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都在等待槍決

iMorning2019-01-11 21:19:53



“回頭看,除了一片廢墟,我什麼也看不到,只有屍骨成山……”



“等待槍決是一個折磨了我一輩子的主題。”晚年的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維奇向年輕的友人伏爾科夫講述往事時,忽然沉默良久,然後如是說。伏爾科夫同情的看著這位蘇聯最負盛名的音樂家,那是一張滿是孩子氣的臉,圓圓的鏡片,蓬鬆的頭髮,總是尷尬和手足無措的神情,謹慎得幾乎稱得上畏懼的眼睛,這張面孔是如此意味深長,一個時代對一顆靈魂所能造成的痛苦擠壓,在這張臉上纖毫畢現。


當我們髒時愛我們


1934 年,肖斯塔科維奇 29 歲,已經發表了一系列重要作品,是蘇聯音樂界最閃耀奪目的新星。這一年,他的歌劇《姆岑斯克縣的麥克白夫人》在列寧格勒舉行首演,好評如潮,不久開始在歐美各國公演。一時間他集萬千寵愛於一身,隱然已是蘇聯音樂第一人。


但這部紅極一時的歌劇卻惹惱了一個人,1936 年,斯大林出席觀看了該劇在莫斯科的首演,第一幕還沒結束便憤然離場。1 月 28 日,一篇題為《不是音樂是混亂》的文章出現在《真理報》上,對這部歌劇及其作者進行了猛烈的抨擊,所有人都知道這篇未署名文章的背後是誰,風向一下轉變,各大報紙和樂評人紛紛對《真理報》利爪下的獵物口誅筆伐,各省的工人與農民聚集在廣場上揚聲抗議,轉眼之間,肖斯塔科維奇變成了“人民的敵人”。


他是在外省巡迴表演的路上讀到這篇文章的,憤怒與恥辱令他透不了氣,不久他更悲哀的發現,昨日還對他笑臉相迎,讚不絕口的朋友們突然一心要將他拉入地獄,憤怒中他對友人格里克曼說:“如果有一天,我的雙手被砍斷,我還可以用牙齒咬住筆繼續譜寫音樂。”


憤怒過後,恐懼如潮水般襲來。這一年蘇聯的大清洗進入高潮,2000 多萬知識分子被處決或莫名其妙地失蹤,死神的鐮刀在每個人的頭頂揮舞。他意識到自己在劫難逃,像當時許多人一樣,收拾起一隻手提箱,靜靜的呆在家中,等著某個夜晚克格勃將他帶走。他後來描述當時的心情:“我懷著一種有罪的感覺坐著,而事實上我沒有犯任何罪。”


但他最終倖免於難,斯大林沒有將他投入監獄,這個才華橫溢的音樂家對他的統治是種有益的裝飾。“斯大林喜歡把一個人與死神面對面地放到一起,然後讓這個人按著自己的旋律跳舞。”他說。最終他選擇了屈服,公開做了檢討。一年後,作為贖罪,他完成了《第五交響樂》,將它獻給斯大林。這部作品為他贏回了一度失去的聲譽,令他正式成為蘇聯音樂界第一人。


這場風波使他後半生都惴惴不安,他時常問別人:“如果你處於我的位置,你會怎樣?”在他生前最後一部作品《列比亞德金上尉詩四首》中,主人公是一個可憐蟲,被人像狗一樣殺死,他為這個人配了充滿柔情的音樂,他說:“當我們髒時愛我們,別在我們乾淨時愛我們。乾淨的時候人人都愛我們。”


做個渺小的提琴手


他本質上是一個蔑視強權的人,卻不幸有著小人物般怯懦的性格。他無心成為極權之下的殉道士,於是便只有與當局保持表面的妥協與合作。和俄羅斯歷史上許多呆在暴君身邊的文藝家一樣,他選擇成為一個癲僧,這是俄羅斯民族特有的族群,類似於中國古代那些佯狂避世的智者,他們用瘋癲的行為化解暴君的猜忌,偶爾甩出一兩句尖刻銳利的話語,投進黑暗如水的專制體制之中。


