學家做大了必然就是哲學家。比如愛因斯坦,當然就是哲學家了。愛因斯坦在世的時候,有一個叫席爾普的編《在世哲學家文庫》,就把愛因斯坦編了一卷。為什麼呢?因為從根本上講哲學也是一種科學,它是講理的,是理性科學。

所謂的科學理性有一些什麼特點?科學理性有兩個方面,第一個是內在性。所謂內在性就是純粹性。我們經常說自然科學有自己的目標,有自己的手段,可以為自己立法,我的毛病我自己知道,不用你們來教,我自己可以糾錯,我自己可以解決問題。這是什麼意思呢?它講的無非就是一句話:我自然科學是內在的。理性從來都是為自己立法的,它不需要外在的法律。這是西方人對人類文明的一大貢獻。它發現有一個理性世界,這個世界是自己為自己立法的,這個自己為自己立法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內在性本身就構成了我的最高價值的來源,就是合目的性。理性提供了一個最高的價值系統。我們經常說“你要講理啊!”“真不合理啊”。我們中國人喜歡說合情合理合法,把理是放在情以後的。為什麼呢?我們中國人喜歡說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理是相對的,而情在我們看來,反而是比較絕對的,所以情高於理。但是西方人把這個理擡的很高,而且擡到了內在性的高度。到了這個高度,理就是絕對的,而不是相對的。

蘇格拉底曾經說未經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這是他的一句名言了。為什麼一個人沒有反思能力活了就白活呢?為什麼一個人活了一輩子從來沒有反思過自己就是白活了呢?這是因為他認為他從未觸及到理性世界,而一個沒有觸及理性世界的人,在他看來就就沒有掌握自己的人性,沒有達到自己的人性。還有康德。康德有很多書,重要的比如說《純粹理性批判》實際上講的是純粹理性如何能為自己立法,如何能夠通過內在的方式整出一套規則過來,而《判斷力批判》談的就是目的性。理性本身就提供一個目的因。今天我們一說理性好象就是一個規則,一個客觀的定律,沒有目的性。這是有問題的。胡塞爾講歐洲科學的危機在於,一方面非理性主義全面放棄理性,另外一方面實證主義只強調一種片面的理性主義。片面的理性主義事實上放棄了對普遍性的尋求,它只講事實理性不講價值理性,只講工具理性不講目的理性。今天的許多科學家自動把自己陷在一個所謂道德中立的地位,不考慮道德問題,這恰恰是一種片面的理性,是一種分裂的理性。放棄了普遍理性的尋求,必然會導致一系列的分裂。科學與人文的分裂實際上是理性分裂的一個自然的後果,所以也是胡塞爾所謂危機的表現。

希臘-歐洲人這樣的一種知識追求,是由他們的理想人性決定的。剛才我們已經說了,如果說中國儒家的人文形式是仁和禮的話,那麼希臘-歐洲人的人文形式就是自由和科學。我們可以舉一箇中國星占學和希臘數理天文學的例子。我們知道,中國人也好希臘人也好都面臨同樣一個燦爛的星空,都非常注意天上的現象,都把天上的現象勤勤懇懇的記下來,但是在此基礎上,他們卻發展出了完全不同的知識形式。中國的星占學,就是要通過了解天象的變化來規定和預測地上人事的變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歷史上的大天學家們都是官方天學家,天文學家都是官員,都是政府高官,部級幹部。為什麼呢?因為他直接為皇家的一舉一動服務。皇帝什麼時候起床啊,什麼時候該打獵啊,什麼時候該種田啊,什麼時辰登基,什麼日子結婚,……都要看看天上的事情。這樣的天學,關於天象的知識,是屬於禮文化的一部分,而這個禮歸根結底,是要表達中國人的仁:要順應天時。希臘人呢?一開始就不是為了什麼實際的用途。希臘不是一個農業民族,它也不需要用來編制曆法,指導種田,也不是用來算命。他就是要研究那個規律,研究行星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運行方式。為什麼他們要研究這個沒有什麼實際用途的東西呢?那是因為,希臘人認為,這樣的研究屬於最高尚的人性,研究純粹問題的人是最高尚的。我們都知道歐幾里得,是演繹幾何的集大成者。一個學生跟他學習,學了幾天問他,說老師學完幾何能不能掙錢啊?歐幾里得勃然大怒,認為這是對他的侮辱,把他趕走了,說“給他兩塊錢你走吧”(笑聲)。為什麼呢?因為你懷疑我的學問的純粹性相當於懷疑我人本身有問題,就像我們中國人懷疑你這個人不懂“禮”一樣。希臘的數理天文學是近代科學的真正始祖,我們今天所謂的古典科學都是從數理天文學這條線上下來的。它一方面要觀察,一方面要整合自然規律。

剛才我們講到科學理性的第一個方面是內在性,第二個方面是合目的性。這兩個方面都可以歸結為自由引導的結果。“自由”是什麼意思?就是由自嘛,由著自己內在的邏輯來發展叫自由嘛。合目的性是什麼意思呢?自由從來也不是想幹什麼就幹什麼,這個維度對於我們中國人是很陌生的。西方思想史上的自由向來規定著一種目的性,有價值問題的,那就是:自由是它的最高價值。這個自由作為最高價值就是目的性本身。自由從來不是手段,從來都是最高目的。裴多菲不是有一句詩嗎?是說: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也就是他認為自由是最高的價值,它是比生命和愛情更高的價值。為什麼呢?因為生命的意義,愛情的價值,都是自由引導的結果。沒有自由,生命是沒有意義的,沒有自由,愛情也是沒有根據的。

好了,我們看看希臘的大師們是怎麼說的。他們說只有理性的人才是自由的人,這是希臘人開闢的一個很重要的思路。亞里士多德有句話說:“我們應該盡一切可能使自己昇華到永生的境界,使自己無愧於我們身上存在的最優秀的品質而生活。對於人來,這就是以理性為根據的生活,因為它才使人成為人。”這裡一語道破天機,西方的人文,說一千道一萬,就是因為它以理性作為它的最高原則。

希臘的科學首先是內在的,希臘人的天才創造中間有一樣即邏輯演繹推理的科學。希臘人能夠把這個geo-metry,我們知道geo是地了,metry是測量了,geo-metry本來是測地術了。測地術變成幾何學是希臘人天才的創造。泰勒斯跑到埃及去留學。埃及的尼羅河定期氾濫,所以氾濫一次,田地需要重新劃定,所以測地術比較發達。但是泰勒斯學完測地術回來把它變成了幾何學。他把證明問題做為科學的首要問題。畢達哥拉斯定理從來也不是我們的勾三股四弦五,它說的是任何一個直角三角形的兩個直角邊的平方和等於斜邊的平方。我們的勾股定理還是測地術,但人家的畢達哥拉斯定理就是幾何學了,是演繹的邏輯,是推理的科學。

