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 把歷史放到顯微鏡下

南方人物週刊2018-12-02 00:50:38


王笛 1956年生於成都,曾任美國得克薩斯A & M大學歷史系教授,2015年起擔任澳門大學特聘教授、歷史系主任。著有《:1940年代川西鄉村的暴力與秩序》《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跨出封閉的世界:長江上游區域社會,1644-1911》等


“新文化史、微觀史以普通民眾,特別是下層民眾為主要著眼點,研究那些在歷史上沒有留下名字的人。過去我們是英雄史觀,研究領袖人物、政治家或者傑出人物。哪怕研究農民起義,也是研究農民起義的領導人,看不到民眾”


全文約8049字,細讀大約需要21分鐘



1939年,一個不起眼卻又十分典型的川西平原小鄉場裡,一女子與家中請來的年輕裁縫傳出“不名譽”的流言。其父帶著袍哥小兄弟們強行將二人從城裡押解回鄉,用槍逼著走向河邊。父親在河灘上對女兒當眾執行死刑。


六年以後,21歲的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學生來到成都西北郊區“望鎮”,記錄下這樁悲劇以及雷氏家庭的故事,並於次年4月完成田野調查報告。以沈寶媛的報告為主要材料,歷史學家王笛在《袍哥:1940年代川西鄉村的暴力與秩序》一書中,透過雷氏家庭這個微觀世界,進入川西鄉村社會複雜的內部,看到一個內陸地區在民國時期的社會暴力和秩序,一個占人口相當大比例的人群的思想、文化和生活,以及他們對國家和地方政治、對一般民眾的深刻影響。


雷明遠是“望鎮社團”袍哥的副首領,袍哥即四川的哥老會,是從清朝到民國在四川社會影響最為深入、廣泛的祕密社會組織。重慶的袍哥大爺範紹增在回憶錄中稱,袍哥成員佔全四川成年男子的90%左右。沈寶媛的老師、社會學家廖泰初在1947年發表的文章中估計,四川男性成年人70%以上是袍哥。一些檔案印證了這些說法。比如1950年代成都市政府要求各個茶館的僱員必須登記,檔案館保存了登記表,表中一欄問曾經參加過什麼黨派,70%以上的人填:無黨派,有袍哥。四川的許多茶館是袍哥開辦的,常常是袍哥的總部和活動中心。


近300年間,袍哥一直與地方政府和地方精英爭奪地方的控制權,與地方政權的演變共進退。同時,這個組織與地方精英、保甲、團練等也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從清初反清復明肇始,到辛亥革命風光一時;從清朝被嚴密查禁的非法團體,到民國時期成為半公開的組織;從早期邊緣人群的祕密活動,到後期滲透到黨政軍各級機構,袍哥勢力在四川的擴張經歷了長期的歷史過程。而對於這個組織的起源,莫衷一是,各種文本有不同的描述。袍哥對他們的起源也有自己的一套解釋。



1980 年代,在為關於長江上游的社會史《跨出封閉的世界》一書收集資料時,王笛發現,但凡講到社會,就會提到袍哥。生長於四川,王笛不斷聽到關於袍哥的故事。母親說家中親戚裡有袍哥,許多同學的父親也是袍哥。但袍哥資料難找。1991年出國之後,研究街頭文化、茶館時王笛持續關注袍哥,近30年過後袍哥資料收集才算完成。


1970年代,王笛在川西平原下鄉,跟農民一起住在竹林下的茅屋裡。稻田、水牛、溝渠裡的鴨子,春天裡一望無際的菜花,王笛將自然生態的記憶寫入書中。注入文學式描寫、講述故事來龍去脈的同時,他嚴謹地研究分析,儘量詳細地給出資料來源。


