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何亞非:中國外交推進全面開放新格局

盤古智庫2018-12-07 00:4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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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改革開放深刻改變中國,深刻影響世界。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從封閉國門到打開國門、從面臨被開除球籍的危險到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的40年。在這一偉大進程中,中國外交官不僅是親歷者、見證者,更是推動者。值此慶祝改革開放40週年之際,《參考消息》推出“外交官憶開放往事”大型融媒報道。通過外交官撰文講述或對外交官訪談的形式,回顧他們親歷的開放往事,暢談中國向世界打開大門,積極參與全球化,不斷走向世界舞臺中央的輝煌歷程,縱論中國對外開放的偉大意義和世界影響。敬請垂注。

本文作者系盤古智庫顧問委員會、原外交部副部長何亞非,本文來源於11月19日參考消息網,原文標題是“外交官憶開放往事(1):中國外交推進全面開放新格局”。


40年是經濟全球化、世界多極化迅速發展的時代,也是世界大動盪、大變化、大發展的時代。中國的開放不僅改變了自己,更影響了世界,國際秩序的調整和重塑也進入新的軌道。


中國外交這40年,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與國家同呼吸、共命運,為維護總體安全的外部和平環境、維護中國的主權和發展利益、積極參與和引領,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中國已經爭取了40年的和平發展環境,奠定了向世界強國邁進的基礎,這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阻力再大、困難再多、風雨再密,中國發展的前途光明,勢頭不可阻擋。只要中國保持戰略定力,堅持改革開放,就沒有過不去的坎。


2008年12月16日,中國外交部副部長何亞非(中)在美國紐約聯合國總部出席安理會有關巴以和平問題的會議。(侯俊 攝)


外交提升“全面應對”能力


40年來,中國外交的主要目標是為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服務,為維護中國的核心利益服務,為增加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服務。為此,中國外交確定了四個板塊:一是大國,二是周邊國家,三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四是國際組織和全球治理領域。這四個板塊既相對獨立又互相交叉。


從外交角度看,自中國改革開放、積極投身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以來,純粹屬於雙邊的問題越來越少,這是全球化時代各國相互依存不斷加強的特徵,我們更多看到的是錯綜複雜的全球性問題和區域問題,無論是貿易、氣候變化,還是核不擴散、傳染病防治,都具有跨國界、跨領域的特點。中國改革開放40年恰逢全球化進入加速發展期,加上大國關係的強大“外溢效應”,要求中國外交必須加強全局和戰略思維,具有綜合試策、全面應對的能力。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中國對全球治理和全球化的創新和貢獻,讓馬克思的《資本論》洛陽紙貴,並使西方的“歷史終結論”銷聲匿跡。以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一帶一路”倡議為代表的全球治理中國思想和中國方案,既體現了中華文明的現實意義,又通過文明交流與融合,充實了全球治理思想的寶庫,使人類面對歷史性挑戰時,對世界未來充滿信心。


新思想助力開放砥礪前行


中國改革開放40年不僅改變了中國,也影響了世界。過去西方看中國,無非是貧困落後,包括“器物、制度、觀念”諸多方面的落後。如今中國奮發自強,改革開放,擺脫了積貧積弱,對世界經濟增長年均貢獻率達30%,超過美、歐、日總和。這些成就的背後是發展思想的先進和發展道路的成功。


習近平新時代外交思想契合現實邏輯和歷史規律、繼承與創新並舉,對於中國40年改革開放砥礪前行至關重要。近年來,中國順應全球化潮流,通過聯合國、二十國集團(G20)、達沃斯、亞太經合組織(APEC)、上海合作組織等平臺,積極參與和引領全球治理,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培育全球合作伙伴關係、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等創新全球治理架構和模式的新思想、新方案,為解決眾多全球性挑戰給出了中國特色的“答案”。