希臘科學的第二個特徵是它的非實用非功利的特徵。為求知而求知,為學問而學問,為科學而科學,這些東西我們過去是批判的。為什麼批判呢?根本原因也是因為我們中國的主流文化中本身就缺乏這根弦,我們不大懂得無用之用是什麼意思。

希臘科學的第三個特點就是剛才講到的目的性,也就是最終會指向意義問題,它要指向善。柏拉圖講最高的學問不是數學,數學當然已經表達了某些自由的特徵。它是演繹的、邏輯的、推理的,也是非實用的、非功利的。但是數學還不是最高的學問,為什麼?在數學之上還有一個學問叫做辨證法,不是我們今天的這個辨證法,是關於善的學問。數學是通向善的。我們可以舉懷特海,二十世紀前半葉一個很重要的數學家和哲學家,他就認為自己的畢生總結是一篇論文叫《數學與善》。我第一次聽到這個說法挺奇怪的,數學和善有什麼關係呢?照我們看來,數學嘛研究一些純粹的演繹推理,善嘛是道德問題啊,道德和數學有什麼關係?其實這正是我們現代人的一個悲劇,因為我們今天的理性是分裂的理性,我們居然不能理解數學與善的內在一致性。懷德海敏銳的發現,數學和善的追求本質上是一樣的,它們追求的是同樣一件東西,即理性的完善。懷德海一輩子寫了很多書,有哲學的有數學的,但是他認為這篇文章是他的代表作,因為這篇文章強調了數學和善的最終的合一性,所以有人說懷特海是希臘精神的正宗傳人,是柏拉圖主義的正宗傳人。實際上,懷德海的思想和剛才講的胡塞爾的思想是一致的。

這種希臘的科學精神通過什麼方式傳到近代的呢?我們以前認為經院哲學專講基督教教義啊,不講道理啊。這個看法是錯誤的。基督教哲學分為前後兩期,早期的教父哲學是不怎麼講道理的,把信仰放得很高,所以有人甚至很極端地說,正因為荒謬我才相信,不怎麼講理。但是後期的經院哲學不一樣了,它把亞里士多德的思想整合進基督教的教義,形成了所謂的經院哲學。這個經院哲學是很重視邏輯演繹推理,很重視講道理,很重視理性的。當然,希臘那種較真兒的講理,與基督教有時也會有些衝突。我們剛才談到為什麼要守孝三年的問題,三字兒出不來嘛,上帝這裡也有這個問題,你追問多了,最後也會有問題。比如聖父聖靈聖子究竟是一個東西還是三個東西,這是基督教哲學裡面一個很麻煩的問題了。還有比如說,耶穌拿一條魚所有人都吃飽了,什麼手一揮把那個河水都擋住了,人就可以從河底下走過去,這些個奇蹟當然是理性難以解決的。當然經院哲學為此有很多妥協的方式。但是,總的來看,經院哲學的出現標誌著希臘精神對基督教的融合。相比之下,回教就沒有出現類似的經院哲學。本來它也是有機會的。公元十世紀左右的時候,當時的希臘文獻全部給翻譯出來了,都翻譯給了阿拉伯世界。當時他們出現了兩位,一位是阿維羅意,一位是阿維森那,這兩位哲學家本來是想把希臘精神整合到回教裡去,但是他們的回教首領,他們的哈里發說了這麼一句話:說上帝命令為那些單憑理性就能導致真理的人備好了地獄的烈火。這樣一來,回教的經院哲學就沒有出現,回教依然是他的原教旨那套東西,沒有整合到希臘理性裡來。懷特海說過:在現代科學理論還沒有發展以前人們就相信科學是可能的,這樣一個信念是不知不覺的從中世紀神學中導引出來的。也就是說,中世紀的神學成了幫助希臘精神傳到近代的一個最重要的手段。他還說,就算伽裡略吧,這位近代科學的始祖,他那個條理清晰的和分析入微的頭腦便是從亞里士多德那裡學來的。所以我們說,現代科學不是突然冒出來的,不是宙斯從雅典娜的頭裡突然冒出來的,它是有它的一個源遠流長的背景。

近代西方的人文傳統

下面我們講一講近代西方的人文傳統。先要討論一個詞,Humanism。Humanism這個詞很不好翻譯,在座的同學當然不知道,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關於這個詞還引起了一場很大的風波。目前有兩種比較常見的翻法,一個是人文主義,強調人的教養,人的全面發展,代表文藝復興時期的一個重要思潮。還有一個譯法是人道主義,講仁慈啊博愛啊,講一些倫理原則。比如俘虜不要殺死,階級敵人也不能殘害肉體,死刑犯要讓他尊嚴的死去等等。人道主義的這種含義更類似Humanitarianism,實際上這個詞來自於剛才講到的希臘文philanthropia,講的就是博愛這方面的意思。這兩種譯法還沒有把Humanism這個詞裡面蘊涵的一個更深的意思體現出來。人道主義過份偏於倫理,人文主義偏於文史哲的學科性質。作為哲學意義上的Humanism表現在哪裡呢?我考慮一個譯法叫做唯人主義。我們講materialism可以翻譯成唯物主義,idealism翻成唯心主義,那麼我們Humanism也仿造一下翻譯成唯人主義。這樣一翻它的意思就非常明顯了,什麼意思呢?近代以後,人開始成為最高的價值元點,成為世界的中心。這個詞在這個意思上類似於anthropocentrism,就是人類中心主義。Humanism的一個重要的哲學意義就是人類中心主義。

好,我們要追問的是,唯人主義在什麼意義上實現了歐洲人-希臘人的自由理想?我們說既然humanities是用來表達humanity的,而humanity是自由,那麼,這個Humanism在什麼意義上表達了自由?這是我們今天追問的一個問題,也是當代的歐洲思想家不斷追問的問題:當代的人文主義或唯人主義在什麼意義上實現了歐洲的理想人性?唯人主義一方面當然是表達自由的,它把人放在中心位置,世界開始成為我們眼中的世界。當然,“我們”眼中的世界不是我們每個人眼中的世界,而是一個大寫的人的眼中的世界。這個大寫的人的出現使得Humanism成為可能。今天我們每個人都依賴大寫的人,我們每個小寫的人都很渺小。燈突然一滅,水突然一停,交通突然一斷,我們這個城市就成了一個臭哄哄的城市了,就沒有辦法了。大寫的人不發揮作用的話,小寫的人沒有辦法,把一群城市的人引到荒野上去,他們的求生能力是很差的。因為我們依賴大寫的人,因為這個大寫的人開始成為世界的中心,世界開始成為大寫的人的眼中的世界,這個世界呢開始喪失了它的獨特性。過去我們講一棵植物一棵樹一個動物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少數民族有神山等說法。今天神是沒有了,每一個東西之間神聖的聯繫沒有了,世界變得有如薄紙一樣沒有厚度。我們知道從近代西方以後,定點透視取代散點透視,是藝術史上一個很重要的變革。定點透視意味著,世界就是“我”眼中的世界。從前的畫都是散點透視的,坐飛機式的空中鳥瞰,《清明上河圖》就是這樣的,一個很長的畫卷,是空中鳥瞰出來的。定點透視標誌著主體性的誕生。自從主體性掌握了近代世界以來,世界本身便成為意義中性的了。不是經常有人問,地球本身有意義嗎?地球不就是我們能源倉庫嗎,不就是我們的垃圾填埋場嗎?本身還有什麼價值?