在考證后王笛認為,沈寶媛所寫的“望鎮”是位於成都西北方向的崇義橋,那裡有燕京大學設立的一個固定的“農村研究服務站”。沈寶媛在報告中寫:“1945年的夏天,‘知識分子下鄉去’的口號到處在散播著,利用這個休閒的假期播下一點農村工作的果實,一方面表示對農民大眾致崇高的敬禮,向他們學習書本以外的知識。”在下鄉之前,沈寶媛對要調查什麼內容並不清楚,進入鄉村後發現袍哥無處不在,而且是地方權力關係的中心,便將研究焦點放在袍哥身上。


王笛在書中寫:“從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的學術淵源上看,沈寶媛進行的這項關於四川袍哥的調查,應該說不是偶然的,而是1920-1940年代中國鄉村教育運動與早期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重視鄉村調查的一個延續……這種社會學和人類學調查的風氣,是從1920-193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的許多先驅們共同努力的結果。”


再現雷明遠的經歷之外,王笛挖掘沈寶媛當時的家庭影響、思想傾向、知識結構、學術背景,試圖將雷明遠的故事、沈寶媛的故事、從一個歷史學者的角度看這兩個“小人物”這三條線編織在一起。


“過去我們寫歷史,資料如果對我所要寫的有用,那就加以引用,很少有歷史學家去探索記錄資料的那個人。沈寶媛關於袍哥的這種記載非常少見,雖然字數不多,但提供很多細節。而且記錄人沈寶媛提出了很多看法。她為什麼要這樣記載?為什麼要深入到這個家庭?她的思想傾向是什麼?如果對這些不瞭解,我就很難理解她所描述的雷明遠。”王笛說。


沈寶媛來到“望鎮”時,雷明遠的勢力已經走向衰落,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打理煙店。沈寶媛描述初次見雷明遠:“在夏天,即使是在一個沒有太陽的陰天,也可以看見他戴著墨光眼鏡,手拿著一把摺扇,穿著黑綢短衫、黑褲,背後繫著一頂草帽,匆忙地向店上走去。”雷明遠總是喜歡聊20年前“帶兵與捉匪”的故事。


而對於雷明遠最終的衰落,沈寶媛認為是袍哥內部“新陳代謝力量”的結果,“成長與沒落和社團勢力的增減起互相刺激的功能關係。”“他們把他捧上了社團舞臺,同時也將他遺棄在大眾的鄙視裡,沒有金錢的揮霍,沒有武力的支持,沒有才能的顯示,沒有心腹的幫助,他只在社團中活動了十幾年。”


在王笛看來,“很難用簡單的好壞來判定這樣一個複雜個體。進而言之,袍哥這樣的祕密社會組織,也是一個複雜的複合體,判定它在歷史上的角色和作用,經常需要我們區分不同時代、不同地區、不同事件、不同個人、不同前因後果等,才能接近其組織和人物的真面目。”


袍哥作為歷史已經消失了六十多年,但是似乎並未從生活中消失。袍哥的許多詞彙,如“落馬”、“抽底火”、“打滾龍”等,仍然存在於日常用語和大眾文化之中。王笛認為,袍哥創造了一種我們稱之為“邊緣人”的文化,“今天的四川人都能隱隱約約感覺到這種文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兄弟的豪情、江湖的習氣,而且已經融入日常生活中。”


2015年,92歲的羅明先是貴州遵義習水縣土城鎮人,人稱羅么爺,是赤水河畔最後一個“袍哥”



袍哥興衰史


人物週刊:能否說說《袍哥》一書資料的蒐集和選擇及從什麼角度對資料進行詮釋和處理?在研究邊緣化人群時會面臨怎樣的發現他們自己“聲音”的問題,你也說過,在傳統的歷史資料中鮮有關於袍哥的真實記錄,即使能找到一些相關信息,也幾乎都由精英們撰寫。斯皮瓦克曾發出“庶民是否能發聲”的疑問,《袍哥》一書中你試圖從袍哥的祕密語言和文書規則中找到他們的聲音,但他們的發聲仍很有限,你如何處理這個問題?