在令人窒息的高壓環境中,所有人都變得卑微而膽怯。他說:“那個時候,為了說個笑話,你就得把客人帶到浴室裡去。你得把水龍頭開的大大的,然後把這個笑話低聲告訴他。甚至笑也得輕輕地笑,用手捂住嘴笑。”他的兩位好友兼保護人,蘇軍元帥圖哈切夫斯基與先鋒派導演梅耶荷爾德,都在大清洗中被處決了。梅耶荷爾德被逮捕時,後悔自己沒有成為一個普通的小提琴手,而44歲的元帥在被捕前居然有著相同的心願。“這種巧合使我感到驚訝和可怕。一位是名導演,一位是著名的將領——突然都希望做一個渺小的,不受注意的人,只想坐在樂隊里拉拉小提琴。”


唯一高高在上的只有斯大林,他熱衷干預一切文藝創作,而不是像太陽王路易十四那樣,對藝術家們說:“這方面你們優先。”作為蘇聯音樂界第一人,他多次見過斯大林,“沒見他有什麼魔力。他是個貌不驚人的普通人,又矮又胖,頭髮略帶紅色,滿臉的麻子,右手明顯比左手瘦小,他總是藏著右手。他的相貌同無數畫像上的樣子一點也不像”。


他忘不掉30年代中期發生的一場悲劇,300 多位烏克蘭盲人歌手從各地彙集起來,參加官方組織的民間歌手大會,當這些“烏克蘭活的博物館,活的歷史”聚齊之後,幾乎全部被槍決了,他說,因為“這些可憐的盲人們,他們唱的是舊調子,但是烏克蘭正在進行偉大的事業,而這些盲人,唱著曖昧的舊歌曲,他們的流浪的歌,審查員沒有辦法去審查。”於是就索性全部殺掉了。


他被斯大林命令與另一位音樂家哈恰圖良合作,為新國歌譜曲。“這個主意愚蠢之至,哈恰圖良和我風格不同,工作方法也不同……但是我們不得不服從。”一共有四首新曲參加了評選,評判專家們認為他與哈恰圖良的最好,但副歌需要作少許修改。斯大林問他,需要用多少時間?他想說 5 分鐘,但怕這樣會被認為過於草率,於是改口說5個小時。結果斯大林還是皺起了眉頭,最終他們的曲子落選了。哈恰圖良事後責怪他,“假如你要求至少一個月的時間,也許我們就勝了……”


我的交響樂多數是墓碑


《第七交響樂》是他獲得世界性聲譽的一部作品。不管是對俄國人還是對美國人來說,二戰時蘇聯的最高象徵就是《列寧格勒交響樂》——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維奇的《第七》。


1941 年到 1944 年,是蘇聯抗擊納粹德國侵略的艱苦歲月。德軍將列寧格勒團團圍住,聲言:“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投降,要將列寧格勒從地圖上抹去。”在被圍困的 900 天中,城內飢餓倒斃者僅官方統計就有 60 萬人。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肖斯塔科維奇在被圍困的最初幾個月裡創作了這部作品。


1942 年 3 月 5 日,他出逃到大後方古比雪夫市,和莫斯科大劇院樂團一起,在空襲警報中完成了《第七交響樂》的首演。5 個月以後,樂譜被裝入戰鬥機,飛行員冒著被擊落的風險將它投入列寧格勒。此時餓殍滿城的列寧格勒已經湊不齊一支完整的樂隊,首次排練時只來了 20 個人,一半的樂手都是被擔架擡來的,骨瘦如柴的指揮甚至揮不動指揮棒。僅經過一次 15 分鐘的排練後,《第七交響樂》在列寧格勒大劇場首演了,飢餓的人們從四處聚攏進來,在德軍的隆隆炮聲中,樂團完美的完成了演出,許多樂手在結束的一剎那暈厥過去。