唯人主義使得世界與人的關係成了效用關係,所以效用的邏輯成為我們今天最重要的邏輯,但是請注意效用的關係從來也不是一種自由的關係。什麼叫自由啊?一個孩子坐在水邊上,往水裡丟了塊石頭,看見石頭在水裡蕩起了一層層的漣漪,他心裡生出一種欣喜的心情,這是審美。審美是什麼?審美是非功利的,這個孩子從丟石頭這個動作裡面沒有得到任何現實的利益,他也不是想得到什麼,他就是覺得這樣很好,很美。我們知道,希臘人發明了歐氏幾何是一大貢獻,按我的理解他還有一大發明,就是這個奧林匹克運動會。奧林匹克運動會英文是Olympic Game,我第一次學英文的時候覺得這個Game有點奇怪,覺得奧運會怎麼能翻成Game?Game不就是玩嗎?遊戲嗎?可我們今天的奧運會怎麼是遊戲呢?那可是你死我活的拼殺呀,為了獲獎牌甚至可以把對手殺死(笑聲)。有這樣的事情,我記得有位美國滑冰運動員就被殺了嘛。這件事情說明,今天的奧林匹克運動會已經不是希臘意義上的奧運會了,希臘人那種非功利的、那樣一種表達自由的Game,事實已經沒有了。奧運會是希臘人的存在方式,因為奧運會甚至成了他們的紀年體系,比如說某某人生於第23屆奧運會的第二年,就這麼紀年。你想一個民族能以遊戲的方式成為他們存在的基本方式,當然他們對人與世界之間那種自由的關係的把握一定是很貼切的。我們今天效用的關係構不成自由的關係。黑格爾講“主奴”辯證法,實際上揭示了主人和奴僕之間不可能有自由的關係。當然你可以說我可以隨便支使他幹什麼,但是你們兩人之間永遠不可能有內在的交流。自由的關係必須是內在性的關係。從這個意義上說,唯人主義在今天受到越來越多的指責,越來越多的反思。這點下面我們還要結合唯科學主義來談。

近代西方的科學傳統

近代西方科學我們要舉兩個人,一個叫笛卡兒,一個叫培根。我們要問的是近代科學從什麼意義上能夠稱為科學?在什麼意義上繼承了希臘人的科學理想因而能夠成為科學。第二個我們要問的是它作為近代科學有什麼特徵?笛卡兒有一句名言叫“我思故我在”,培根呢也有一句名言叫做“知識就是力量”。這兩句名言裡包含著近代以來一種全新的科學理念。笛卡兒講“我思故我在”,當然是把思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是繼承了希臘人的理性傳統。但是“我”出來了,主體性出來了。我們剛才講到唯人主義,其實唯人主義它不是空穴來風的。笛卡兒的這句話是一個證據。誰思?“我”思,這個“我”當然不是笛卡兒本人了,是大我。培根這句話又給出了一個新的維度,知識就是力量就是說科學就是力量嘛。什麼意思呢?近代科學是一種力量型的科學。希臘科學不是力量型的,而是沉思型的,通過思與世界建立一種共通性。

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是近代科學理性化的一面旗幟。“我思”說的就是理性的奠基啊,就是要把一切的一切奠定在理性的基礎之上,他要把一切的一切全部囊括到“我思”這兒來,他把“我思”作為基礎。大家要注意,今天的自然科學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我們經歷了一個所謂的自然的數學化運動。自然的數學化保證了我們今天對於自然界的觀測都是可行有效的,但是數學化是什麼?數學化為什麼能成為自然構造的一個基本因素呢?是因為我思已經先行了,先行的做了理性奠定。我們這個世界的本質也就是思,連我在也是通過我思來得到論證的。現代科學只有充分的數學化才能有資格稱之為科學,那是為什麼呢?那是因為自然界本質上是數學化的,你只有通過數學化的方式才能把祕密勾出來。

自然界的數學化本質上是理性化過程的一部分。除了自然的數學化外,還有研究的方法論化,科學研究的分層分科化。笛卡兒也開創了科學的方法論化,並把方法論變成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主題。笛卡兒有個名著叫《方法談》,他把方法問題稱為哲學的最高問題來談,這是為什麼?理性化分為三步走。一步是對象的理性化,也就是自然的數學化,第二步是研究過程的理性化,也就是研究的方法論化,第三步是研究建制或社會建制的理性化,也就是分層分科化。什麼叫方法論,方法論的意思就是說有了這個方法你就一通百通了。我們經常說要授人以漁而不授人以魚,那個漁就是方法,你知道方法了就可以事半功倍,不知道方法你是事倍功半。所謂研究的方法論化,就是使整個研究變得編程化,程序化。

至於科學研究的分層分科化,性質也類似。每個人不要什麼都做,分門別類你做一點我做一點,越做越專越做越深。那麼總起來看,一個社會就構成了一個強大的理性之網。研究的分門別類、專業化分科化是理性的內在要求。有些同學學管理的,學營銷學的,都是在學習理性化的組織過程。理性化的組織為了什麼?它的目標就是要高效率,高效率是我們為什麼要採取理性化的一個最終的目標。

在笛卡兒所開創的近代的合理化的科學範式裡,有四個特徵。有位科學社會學家叫默頓,現在還健在,他把科學的精神氣質總結為四條。第一個是普遍性,不能說在中國做的實驗美國不管用,那不行,哪兒做都管用;第二個是公有性,科學嘛不是少數人的事情,它為全人類所公有;第三個是無私利性,你不能說我這個科學只能為少數人謀福利,那不對的;再就是有條理的懷疑主義。我們會看到默頓總結的這四條精神氣質,沒有一條不是和自由貫通在一起的。