王笛:我儘量蒐集、分析各類資料,在書中引用了檔案、回憶錄、小說、文史資料,還引用了我覺得最重要的——袍哥對自己歷史的記錄,比如《海底》。鄭成功1661年在金臺山開山立堂,當時的文件稱《金臺山實錄》。類似於金庸對韋小寶的師傅陳近南的描述,鄭成功把陳近南派到四川雅安,開始了哥老會在中國大陸的活動。後來清兵攻陷臺灣,鄭成功之孫把早期的文獻,包括《金臺山實錄》封在一個鐵匣子裡邊,扔到海里。到了19世紀,被一個叫郭永泰的四川人從漁夫那裡得到。


《成都江湖海底》書影,成都劉雙合刻板,1934年


袍哥把他們的歷史和鄭成功、反清復明聯繫在一起,這個就是他們的聲音。實際上也可以認為這是他們在創造自己的歷史,或者自己的傳統。這就是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所說的,“被髮明的傳統”。雖然現在沒辦法證明這就是真實的,但是從中間可以看到他們怎樣認識自己的歷史。那麼這也是找到他們聲音的一個途徑。


當然,我自來就主張,歷史過去就永遠過去了。今天的歷史學家想重構歷史都是通過過去留下來的歷史資料,但是留下來的資料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而且資料可能沒有完全記載真實的歷史。每個記載歷史的人有他的侷限,不管是他的政治觀點、社會和經濟地位、閱歷、階級、年齡和性別,甚至所處的地區,都可能影響到他們的記錄。 那麼我們在幾十年甚至幾百年以後利用這些文獻來重構歷史,和真實的歷史應該有相當的距離。但是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我們所寫的歷史當然應該儘可能接近真實的歷史,就是通過各種文獻,通過分析,通過尋找他們自己的聲音,最後建構我們眼中的歷史。讓讀者自己去思考,而不是提供一種標準答案。


人物週刊:沈寶媛在報告的結尾總結了袍哥雷明遠的一生,並將這篇報告看作是他的一部簡略的傳記式興衰史。書中除了關於雷明遠、沈寶媛的敘事之外,你也在與他們進行對話,試圖通過沈寶媛的描述理解雷明遠。通過對話,你會如何總結雷明遠的一生?你是否知道雷明遠在1949年之後的情況?


王笛:報告是1946年完成的,沒有再說雷明遠以後的事情。如果能找到沈寶媛,那是最理想的,她和雷氏家庭建立了非常密切的聯繫。特別是如果她還保留了原始記錄、調查筆記,是最好的。後來通過各種途徑找到了她,可惜她說自己失掉了記憶。她已經90歲了。後來我又找到她女兒,但她說從沒聽說過這段故事。所以根本無法知道。


但是我進行了邏輯的推斷,無非就是三種結局:一,由於他在1946年的時候經濟狀況惡化,在袍哥組織的地位下降,導致他非常消沉。後來又吸上了鴉片,按照沈寶媛的說法,他來日不多,鴉片不僅僅摧毀了他的精神,也摧毀了他的身體;二,他作為袍哥的副首領,手上有好幾條命案,所以很可能在後來的鎮反運動中被鎮壓;三,作為一個佃農,他一無所有,甚至可能在土改中作為貧農分到一塊田地。


曾經我也到了崇義橋,但那個地方完全變成了都市的一個部分,鄉村的面貌幾乎沒有了,也不可能再通過調查得到信息。所以我上次在成都講座的時候提到,如果運氣好,如果雷明遠還有後人,如果碰巧看到這本書,如果能聽他後輩講,那麼修正或者增加一章,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祕密會社的公口布置,有旗幟、口號、牌位、隱語等。李子峰編《海底》,上海書店根據1940年版影印,《民國叢書》第1編,第16輯,第101頁


人物週刊:1949年鄉村社會又是怎樣被接管的?在此前近300年的歷史中,各個時期的政府為摧毀袍哥進行了極大的努力,但都沒有成功,原因是什麼?