一是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堅持全球自由貿易體系,堅持全球化的正確方向,充分體現中國新的大國觀、治理觀,表明中國的強國之路不會搞侵略,不會稱霸掠奪,中國將堅定不移支持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多邊主義,主張建立全球夥伴關係網絡,推動世界和平與發展始終成為歷史主旋律。


二是中國倡導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共商、共建、共享”精神推進“一帶一路”倡議,在全球各領域治理中建立全球夥伴關係網絡。這些倡議是習近平新時代外交思想的結晶,植根於“和而不同”“天下大同”“天人合一”等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在相互依存日趨緊密的地球村,建設“美美與共”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歷史的必然選擇。


三是中國堅持國際關係民主化,希望建立平等相待、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要旨是結伴不結盟、合作不對抗,反對弱肉強食的叢林規則。世界的事情各國平等商量,不是由一兩個國家說了算。


四是中國願意與世界各國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分享改革開放的成果和經驗,加強南南合作,推進南北合作,實現各國共同發展,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中國作為全球性大國,無論是應對氣候變化,還是減少貧困,已經開始儘自身可能提供“全球公共產品”。中國將繼續推進改革、擴大開放,正在努力推動形成全面開放的新格局,既向發達國家開放,更向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打開大門,這將為國際社會全面深化與中國的互利合作開創新的歷史機遇。


向“東西方共同治理”轉變


中國改革開放40年與中美建交40年幾乎平行。中美總體合作的關係為改革開放所需要的外部環境提供了一個重要基礎。


1979年初中美正式建交,中美關係發展帶動中國與其他西方國家關係的發展,為中國改革開放、融入全球化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創造了有利的外部環境。中國在2001年9·11恐怖襲擊後與美國人民站在一起,2008年中美與G20其他成員“同舟共濟”,合作應對世界金融危機。兩國關係40年總體穩步前行。然而,近來美國確定中國為挑戰其全球利益的主要戰略競爭對手,中美合作與競爭並存局面出現競爭更加明顯的新特徵。這對兩國關係未來發展是個考驗。從兩國關係40年跌宕起伏的歷史可以得到一個啟示——只要中美戰略利益找到共同點,相向而行,中美合作就是兩國關係的主流,反之中美猜忌和矛盾就會增多。


中國改革開放40年發展為全球性大國,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越來越近。中國的上升勢頭及其“外溢效應”與美國希望長期維持現有國際體系和秩序主導地位,會發生難以理清的糾結。美國全球戰略重心轉移至亞太已形成勢頭,中美作為亞太主要國家,從合作伙伴與競爭對手的“戰略模糊”,進入“戰略清晰”的僵持階段,即從“合作的對手”向“對手的合作”轉變。其間,中美依然是合作與競爭並存、機遇與挑戰同在,只是兩國的摩擦和競爭會增多。我們對此要有清醒認識,積極妥善應對,繼續推動中美多雙邊各領域的合作。中國在上升期遭遇打壓和阻力並不奇怪或突然。對目前強加於中國身上的貿易戰,中國不想打、不願打,但不得不打。我們要做最壞的打算,爭取最好結果。


歷史是一面鏡子。從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和G20峰會機制發展可以看到,中美關係對兩國根本利益和全球治理的重要作用。這場史無前例的金融海嘯源於美國對資本管制的鬆懈和資本在世界範圍內的瘋狂逐利。一直在世界經濟事務呼風喚雨的西方發達國家組成的七國集團(G7)面對全球金融危機束手無策,不得不求助於中國等新興大國來共同應對危機。G20這個1998-1999年亞洲金融危機後誕生的部長級論壇應運而生,升格為元首級的全球經濟治理磋商機制,以應對金融危機。G20之所以為發達和發展中國家共同接受,重要的是它涵蓋了主要的發達和發展中國家,代表性強,組成平衡,而且規模相對較小,容易達成一致。