下面我們說說培根。培根在他的《新工具》裡講的非常清楚,他說希臘人呢都是小孩兒,玩些遊戲,不管用。希臘人當然對自己的生活要求不高了。希臘人生活的地方海邊,氣溫也比較宜人,所以穿衣服也比較簡單,拿塊布一披也就差不多了。吃的東西也不怎麼講究。他們認為最高級的事情應該是思想,所以他們練出來高超的辯才。他們對於純粹理性的愛好為人類留下了一個重要的精神財富。但培根講呢這個不行,希臘人有問題,他說科學應當增進人類的物質福利,這是他為近代科學吹響的第一聲號角。當他講知識就是力量的時候講的就是科學應當為人類造福。他還有句話,他說欲征服自然必服從自然,那怎麼服從自然呢?要服從自然你必須知道自然下一步要做什麼,也就是說,要服從自然必先有效的預測自然,所以在培根的這句話後,蘊涵一個非常深的意思,就是預測成為近代科學的重要理想。一門學科沒有預測作用那不是科學,至少不是近代意義上的科學。近代意義上的科學強調預測,為什麼強調預測?因為只有預測才能服從它,只有服從它才能征服它。所以預測的目的最終服務於征服自然的理想。

表面看來,笛卡兒與培根之間是有衝突的。笛卡兒強調理性,培根強調經驗,他們開啟了西方哲學後來的兩個思路,一個理性論,一個經驗論。唯理論與經驗論之間的爭論一直是持續著的,而且他們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在當代科學哲學中發揮著作用。一門科學能不能被承認是一種科學,愛因斯坦講有兩個條件,一個叫內在的完備,一個叫外在的證實。外在的證實強調的是經驗,內部的完備講的就是邏輯理性。類似的,我們還有重視數學的有理論科學家,重視實驗的有實驗科學家,重視演繹的有演繹主義者,重視歸納的有經驗論者。但是我們注意到,愛因斯坦儘管強調內部的完備和外部的證實都很重要,但他本人顯然是一個理性論者。我們很多科學史家總是講狹義相對論,是建立在邁克爾遜-莫雷實驗基礎之上,這個實驗講的是光的速度在地球運行方向上和垂直方向上速度有沒有差異,這個差異本來是麥克斯韋的電動力學所預言的。可是邁克爾遜-莫雷的實驗得出的卻是零結果。很多人認為正是這個實驗導致狹義相對論,可是愛因斯坦晚年的時候,有位科學史家問他,你在寫那個1905年狹義相對論論文的時候,你知道不知道邁克爾遜-莫雷實驗,它對你有沒有影響?愛因斯坦明確地說我不記得有這麼一回事。還有一個故事也是講愛因斯坦的。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預言說光線經過太陽是可以偏轉的,但要驗證不大容易,因為太陽太亮了。但是日全食的時候是個機會,當月球把太陽全部擋住的時候可以檢驗能不能看到太陽後面的星光。結果呢愛丁頓率領著考察團,去南非看日食,真的看見了。這樣一來可不得了了,這麼古怪的預言居然都能驗證啊,光線還能彎著。愛丁頓的消息傳來之後,愛因斯坦在上課。學生就問他:“愛丁頓驗證了你的預言,你有什麼感想啊?”愛因斯坦說我早就知道我是對的。又有一個學生問,萬一愛丁頓沒有發現這個偏差呢?愛因斯坦想了想說那我還是對的。為什麼呢?他相信他的內部的完備,他不在乎外部的證實。這就是強笛卡兒傳統的一個典型例證。在這根線上還有很多人。笛卡兒的唯理論強調的是一種內在的判斷,強調的是一種內在的邏輯。

內在傳統與外在傳統的衝突還表現在,自由的探索的原則那樣一種只管內在的邏輯完備的原則,會越來越與力量型的學問相沖突。科學越來越深的捲入軍事和商業,使自由的探究面臨困難。比如核武器的研製,依賴原子物理學的成就,原子物理學的每個進展都會影響核武器的研製,當時有些有良心的物理學家很憂慮,怕法西斯德國率先造出原子彈。所以當時就有人希望物理學家先不要發表自己的研究成果。這個當時引起了很大的爭論,自由發表的原則是近代最重要的科學原則,這裡面不光牽涉到優先權的問題,也牽涉到科學內在的自由精神。當時的科學家們很難辦,不突破這個自由的原則可能要冒險,要冒德國人首先造出核武器的危險。後來沒辦法,物理學家只好主動的自我檢查,凡是有可能洩露原子物理學最新研究進展的先就不發表。商業上這種情況更嚴重。今天的很多生物工程由於深深的捲入商業運作,完全破壞了無私利的原則。基因圖譜的勘測都要註冊專利,那它怎麼能為全人類服務呢?但是你也要考慮到,今天的科學已經是屬於力量型的學問,因而也要服從力量的邏輯。為了達到預測和征服的目標你就必須投資,而按照商業的原則,誰投資誰獲益,所以專利制度是為了保護這個原則的。所以說,今天科學越來越多的捲入軍事和商業,它就很難不破壞自由探索的原則,這是我們今天遇到的一個最大的問題。

儘管笛卡兒和培根傳統之間有衝突,但是它們也有融合之處。按照我的理解,這種融合就表現在力量與理性合二為一,形成了所謂的技術理性。這個技術理性是什麼意思呢?它來源於人的權力意志,尼采講過的。自近代以來,這個大寫的人被立定在世界的中心之後,當世界都在圍繞著這個人轉的時候,這樣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之後,這個人的強力意志就開始支配著這個世界的一切。他想幹什麼就要幹什麼。這個在過去是很難想象的。過去我們都過著一種有限的生活,許多事情不能做,許多事情無法做。有許多敬畏,許多禁忌。不能冒犯上天,不能冒犯神靈,不能冒犯祖宗,很多不能。但是近代以後這些東西沒有了,爭取強力的意志倒是四處播灑。由於來源於人的權力意志,今天的科學必定服務於力量的要求。有效沒效,有用沒用,管用不管用,多大效力,這是我們今天評價科學的最高標準。力量才是成為今天科學的內在邏輯。技術理性來源於權力意志,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技術理性是對希臘理性的一種無限擴張。近代理性和希臘理性最重要的一點區別是,希臘理性是有限理性,今天的理性是無限理性,允諾的是一種無限的可能性。希臘人很害怕無限,無限就是無規定嘛,無規定那就沒法有理性了,所以希臘人呢很不喜歡無限。他們的宇宙是有限的。我們知道歐幾里得幾何裡有個平行公設,這個公設預示了某種無限性,因此希臘人對此很不舒服,他們儘量不用這個公設來證明定理,這一點是非常有意思的。他覺得無限的東西有問題,他們恐懼無限。但是近代人卻是歡欣鼓舞的迎接無限。昨天說到我們生活在一個無限的時代。無限的時代允諾一種無限的可能性。既然宇宙是無限的,那當然不能只有地球上有人,宇宙這麼大怎麼能設想只有地球上有人,所以外星人就成為無限宇宙中一個合理合法的推測,我們今天談論外星人不是開玩笑,是有邏輯根據。還有,由於宇宙是無限的,我們也不怎麼珍惜我們的地球了。地球嘛,就不再是個“地”了,也是天體一個,無限個數的天體中的一個。過去的有限性建立在天地之間嚴格的區分之上。什麼上天入地,什麼頂天立地,都建立在天地之別之上。人生活在天地之間,腳不能離開大地,頭不能離開天,這是我們作為人的一個基本的意象。孔子講人生也直,這個直就是頂天立地。但是今天天地沒有了,地是什麼?地球就是太陽系裡的行星三號嘛。地球是個天體,地就是天。這句話表面上看是一個自相矛盾,就象說一個非常熱的冰塊,所以一個木製的鐵器,一個圓的方,但這個矛盾可能只是字面上的,因為這種矛盾只在天地有別的情況下才成立。現在地球僅僅是一個行星三號,對人來講也就是個宇宙飛船。我們人類不見得永遠住在這兒,所以原則上地球是可以隨便糟蹋的,能源用光了,垃圾全扔這兒我們就走,我們可以再換一個宇宙飛船,所以星際移民也好,太空旅遊也好,都是合乎這個時代的邏輯的。