王笛:過去我們只知道解放軍怎樣進入大城市,實際上對鄉村怎樣被接管是不清楚的。這本書通過研究袍哥、成都郊區的鄉村,幾乎可以代表當時的總體面貌。按照歷史記載,解放軍進入四川以後,袍哥並沒有進行強烈的抵抗。這和他們對自己、對整個形勢的認識有關,對抗相當於以卵擊石。


解放軍進入四川之前,地下黨已經在袍哥中間進行了很多活動。我在書中專門提到一個叫杜重石的,從延安被派到成都,還在成都辦了一個雜誌叫《正義週刊》。而且沈寶媛在她的報告中提到過《正義週刊》,說袍哥已經從過去的反清復明的組織“退化成一個欺辱、壓迫民眾的組織”。她對袍哥的這種看法並不奇怪,當時的精英知識分子對邊緣人群、帶有祕密社會組織形式的地方勢力總是持批評的態度。沈寶媛對袍哥持這種態度一定程度上來說有她的根據,但是她不知道《正義週刊》的背景。


在這樣一個過程中,由於地下黨已經做了活動,很多時候袍哥配合共產黨對城鄉的接管。我雖然沒有直接找到崇義橋的資料,但是我寫了它臨近的新繁縣是怎麼被接管的。袍哥過去是穩定地方社會的領導者,在農民交不上糧的時候,又擔當了武裝抗糧的角色,這就是後來官方所說的“土匪暴亂”。在這種情況下,解放軍很容易地把袍哥徹底摧毀了。袍哥的覆滅是一個必然的結果,新中國不會允許像袍哥這樣長期和國家權力進行對抗的組織存在。


過去不管是清政府還是民國政府,都試圖消滅袍哥,但都沒有達到目的。在清代的時候,成都地區的城市和農村加起來大概90萬人口,由成都縣和華陽縣共同管理,兩個縣的政府人員加到一起也不過五六百人,無法有效管理和控制社會,這樣社會上的許多事務不得不依靠袍哥,包括治安和稅收等。而且清政府的政權最多到縣一級,縣以下都由地方士紳來管理。在這種情況下,儘管想控制袍哥這樣的祕密社會組織,控制力也非常有限。到了民國時期,四川軍閥混戰,防區制的實施,給袍哥留下了巨大的發展空間。到了1935年,四川納入到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那個時候算是實質上統一了。但袍哥的勢力已經進入政府、軍隊、各個階層、行業,以及城鄉的地方權力結構。然後,只有在共產黨來到之後,其執政能力是無與倫比的,袍哥在很短時間內便被一舉殲滅。


人物週刊:“袍哥”讓人想起意大利的“教父”。在西方,黑幫在某種程度上成了一個民族文化的符號。在你的研究中,也對這種民間自治文化的積極作用給予客觀評價。那麼中國的民間文化代表“袍哥”們有可能像“教父”一樣被塑造為一個文化符號麼?


王笛:剛才我講到袍哥在民國時期的社會控制已經到了非常強大的地步,如果說和意大利的黑手黨相比,包括和美國的黑手黨相比,可能他們都依靠暴力,用武力去解決爭端,而且沒有一箇中心,各自為政,各個集團互相爭鬥。但是不同也是很明顯的。首先黑手黨沒有那麼深厚的社會土壤,在意大利、美國,黑手黨在人口中佔的比例非常小,還是高度封閉的。但是袍哥分佈非常廣泛,涉及人口非常之多,而且和地方政府緊密結合。雖然黑手黨可能也通過關係進入政府,但和袍哥性質完全不一樣,當時在川西平原,幾乎所有的正副鄉長都是袍哥的成員,已經被地方權力結構所包容,而且起著地方管理的作用。所以他們有各自不同的影響力。




“以小見小也未嘗不可”


人物週刊:1990年代,你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羅威廉門下攻讀博士學位,可否談談導師羅威廉的治學特點與你所受到的學術訓練?為何你會接受和使用了微觀史和新文化史的理論和方法?能否談談你學術思維的轉變過程?