《第七交響曲》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它對蘇聯軍民士氣的提升是不可估量的。斯大林將它宣傳為反法西斯的頌歌,並得到了盟國的好評。1942 年 7 月 19 日,數百萬美國人在電臺裡第一次聽到了這首氣勢恢弘的音樂,《時代》雜誌將作曲家身著消防制服、頭戴消防帽的照片登上了封面——在他留守列寧格勒的日子裡,他還是一個稱職的民兵。


這也是他最富爭議的一部作品,蘇聯官方宣揚這是一部反法西斯的傑作,他自己也曾如此附和,但在他死後發表的自傳中,他推翻了這一說法:“《第七交響曲》是戰前設計的,所以,完全不能視為在希特勒進攻下有感而發。侵犯的主題與希特勒的進攻無關。我在創作這個主題時,想到的是人類的另一些敵人。”“我毫不反對把《第七》稱為《列寧格勒交響樂》,但它描寫的不是被圍困的列寧格勒,而是被斯大林所破壞、希特勒只是把它最後毀掉的列寧格勒。”


音樂藝術本身的多義性幫他隱藏了這個祕密,在他一生創作的 15 部交響樂中,多部作品都埋藏著巨大的悲痛,包括被公認是迎合斯大林的《第五交響樂》。官方對它的定義是充滿歡欣與光明,但與他處境近似的作協主席法捷耶夫聽出了異聲,他在私人日記中寫道:“《第五交響曲》的終曲是無可挽回的悲劇。”


他說:“我的交響樂多數是墓碑……我願意為每個受害者寫一首樂曲,但是這不可能,因此我把我的音樂獻給他們全體。”


俄羅斯的良心


1948 年, 政治再一次向他施壓。2 月,蘇共中央對他作了嚴厲批評,他已寫成的第一小提琴協奏曲被認為含有“形式主義的危害”而未能公演,從此他中斷交響樂寫作達八年之久。他不得不抹去自我,彎曲著身子順從權力,除了傀儡樣地代表官方露面,就是寫像“森林之歌”和“陽光照耀祖國”一類的音樂。


但他怯懦的外表下卻不時迸發出鋒利的光芒。他和馬雅可夫斯基被西方看作是斯大林的兩大御用文人,但他嘲笑這位蘇聯第一詩人:“在他的詩中,他蔑視巴黎和美國,但是他卻喜歡去巴黎買襯衫,而且,如果爬到桌子底下去才能揀到一支美國鋼筆的話,他也願意爬的。”


終其一生,他都不願與來蘇聯訪問的左翼知識分子們交往,不管這人是蕭伯納還是羅曼•羅蘭。他不信任這些西方人道主義者,儘管他們宣稱喜愛他的音樂。他說:“這些人在蘇聯好吃好喝一頓,回國後就向世人描繪一個地上的人間天堂,他們真有那麼愚蠢嗎?”


他真正尊敬的是那些“俄羅斯的良心”。他欣賞斯特拉文斯基,讚美他的傲慢:“斯特拉文斯基對這些偽君子(蘇聯文化官員)中的一個人,沒有伸出手讓他去握,而是向他伸出了手杖,這個偽君子只得去握手杖,證明他才是真正的奴才。”演奏家尤金娜是他的朋友,有一天她收到了一個裝有兩萬盧布的封袋,別人告訴她這是斯大林送來的,於是尤金娜給斯大林寫了回信:“謝謝你的幫助,約瑟夫。我將日夜為你祈禱,求主原諒你在人民和國家面前犯下的大罪。”她把這封自取滅亡的信寄了出去,萬幸的是,斯大林在看完這封信後,還沒來得及處置,幾天後就死去了。


但他始終是斯大林粉飾太平的工具。1949 年,他被派到紐約市,以蘇聯明星代表的身份出席世界和平文化與科學會議。在會場上,一個翻譯為他代讀發言稿,既攻擊美國窮兵黷武,又對蘇聯的文藝成就大唱頌歌。然後,表演進入高潮部分,一個蘇聯官員當眾問他:“你是否認為伊戈爾•斯特拉文斯基反動透頂?”他的嘴角和麵頰開始抽搐,沉默片刻,他說:“是。”