但是我們要注意,希臘理性向來不是這樣的,它首先服務於善的要求,不是服務於力量的要求。希臘理性呢允諾一種有限的可能性,它向來不認為你可以無限的走下去,神靈世界你是達不到的。有東西在限制著你。我們今天當然是大無畏的革命精神,是什麼都不怕,無所畏。我們怕什麼呀?沒有什麼讓我們敬讓我們畏的。世界已經去魅了,世界上到處都一樣,都是無關生命和價值的東西。過去你碰了一下神器,你自己害怕得要死。我小時候聽說,祖墳山上的樹一棵都不能砍,在那兒也不能有任何不敬的行為,什麼大小便的事情那是不能幹的,幹了這些不敬的事情,很多人奇怪的死去都有。我相信也許有這樣的現象,按照我們現在的解釋,他心理壓力太大最後鬱郁而死,也是有可能的(笑聲)。

但是我們今天的技術理性服務於力量的意志,允諾無限的可能性,它的結果是什麼呢?力量和控制必然要求預測的有效性。剛才我們講了有用有效有本事,為什麼近代科學把預測的有效性作為自己的最高目標,這點並不是必然的,古代也有科學啊,歐幾里得不是科學大師嗎。別人問他科學有什麼用,他把人家趕走了。我們中國也有啊,我們中國當然不是這個意義上的科學了。近代的科學怎麼出來的?為什麼以這樣的標準來衡量我們的科學?原因就是求力意志和控制論。力量和控制構成了我們時代精神的精華,他要求預測的有效性。因此自然的數學化才出來了。自然為什麼要數學化?自然本來是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栩栩如生的一個活的東西,顏色的變化,氣味的芬芳,悅耳的聲音,林間的鳥鳴聲,小草上的露珠,每一個都充滿了意義。可是今天不一樣了,我們把它們全部數學化了。什麼露珠啊不就是什麼水經過三態的變化,什麼聲音都是聲波不同的波長嘛,什麼芬芳不芬芳都是不同的化學分子飛來飛去。為什麼把它數學化呢?因為我們要控制它。我們有時候不需要露水,要想法子把它去掉,有時候又需要很多露水,要把它收集起來,露水不是據說可以養人嗎,我們開發一個露水有限公司,天然的露水不夠,我們就要在實驗室裡製作。我們與露水之間的關係改變了,我們看待它對待它的方式當然也就變了。在露水公司經理眼中的露水,可跟步行在羊腸小道上牧童眼中的露水不一樣了。昨天我們講到,近代以後自然的數學化導致了一個純量的世界。這個桌子是沒有的,哪裡有什麼桌子,不就是一堆原子嗎。這時候我一拍又疼,是因為原子在撞啊,撞了以後調動了神經等等。原子則遵從一種數學的規則。近代以後對規則的強調,對計算的強調,對數學的強調到了一個空前的地步。

無限的可能性必然導致無限的數學。我們知道希臘數學是有限數學,所謂的歐氏空間啊那是近代人發明的,19世紀才有歐氏空間的問題,歐氏空間是19世紀的發明。歐幾里得本人並沒有一個無限的平直的三維空間的概念,你看看那個《幾何原本》裡頭,它都是有限的。什麼是線,就是兩點之間連起來的東西,實際上是線段,沒有直線的概念。面就是邊上一圍,實際上是一個有限的面。歐氏空間實際上是19世紀非歐幾何出來以後,才同時被命名出來的。希臘人沒有這個無限的數學。大家注意到,近代物理學真正的奠基者牛頓同時也是無限數學的創始者。微積分是牛頓發明的,而微積分正是近代意義上的無限數學。而且,牛頓的微積分的發明直接服務於他的牛頓力學的建立。大家知道,牛頓早在他年輕的時候就在想這個萬有引力問題,就在想蘋果落地而月亮卻不落地的問題。牛頓當時其實想得差不多了,什麼平方反比律都想出來了,但他不敢發表。為什麼不敢發表,他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沒解決,那就是一個球體對球外一點的引力怎麼算的問題。在座的都學過高等數學,都知道用微積分一算就算出來了。用微積分可以證明,一個均勻的球體對外面一點的引力,等效於所有的質量全都集中在球心上的質點的引力。由於這一點牛頓一直沒有證明出來,所以他就不敢發表他的萬有引力定律。只有等他的微積分發明以後他才能公佈他的萬有引力定律。所以從科學史上來看,無限的數學確實在服務於無限的力學。大家知道,牛頓力學第一定律講什麼,講的是一個在運動的東西東西如果不碰它,它將永遠運行下去。這個在古希臘是不可以想象的,因為你老走下去就需要一個無限的空間了。可是希臘那個時候宇宙是有限的,走不下去。所以只有打碎了希臘的天球之後,只有你展開了一個無限的空間之後,你才有可能讓牛頓第一定律出現。所以我們可以說,牛頓第一定律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來自於經驗的,沒有任何人看到過牛頓第一定律告訴我們的現象。沒有東西不受到外力作用,你永遠找不到不受到外力的作用的東西。所以說,牛頓第一定律首先是一種世界構造,而不是觀測世界的結果。有了牛頓第一定律我們就可以構造一個宇宙,這個宇宙是無限的平直的。大家注意空間的概念古代是沒有的,希臘人沒有space這個詞,但希臘人有sky,天空,有heaven,天堂,但是沒有space。Space是個近代的概念。昨天我們講航空和航天的區別的時候,航空講的是sky,講的是這個大氣層之內的,航天講的是space,那是古代不可以設想的。沒有哥白尼革命,人類的勁兒再大,也是不會往那方面使的。昨天我還講到,航空事業也是由強力意志作為支撐,沒有這個求力意志,人類的偉大的智力活動,偉大的體力活動,就不會往這個方向發展。希臘人有勁沒有?有勁,玩那個奧林匹克去了。希臘人的智力高不高超啊,高超啊,他不走你今天的這個腦子。歐洲的航空事業在18世紀末期,就是做滑翔機啊,風靡一時,就像我們今天的發燒友攢計算機似的。很多人去玩那個滑翔機,當然由於那些人不懂得空氣動力學所以航空技術進步比較緩慢。但是我們要注意到,滑翔機所用的那些材料並不是新鮮的,無非就是帆布啊木板這些東西,古代也有的,可古代就是沒有人幹這個事兒。也就是說,時代精神規定了你要把你的力量用在什麼地方。這是一個人類自認為有力量的時代,這是一個人類自認為可以為所欲為的時代,所以他敢於玩上天的遊戲。航天也是一樣的,沒有哥白尼革命你怎麼可能有space的概念呢,你怎麼還能夠設想有天呢?還有什麼大氣層之外?都不知道的。古希臘人認為天嘛,月亮以下是一塊地方,月亮以上又是另外一塊地方,上面每一個行星都嵌在一個水晶天球上。天體本身是走不動的,是它所在球帶著它轉。所以哥白尼那本書不能翻譯成《天體運行論》的,應該翻成《論天球的旋轉》,或者《天球運動論》。今天我們把它譯成《天體運行論》,是用我們今天的眼光來看問題。今天我們不承認有天球,所以就說是天體在轉,但這是一種非歷史的眼光。天球一個套一個,那裡有什麼無限的虛空空間?