王笛:羅威廉過去研究城市史,後來寫社會史,自來就主張要有多學科的眼光。約翰·霍普金斯培養博士的要求是要有四個方向。東亞史是我的專業,然後我在歷史系修美國社會文化史,在人類學系選了社會人類學,在政治學系學比較政治學。在《街頭文化》和《袍哥》中都可以看得到人類學和政治學對我的影響。而且不管是寫街頭文化,還是茶館、袍哥,我都注重政治問題。


你提到學術思維的轉變,的確我的歷史觀也發生了轉變。新文化史、微觀史以普通民眾,特別是下層民眾為研究的焦點,研究那些在歷史上沒有留下名字的人。過去我們是英雄史觀,研究領袖人物、政治家或者傑出人物。哪怕研究農民起義,也是研究農民起義的領導人,看不到民眾。而對帝王將相的事情,我們事無鉅細都知道,吃喝拉撒都清楚。這是一個不平衡的歷史。


實際上我整個學術的轉換是從英雄史觀轉到民眾史觀,而且涉及我的政治觀。我始終認為,過分強調國家,不強調人民,只講國強不講民富等等,是不利於社會健康發展的。雖然我認為,歷史研究應該是中立的、冷靜的和不帶個人感情色彩的,但是在具體研究歷史的時候,卻不能不涉及政治和意識形態。過去我研究辛亥革命、政治精英,後來轉向對社會文化的研究,研究的焦點也在不斷地縮小,從宏觀走向微觀。就像拍電影一樣,如果總講宏大敘事、大場面,把鏡頭都拉得遠遠的,我們看到的人就像螞蟻這麼大,好像個人在事件中間起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個人只是群體中間的一員,這樣的歷史顯然是不完整的歷史,也是枯燥的歷史。我們可以逐漸把鏡頭拉近,拉到一個城市的街頭,甚至街頭的一個空間——茶館,再拉到茶館中的某一個人。這就是我說的把歷史放到顯微鏡下,才能塑造生動的人物,這樣的歷史才是有血有肉的鮮活的歷史。



人物週刊:那“微觀”歷史如何“以小見大”?


王笛:現在國內史學都在批評碎片化的問題,認為越來越多的年輕學者把精力集中在一些“無意義”的小題目上,導致了歷史研究的碎片化。如果我們研究一個微觀問題,能夠以小見大當然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有的時候微觀不一定能夠見大,但是哪怕解決一個小問題,也是對學術的貢獻。我們不要對歷史研究期望過高。研究歷史就像拼圖一樣,有非常多的碎片,貢獻一個碎片,就向瞭解整個圖像推進了一步,也可能圖像的各個碎片永遠都拼不完全,但是我們能拼的越多,我們所看到的圖像就越接近真實。以小見小也未嘗不可。 


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能夠以小見大是最好的結局。所以我在寫歷史的時候,極力從一些微觀的課題、研究發現一些帶規律性的大問題,回答一些大問題。比如說我雖然研究茶館,但是可以回答地方文化與國家文化的關係等具有普遍意義的問題。


人物週刊:新文化史日常的研究取向易使研究者陷入雜亂的細節,各種資料開始大量出現,比如圖像、聲音、下層文本和社會調查,如你所說,引起了史學家對歷史圖景碎片化的擔憂。西方史學界如何看待碎片化的問題?