13 年後,“帝國主義的走狗”斯特拉文斯基回到闊別五十多年的蘇聯,立刻來看望他。兩人四目相對,卻無話可說。好一會兒,斯特拉文斯基打破了沉默:“我不喜歡普契尼。你呢?”“我也不。”他回答。這是談話的開端,也是終結。就是最沒想像力的人也不難揣測他那一刻的心情,那被人逼著向自己所敬佩的無辜者身上潑髒水的痛苦……


回頭看,只有屍骨成山


晚年的他,喜歡向友人講述果戈理的故事。1930 年,人們在修建一座紀念碑時,掘開了旁邊果戈理的墓,發現他不在棺材裡。一具偉大的屍體跑掉了,人們謠傳,這個年代太糟糕,連果戈理都受不了逃走了。政府開始調查原因,發現果戈理沒跑多遠,他就躺在附近,腦袋掉在一邊。原來人們在豎起的紀念碑上放的磚頭過多,磚頭砸破了棺材,也砸掉了死者的腦袋。


這個死人從棺材出逃的故事深深打動了他,晚年的他漸漸感到束縛在自己身上的網越收越緊。站在蘇聯音樂界榮耀的峰巔,他卻禁不住害怕。作為一個時代的倖存者,他不怕死,但他擔心死後的行狀。他說:“一個人死了,別人就把他端上飯桌喂子孫後代。打個比方,就是把他收拾整齊送上親愛的後代的飯桌,讓他們胸前繫著餐巾,手上拿起刀叉割死者的肉吃。你知道,死人有個毛病,就是涼得太慢,他們太燙,所以就給他們澆上紀念的湯汁——最好的膠質,把他們變成肉凍……”


在他生命的最後4年,他與年輕的音樂家伏爾科夫成為密友。在伏爾科夫的鼓勵下,一個“從棺材裡逃出去”的計劃逐漸形成,他決定祕密口述一部回憶錄,將真實的自己和真實的歷史告訴大眾,從而糾正那個“令人心碎的奴顏卑膝的形象”。他為伏爾科夫提供材料,講述往事,肆意評價那些曾經的風雲人物。在伏爾科夫完成寫作後,他通讀了全書,並逐章簽名確認,同意在他死後將書稿送西方出版。


1975 年 9 月,他死於肺癌,被葬在莫斯科新聖女公墓。如他所料,他被東西方陣營各取所需,大卸八塊。蘇聯宣稱他是“國家最忠實的兒子”,西方國家則稱他為“20世紀最偉大的作曲家之一,蘇維埃政權堅定的信徒。”一切彷彿蓋棺論定,但他的幽靈卻從強權與意識形態的銅牆鐵壁中鑽了出來,並順手打了它們一記響亮的耳光——1976 年,他的回憶錄被伏爾科夫帶到了國外,幾年後,回憶錄面世,題名《見證》。


這是他一生哀樂的見證,也是一個時代的見證,往事已然如煙,生靈早已塗炭,回首前塵,他的心中只剩一片悵然,就像他在生前向伏爾科夫講述往事的時候,時常忍不住說的那樣:“回頭看,除了一片廢墟,我什麼也看不到,只有屍骨成山……”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肖斯塔科維奇( Dmitri Dmitriyevich Shostakovich,1906 聖彼得堡-1975 莫斯科)蘇聯樂派的代表人物,20 世紀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


創作題材廣泛,其中以交響曲與絃樂四重奏為最佳。肖斯塔科維奇的人生閱歷豐富,很多作品體現了他對於所處的那個時代的痛苦回憶與反思以及自己的人生鬥爭與感慨。音樂情感豐富,矛盾衝突激烈,情緒的表達極為出色。他創作生涯並不順利,與領袖斯大林關係很緊張,作品處於被褒獎與批判的兩極。


肖斯塔科維奇曾被譽為俄羅斯音樂史上柴可夫斯基之後的又一座高峰,但也有西方樂評人因為他大部分創作生涯與前蘇聯政治相關而質疑其藝術性,這種爭議在他誕辰百年後的今天,仍然餘音未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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