從這個角度看,笛卡兒傳統和培根傳統之間有一定的融合。力量的要求和控制的要求,集中在對數學化的要求上,這樣,主張數學化的笛卡兒,與主張力量化的培根之間就通了。笛卡兒講了數學和無限,培根講了力量和控制,這四者之間是相互關聯的,共同構成所謂的技術理性。

技術理性有許多表現。第一個是科技樂觀主義。人們常說,有問題要靠科學來解決,由科學帶來的問題也還是要靠科學自身來解決,反正科學發展是無止境的,所以人類的一切問題最終都是可以解決的。為什麼人們敢於這樣想呢?因為我們的時代精神允諾了這樣的可能性。大家都很熟悉社會進步發展觀,認為人類社會是一個由低級到高級,由野蠻到文明,由簡單到精緻複雜這樣一個發展過程。這種觀點也基本上是樂觀主義的。但是大家不要以為這個社會歷史發展觀是從來就有的,而是啟蒙運動的產物。現代性也是啟蒙運動的結果,它強調社會發展是一個線性上升的過程,科技的發展是這樣一種螺旋式上升中最強勁的動力。所以,大家都相信有科技做後盾,我們什麼都不怕,這就是科技樂觀主義。

技術理性既是一種理性,而且是一種無限理性,所以還有一個表現,那就是“無禁區”的自由探索。理性有一種內在的邏輯,不受外部的制約。我們說科學無禁區,實際上是強調了理性的這個方面,強調了科學的非功利性。但是近代科學變成了力量型科學,無禁區的探索就會出問題。比如說克隆人,要不要搞?按照技術的邏輯,克隆人當然要搞了,凡是技術上可能的東西我們都要把它做出來。誰會忍受這樣巨大的誘惑而不幹呢?我離克隆技術的最高峰就差這麼一步。人類是最高級的哺乳動物,所以克隆人是克隆技術的最高階段,就差這麼一步,就不搞了嗎?這不符合技術的邏輯啊。所以,這是一個極為嚴峻的挑戰。自由的精神在今天的力量型科學中產生了巨大的困惑。我認為很多有良心的科學家都覺得十分的麻煩。核物理學家是非常典型的,他從事的學問是自由的學問,就是為了發現原子的祕密,結果就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結果核威脅成了今天全人類一個很大的包袱。如果這不是潘多拉的盒子,當然你為了好奇,為了求知,可以隨便自由地打開。但是,今天科學家手上拿著的差不多都是潘多拉的盒子,一打開就有麻煩的。怎麼辦?

近代人文與科學的分裂與合一

我們來講一講近代人文與科學的分裂問題。表面上看有這麼幾點。第一個就是科學與技術的學科日益分化,日益擴張,而人文學科的領地日見狹窄。過去我們都是學哲學的,哲學是萬學之祖,而今天哲學在大學裡是個小系科。但是你要注意,博士學位都還叫PHD,哲學博士,因為歷史就這麼叫。這個習慣叫法,反映了哲學的地盤在萎縮。第二點,學問普遍的科學化和功利化傾向,導致了社會科學的興起,使人文學科地位進一步下降。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是不一樣的,現在的社科也很牛,經濟學自己設了諾貝爾獎,法學、政治學都很熱,文史哲就差一些。第三個,是培養專業人才的教育體制,人為地造成了科學與人文之間的疏遠與隔絕。過去老說要培養專才,不要學那麼多的東西,好好學你們的專業,要有專業思想,結果人為造成了疏遠。應該講過去半個世紀來,我們的教育體制有很大的弊病。我記得德國柏林工業大學在二戰之後,被盟軍強制改造成一個綜合大學,要把人文精神引進來。但是不幸的是,我們國家與此差不多同時,把許多綜合大學改造成各種專科的工業大學,這應該說是個失誤。第四點,自然科學自詡的道德中立使得科學家們心安理得的拒絕人文關懷。英國皇家學會的學會章程裡就說,我們不關注倫理道德這些東西,我們只講事實。在科學界有一種潛意識,原子彈你讓我造我就造,反正扔不扔我是管不著的,我只管造不管扔(笑聲)。反正誰扔誰負責。槍炮我都造,毒氣室焚化爐我也可以造,只要我不親自開毒氣室那個開關,不按那個開關我就不負責任。究竟科學家應該不應該負責任,這是很大的一個問題。應該講,在這四個層面上,近代的科學人文是有分裂的。