王笛:我們關於碎片化問題的討論實際上是受到西方的影響,主要是在法國。像法國曆史學家弗朗索瓦·多斯寫了《碎片化的歷史學》,這本書也翻譯成了中文。但是我們要知道多斯他主要針對的是歐洲社會史,而且主要針對法國年鑑學派。他對法國年鑑學派輕視政治運動的取向非常不滿,實際上我不同意他的一些看法,他對年鑑學派的批評非常情緒化。但是法國年鑑學派確實在法國社會文化史,特別是物質文化史上有的研究非常細,細到了我們難以想象的程度。


在西方批評碎片化的歷史之後,我們的學者也開始發出類似的聲音。我在幾年前發表的論文裡就說再等幾十年,我們的歷史研究真的出現了碎片化,再來擔憂也不遲。現在我們的歷史遠遠沒有達到碎片的這個程度。


其實,今天的中國,歷史研究的主流仍然徘徊在所謂重大的題材上。如果我們認為強調小問題可以導致碎片化,那麼宏觀的歷史也可能出現大而無當、人云亦云、缺乏新意的危險。


我認為,中國的歷史學研究者非常有使命感,總是試圖為國家的宏大敘事作出貢獻。這還是傳統的英雄史觀的影響,司馬遷說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司馬光寫《資治通鑑》要為執政者提供借鑑。如果為政治服務的目的性太強,就不能寫出客觀的歷史,難免有偏頗。所以,我認為,一個歷史研究者應該和當前政治保持一定的距離。


另外,雖然我鼓吹新文化史和微觀史,卻並不認為大家都要去研究新文化史、微觀史,因為宏觀和中觀的歷史也非常重要,各種取向都能為找到真實的歷史,或者走向真實的歷史作出應有的貢獻。 


人物週刊:傳統與現代化並非斷裂的、二元對立的——《中國意識的危機》的作者林毓生認為,五四時期的全盤反傳統與全盤西化,是中國傳統思想決定論的整體觀思維模式下的結果,同時也造成了“科學教”式的僵化,學界考證之學興起而無創造性。當下思考傳統與現代化關係的意義是什麼?你怎樣看待林毓生提出的創造性轉化中國傳統的倡議?


王笛:關於傳統與現代化的關係,我在《跨出封閉的世界》那本書中,便指出沒有一個截然分離的鴻溝,不過是從過去到未來的兩個極點,近代中國也就是在這兩個極點之間運動,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都是在這個運動中發生變化。


我現在正在寫一本“五四”的書,主要討論美國主流媒體在五四及其前後對中國事務的報道,這裡說起來就太複雜,暫時不詳談。但是從我前面所提到歷史觀來看,總的來說,我覺得不少“五四”精英是瞧不起民眾的,也沒有真正想了解他們。“五四”以後的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包括後來的共產黨人,他們更注重農村和農民問題。


“五四”的一些精英覺得中國的文化出了問題,胡適等要徹底拋棄中國的傳統文化,認為傳統拋棄了以後才能現代化。這固然有他們的邏輯,因為當時政治的革命沒有解決中國的問題,只有求助於文化的革命了。不過,我覺得他們對中國問題的認識,真的不及後來的那些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正是這些社會學家、人類學家,開始眼光向下,要了解中國的農村和農民問題。後來的共產黨人則比他們聰明得多,把活動的重點放到農村,所以才有革命的勝利。


林毓生對“五四”思想和精英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他認為從社會和文化變遷的知識看,創造新的東西並不是必須要徹底地摧毀舊東西,所以提出“創造性轉化中國傳統”。傳統也有著轉變潛能,可以經過重新的解釋與建構,成為有利於現代化的動力。


我非常同意他的這種觀點,我們不應該把傳統和現代化對立起來。這種對立是20世紀初以來現代化精英的一貫思想和態度。我在2003年出版的《街頭文化》中,表達了類似看法,指出國家把傳統社會組織摧毀後,又無法把其控制力量延伸到社會底層。因此,不但沒有穩定地方社會,反而造成地方社會的權力真空和混亂。然而,民國時期的國家政權卻無法摧毀袍哥,反而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袍哥有了一展身手的好機會。 


(感謝實習記者薛秦騫協助整理錄音,感謝潘文捷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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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首發於南方人物週刊第574期

文 / 本刊記者 鄭瑩 實習記者 宮健子 發自北京

編輯 /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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