中國從2008年開始在G20發揮重要作用,是中國參與和引領全球治理的轉折點之一,是國際社會重新認識中國的新起點。中國參與和引領全球治理的作用和深度,在G20齊心應對金融危機的過程中體現得十分明顯。中國由此進入全球經濟治理的核心圈,初步形成了G20引領全球治理和協調世界經濟事務的核心地位。2016年習近平主席作為G20主席國中國元首主持杭州G20峰會是G20歷史上最輝煌的一頁。


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旗幟鮮明地支持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支持G20發揮主要經濟治理平臺的作用,支持增加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話語權,支持全球治理從“西方治理”逐步向“東西方共同治理”轉變,中國的決心和努力沒有動搖過。世界上有很多與中國“志同道合”的國家,今後全球治理領域國際合作的路會越走越寬廣,這必將有利於國際體系的平穩運營和有序調整。


努力塑造未來國際秩序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國家利益與世界各國利益高度一致,全球化把各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相互依存日益深化。中國外交在維護國際社會共同利益、維護現有國際體系、塑造未來國際秩序方面一直承載著歷史使命並努力實踐。


隨著全球化進入新階段,相對平衡的現有國際貿易、安全、經濟、金融體系分叉發展,既面臨新的整合協調提升的機遇,也受到民粹主義和反全球化力量的衝擊。在維護現有國際體系的同時,調整或重新制定一些國際規則勢在必行。這些年,中國正是從國際社會總體利益出發,來處理涉及體系團結和調整的大事。中國對以世界貿易組織為核心的全球自由貿易體系的堅定支持是一例,針對全球安全治理的缺陷提出“新安全觀”則是又一個例子。


人權領域的治理頗能說明中國對該領域治理的理念比較符合發展中國家的現實。西方不少國家的人權觀一直沒有把生存權、發展權,尤其把消滅貧困放在首位,而是一味突出政治公民權,起碼他們對發展中國家人權的態度是如此。在起碼的生存權都無法保證的情況下,刻意突出政治公民權既不現實,也顯虛偽。


筆者曾在日內瓦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任中國代表,與西方國家使節有過很多這樣的辯論。譬如,歐盟每年都會在人權理事會就斯里蘭卡政府打擊反政府武裝提出決議草案,譴責斯里蘭卡政府“違反人權”。許多發展中國家代表就問,難道打擊反政府武裝、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也是“違反人權”嗎?每次斯里蘭卡政府派高級官員來理事會申辯,斯里蘭卡大使會找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代表商量應對之策。目睹斯里蘭卡外交的困難,發展中國家深有同感。這種以文明優劣判高低的“救世主”態度凸顯了西方國家信奉文明衝突的執拗,脫離了世界的現實。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外交在涉及國際體系和世界秩序的重大問題上,始終站在發展中國家一邊,為發展中國家仗義執言。習近平主席2015年出席聯合國大會時莊嚴地表示,中國在聯合國的一票永遠屬於發展中國家。這就是中國外交的國際主義情懷和發展中國家定位。


總之,我們在回顧和分析改革開放40年中國外交的實踐時,需要從戰略層面和歷史經緯來梳理“從實踐到理論,又從理論到實踐”這樣盤旋上升的思想和路徑。聖奧格斯丁說過,我們面對的永遠是過去、現在和未來相互糾纏的現實。新的世界秩序之形成和國際格局轉換的“過去、現在與未來”表現得最充分、難題最多的就是改革開放的40年和以後繼續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40年或者更長時間。


歷史時期和世界格局的轉換必然產生許多不確定性和風險,越有風險和“未知”,騰挪的空間也越大,這就是機遇與挑戰並存的現實。中國作為全球性大國,有責任勇往直前,敢於探索、敢於思考、敢於實踐,從建立人類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的崇高目標出發,作出自己最大的努力。這是我們對歷史選擇,也是歷史對我們的選擇,責無旁貸!


本文來源於11月19日參考消息網

責任編輯:羅震

主編郵箱:wangyue@pangoal.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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