但是我們要看到在這個表面的分裂背後也有合流的地方。為什麼會有這些分裂?很顯然根源在專科化。為什麼要專科化?因為科學的邏輯本身就要求專科化。你不是要效率嗎?流水線被證明是有效率的,卓別林在《摩登時代》裡表現的那個場景,那個流水線作業是有效率的,每個人都只做其中的一點點。過去的手工作坊一個人從頭做到尾,手工藝品一輩子也做不了幾個,現在這個流水線生產做的又快又好,精度很高。但是過去做事情,大家一塊做,有說有笑的做,做的很愉快。工作本來就是社交活動。但今天,工作是工作,休息是休息,不能混在一起,這是高度理性化的勞動組織方式。專科化有利於效率,它其實也根源於技術理性,來自訴求效率和力量的科學的本質。力量型的科學本質上要求一種分工型的科學和教育體制,只有理解型的科學才要求一種綜合的領悟力。希臘理性要求的是一種綜合的領悟力,它是理解型的科學,所以希臘時代人與自然之間本質上是一種領悟的關係,不是一種征服和支配的關係,所以他的學問是純粹的理性,是自由的學問。我們今天要求的是一種控制和力量型的學問,所以我們的時代,自由的問題開始模糊了。所以,剛才那些表面上的分裂,實際上顯示了技術理性和唯人主義之間有一個合謀,它們共同構成了一種相信力量的樂觀主義。

因為我們有技術理性,我們就有唯人主義,我們有唯人主義,我們就必定要採用技術理性。它們兩個是相互確認相互加強。技術使人自命不凡,我們的技術保證我們挺立在地球的表面,傲視所有的物種。我們以前認為這個畜生也是個生命,要愛惜它,如今我們會說,愛惜什麼?不行就殺了,然後換一個。這個物種不行,也可以改良它,基因改造等等。我們是很不得了的,技術使人自命不凡。因此,對人的自我崇拜自然就轉化為對技術的崇拜,相反也是一樣的,對技術的崇拜自然就會對人的崇拜。但是這裡邊有個巨大的怪圈。對技術的崇拜我們就要求自然屈從於技術,我們改變了白天黑夜的節律,改變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節律,水果平時只有收穫季節才可以吃到,但現在我們可以一年四季都吃各種水果,通過大棚技術,所以自然的節律,自然的邏輯開始讓位於技術的邏輯,讓位於技術的節律,讓位於人工的人造的世界。這個人工的人造的世界實際上已經構成了我們的生活世界,自然的節律慢慢在退隱,但是就在我們要求自然屈從於我們的技術的時候,就在我們蔑視自然以技術自傲的時候,我們同時也在要求作為自然的一部分的我們自己屈從於技術。因為我們人類自己本質上是自然的一部分,這是你沒法兒改變的,這是我們人類的悲劇性的命運。因此,當你要求自然屈從技術的時候,你同時也在要求人類屈從技術,這種屈從是什麼,就是異化。所謂異化就是人類屈從於自己創造的東西。本來技術理性是用來加強唯人主義的,是用來加強人類的自我認同的,使人類自命不凡的。但是,當我們把技術放到一個更高地位的時候,我們就發現它實際上在貶低人類自己。所以就出現這樣的現象,技術發達了,人類卻喪失了勞動的樂趣。剛才我們講到流水線作業,卓別林演的那個角色因此而瘋了。從前的勞動,首先是人性的外化,首先是表達自己的存在。勞動創造人本身,說的就是人類通過勞動獲得自身的存在。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也就是工業社會,近代社會,勞動是異化的,勞動不讓人快樂,讓人很煩,不舒服。勞動無樂趣可言,因此我們今天的勞動必定要輔之以休閒。休閒從而構成一個新產業,因為沒有休閒勞動不下去。這也是理性化籌劃的產物,因為休閒搞好了可以更好的勞動。除了勞動沒有樂趣之外,技術發達了人類還喪失了勞動的權力。機器多了,就不要你人來幹。機器又省錢,幹得又好,所以機器導致技術失業。歐洲歷史上有這樣的事情,路德派搗毀機器就很有名。每一樣新技術的出現必然會摧毀一個傳統產業,那傳統產業所攜帶的一套價值觀念、價值體系頓時就灰飛煙滅了。還有科學發展了,人類卻越來越不知道生命的意義和存在的意義。這裡的問題當然更多,今天我們不能多講。我們今天知道的越多,卻感到越來越沒意思。生命是什麼?生物學家說是什麼就是什麼。可生物學家說的生命就是指實驗室那些試管裡的切片啊,就是一些分子啊,各種鏈啊。如果生命就是大分子的話,那我們活著的意義是什麼?如果人終有一死的話,我們為什麼非要活著而不是死了算了呢?(笑聲)存在是什麼意思?活著與不活著之間究竟有什麼區別?對這些個問題,科學發展之後人類反而更加困惑了。 

弘揚科學精神

下面我們講最後一個問題。迄今為止我們已經講到,由於近代科學在某種意義上背離了或者是偏離了希臘人那樣一種自由的精神,所以碰到了很多問題。這些問題現在還沒有合適的解決方案,還在探討之中,但是有一點很顯然,正是自由精神的喪失使得科學將喪失原動力。我們經常感嘆希臘人真是不得了,沒有希臘人研究的那個圓錐曲線,開普勒如何才能發現行星運動的軌道。我們知道,橢圓、拋物線、雙曲線都是所謂的圓錐曲線,希臘人阿波羅尼早就在研究,他大概是歐幾里得的同時代人。他的研究,當時看不出有什麼用。自然界中也沒有見過這樣的玩意兒,沒人見過橢圓拋物線這樣的東西,但是他的成果幫助開普勒發現行星運動的軌道都是圓錐曲線。這就是自由科學的奧妙。自由的科學永遠是張開一個廣闊的空間,它是無用之大用。還可以舉個非歐幾何的例子。非歐幾何認為過直線外一點可以做不出來平行線,或者可以做無窮多條平行線,這看起來怪不可思議的,但是不久就被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使用了。所以某些觀念總是在先的,某些自由的理念總是先導性的引導著我們的科學的發展。那樣一些實用的科學,空間是很小的。科學滿足了某項需要,這門學問就發展到頭。我們中國古代聰明智慧的人當然很多,但是由於科學的實用特徵,發展的空間就不大。皇宮建完了,皇宮的有些建造技術就失傳了。比如故宮裡的金磚,據說到現在也造不出來。因為這個技術是專門為皇家使用的,別人不能使用這個磚,所以就容易失傳。一個實用理性或者實用主義的知識,不可能走得很遠。

我們談一談弘揚科學精神的問題,我把它稱之為時代的最強音。今天不少人都在說弘揚科學精神。我的看法,弘揚科學精神基本上有兩個思路。第一個思路,就是想把在科學研究領域中行之有效的科學方法推廣到人類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這是我們經常遇到的一個思路,這個思路實際上是把科學精神等同於科學方法,而且把科學方法普遍化,推而廣之。但這個思路是有問題的,當然有它的合理之處。比如說,在我們中國人對科學方法普遍很陌生的情況下,大家講一講很好,但是把它作為一個普遍的思路或者唯一的思路是有問題的。問題在於科學的方法有沒有普遍有效性?先不要說把科學的方法使用到非科學的領域,就是在科學領域,究竟有沒有普遍有效的科學方法都是成問題的。20世紀最重要的一項科學哲學成就就是,認為不存在普遍有效的科學方法,所有的方法都是依賴於context的,所以出現了所謂的contextualism,所謂境域主義,就是依賴於情境,依賴於場域。不同的情況適用於不同的方法,沒有普遍有效的科學方法。如果說在科學發展的內部我們都不能說有一種普遍存在的科學方法,那麼把科學研究領域中的某些方法推廣到人類生活的一切領域,就更成問題了。按照我的定義,這就是科學主義。科學主義有很大的毛病。首先一個,它只強調了效率的方案,沒有顧及別的方案。剛才我們舉了焚化爐和毒氣室的例子,如何造得有效率是一個問題,你要不要造是另一個問題,科學主義用前一個問題掩蓋了後一個問題。所以我說,效率的方案要服從倫理和人性的方案。單純的講科學方法的推廣是有問題的,這裡我引愛因斯坦的一句話,愛因斯坦的意思是說,你們光關心科學是不夠的,要關心人,千萬不要忘記這一點。還有,人類真正進步的取得依賴於發明創造的並不多,更多的是依賴像布蘭戴斯這樣的人的良知良能。布蘭戴斯是一位非常正直的大法官。愛因斯坦甚至認為,科學家在歷史上並不是最重要的,他說,我們切莫忘記,僅憑知識和技巧並不能給人類生活帶來幸福和尊嚴,人類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標準和價值觀的宣道士置於客觀真理的發現者之上。在我看來釋迦牟尼、摩西和耶穌對人類所做的貢獻遠遠超過那些聰明才智之士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這話聽起來很反動啊(笑聲)。他居然認為這些宗教領袖比我們科學家都偉大,可是這話就是愛因斯坦本人說的。愛因斯坦當然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家了,他卻認為科學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怎麼樣為人類造福,怎麼樣給人類帶來尊嚴。

第一種思路強調了效率的方案,以科學方法代替科學精神,有問題。為了減少中國人口有沒有好辦法?有啊,在人口稠密地區放幾顆原子彈不就行了嗎?那行不行?這個例子當然太荒謬了。科學方法的有效性建立在一些存在論基礎之上。比如,科學研究的對象必須是沒有個性的,沒有本質的區別,所以我們才能把它們量化,才能定量分析。這是保證科學方法有效性的一個基本前提。但是這種本體論前提用在教育學上就有問題。我們講教育要因材施教,我們是假定每個個體都不一樣。當然我們目前的教育體制本質上還是一種科學的教育體制,都是大家坐在一起聽啊,一起參加考試,都是標準化作業。因為沒有辦法,時代的要求,工廠是這麼幹的,你學校也必須這麼幹。工廠搞流水線學校也是流水線,工廠有作息表,學校也有作息表。學校也就是培養未來的工程技術人員,都是技術員,都是熟練工人的培養者。不光是學工的如此,其他學科都一樣。我以前不理解作息制度從哪裡開始的,後來發現是從工廠開始的。所以,光講科學方法是有問題的,還要注意它背後支撐著它的前提的限度。

現在我講講第二種思路。這個思路實際上很簡單,我想引用我們中國科學界的老前輩竺可楨先生的一句話。他在三十年代就在探討這個問題。他說,提倡科學不但要知道科學方法還要認清科學的目標。他一開始就區別了方法和目標。目標是什麼?目標就是探求真理。他說科學方法可以隨時隨地而改變,但是這個科學目標也就是蘄求真理追求科學的精神是永遠不會改變的。那麼怎麼樣弘揚科學精神呢?怎麼樣追求真理呢?竺可楨說,只問是非不計利害。這個說法當然需要做一些新的解釋,但基本思路是我贊成的。今天我們過於急功近利,忘記了科學在本原處它所應有的最高力量,即那個自由的精神。所以,第二種思路的意思就是要再一次強調,弘揚科學精神首先要弘揚自由的精神,這個自由的精神就是科學的精神,而科學的精神本質上就是人文精神,就是西方的人文精神,我得強調,不是中國古代的人文精神。

在結束我們今天的講座之前,我想講一講阿基米德的故事。我們知道,阿基米德是希臘化時期一個偉大的人物。希臘化時期和希臘古典時期不一樣,它是把希臘的科學與東方的實用精神結合起來的一個時期。作為一個希臘化的科學家,阿基米德一方面是一位很高超的數學家,是希臘時期三大數學家之一,其他兩個是阿波羅尼和歐基裡德。但另一方面,阿基米德又是很神的,是古代世界罕見的力量型科學家。他用槓桿原理可以把一艘軍艦拉起來,他利用光學的會聚原理將羅馬人的軍艦燒燬,他可以利用力學原理造出一種投石機,很有威力的。他還動手做了一個螺旋提水機,據說埃及人現在還在用呢。所以阿基米德既是一個力量型的學者,又是一個沉思型的學者。我們知道,阿基米德是因為沉思而被羅馬人殺死的。羅馬人攻打阿基米德的祖國時,阿基米德指揮全城人馬對付羅馬人。羅馬人根本就沒辦法。他製造的投石機很有勁,一下子可以把石頭投的很遠。他做的那個大吊車把羅馬的軍艦都提起來了,讓老人婦女兒童用反光鏡把他們的軍艦都燒掉了。所以當時羅馬的統帥馬塞拉斯說這場戰爭打什麼呀?整個是我們一個軍團和阿基米德一個人打。但是後來他那個城市內部有內奸,裡應外合就把那個城市給攻破了。當時馬塞拉斯下令不許傷害阿基米德,可惜這個命令還沒有下到,城市就已經攻破了。一個士兵殺紅了眼,跑到阿基米德的屋子裡,他當時正在沙堆上運算一個數學題,羅馬士兵拿著刀子進去了。老頭兒,叫了他一聲,幹什麼的?阿基米德沉思嘛,希臘人高尚的沉思行為,坐在那裡還在想。羅馬士兵一看不吭聲,膽子那麼大,上去一刀就要刺他。阿基米德說了一句話:不要踩壞我的圓,他就在沙堆上被羅馬人刺死了。阿基米德既有力量又會沉思,他在這兩者之間保持一個平衡。今天,我們如果過分強調一個方面,就有可能損害科學的形象。

我的報告就到這裡,謝謝大家。


【本文為2002年1月6日在東南大學的講演,轉載請聯繫作者獲取授權,並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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