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錦樹:馬華文學隨時可能消失,而我剛好身在其中

南方人物週刊2019-02-05 12:39:32

“有一種移民,所有根基斷掉後就只剩下自己。張愛玲給我的最大震撼是,中國人寫作更沒有辦法離開故鄉”


本文首發於2019年1月7日南方人物週刊

文 | 特約撰稿 鏡子 發自臺中

編輯 |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全文約6023字,細讀大約需要15分鐘


黃錦樹 圖 / 張國耀

黃錦樹 作家、學者。1967 年生於馬來西亞柔佛州,1986 年赴臺灣求學,1996 年起任教於暨南國際大學中文系。2017 年,其短篇小說集《雨》獲臺北國際書展大獎及金鼎獎文學圖書獎;2018 年,《雨》被引進大陸,獲首屆北京大學王默人- 周安儀世界華文文學獎



“他們到底在幹什麼?”


作家黃錦樹比約定時間更早到咖啡館。他現在住在臺灣南投埔里,開車到臺中市區得一個多小時。採訪這天,他帶上了18歲的女兒。在郵件中他就解釋了原因——因為重症肌無力,他這幾年吃了很多含有類固醇的藥,胖了十幾公斤,眼睛畏光,也非常嗜睡。女兒得提醒他路況,也防止他在等紅燈的時候睡著。


他故意穿了一件寬大的紅色T恤,胸口是馬來西亞中華中學的校徽——這是他的來歷,是他文學創作的土壤,也是他文學評論的主要語境。


祖籍福建南安,出生於馬來西亞柔佛州,黃錦樹於1986年到臺灣大學中文系求學。此後他獲得淡江大學中文系碩士和臺灣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學位,1996年起任教於臺灣暨南國際大學中文系。儘管已經在臺灣生活超過30年,馬來西亞依然是黃錦樹小說素材的重要來源。和很多馬來西亞家庭一樣,黃錦樹的祖輩在抗日戰爭前漂泊到南洋。他們在南方溼熱的島上做勞力,逐漸紮根,繁衍後代。等到80年代黃錦樹讀華文中學時,馬來西亞華人越來越被邊緣化,報紙上每天熱炒的話題就是“華文小學要不要被消減”。黃錦樹當時就意識到自己要麼留在出生、成長的地方做個二等公民,要麼就遠走他鄉,尋找別的可能。


2017年,以馬來半島膠林生活為背景的短篇小說集《雨》獲得臺北國際書展大獎及金鼎獎文學圖書獎;2018年,這本書被引進中國大陸,並獲得首屆北京大學王默人-周安儀世界華文文學獎。


“鯨魚的祖先是魚類上岸演化成哺乳類又重返大海者,它的近親是水獺。”作家朱天文在序言中說黃錦樹的文字是從知識和想象的沃土裡長出來的。黃錦樹2006年出版的學術著作《文與魂與體:論現代中國性》,朱天文讀過多次。在她眼中,只有高度自覺的黃錦樹一人在“孵他的馬華文學的沒有”(原文如此)


馬華文學泛指馬來西亞以華文寫作的文學作品,在中國新文化運動以後有了較為長足的發展。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以王潤華、李永平、潘雨桐、張貴興為代表的馬華作家紛紛來到臺灣發展,並先後在臺灣文學領域獲得一席之地。黃錦樹旅臺時間稍晚,但也曾憑藉多部短篇小說獲得臺灣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只是這些專業領域的肯定都沒有幫助他在圖書市場上獲得反響,也沒有讓他一直堅持的馬華文學得到更多關注。


《雨》在2018年3月被引進大陸,4月獲獎,截至8月已經賣了兩萬多冊。 “這個書怎麼可能賣到這麼多冊?從來沒有過。”黃錦樹輕輕搖著頭,有些意外。採訪剛開始,他就從書包裡拿出了第一本在馬來西亞出版的小說自選集《火,與危險事物》(2014年出版)和《註釋南方——馬華文學短論集》(2015年出版)


“你知道它們在馬來西亞賣了多少本嗎?”


“150本和100本。”黃錦樹自問自答。“馬來西亞的華人讀者,其實不管你再有名,書出得再多,都沒用的。更好笑的是,這十年來馬來西亞至少有四到五間大學成立了中文系,都開設了馬華文學相關課程。《註釋南方》迴應了一些當代馬來文學的問題,它賣得慘其實是說明他們根本不關心這個議題。所以他們到底在幹什麼?”


黃錦樹的作品    圖 / 張國耀



“總要去做一點事”


在馬華作家群體中,黃錦樹一直就是個異數。在他橫空出世前,馬華文壇一直承襲中國三四十年代以後革命文學社會寫實主義的遺風,強調文學的社會功用。


1997年,黃錦樹發表引爆馬華文壇的文章《馬華文學現實主義的實踐困境——從方北方的文論及馬來亞三部曲論馬華文學的獨特性》。這篇論文以彼時尚在世的、元老級的馬華現實主義小說家方北方為靶子,對馬華文學的現實主義展開嚴厲的批判。這引起以現實主義為圭皋的馬華寫作者的全面反彈,史稱“燒芭事件”。而在另一篇論文《中國性與表演性:論馬華文學與文化限度》中,他則提出了這樣的核心觀點:馬華文學需要和中國傳統文化切割,不能再把書法、舞龍舞獅這種文化表演當作表達的核心。這種“斷奶論”同樣迅速在馬華文壇掀起爭論,贊同者認可馬華文學必須有自己的獨特性和立足點,應該與中華文化保持距離,反對者則認為馬來西亞華人社會與中華文化千絲萬縷,即便“斷奶”也不過是表面行為。


1998年,黃錦樹發表《痛苦的道義》和《燒芭餘話》。他再次不留情面地指出現實主義作家們已經把馬華文壇搞得烏煙瘴氣,還不如一把火燒掉,以讓土地恢復肥沃,培育出更健康的生存土壤。激進的表達自然引起了老一輩的反感,他成為眾矢之的。正如馬來西亞華人問題研究專家何啟良在《“黃錦樹現象”的深層意義》中所說:“黃錦樹的鋒芒橫越了整個馬華文學界,刺傷了、也刺盲了許多帶有有色眼鏡的人。他文筆之犀利、用詞之尖刻、才情之橫溢、行為之無理,震撼了一直在沾沾自喜、互相吹捧的馬華文學人。”  


“就從30年代到90年代,一直還在強調魯迅的問題、郭沫若的問題,就沒有自己的問題,也沒有自己的思考,那哪來發展?”時隔20年談起當時的紛爭,黃錦樹依然顯得有些激動。這些年他筆耕不輟,一手寫關於馬華文學的學術論文,一手創作小說。他倒也沒有因為年歲漸長而變得畏畏縮縮,只是聚焦的核心發生了變化。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對我而言,不論是20年前還是20年後,馬華文學面對的最重要的問題其實不是解釋、再解釋,而是寫作。對我而言,問題必須變成:為什麼要創作馬華文學?這是個選項,也是個倫理問題、實踐問題。那不需要太多理論,需要的是行動。也不需要太多的為什麼。”


他幾乎隱居在南投縣鄉下,因為生活成本較低,他“不用管書能不能賣錢”。 “在臺北就避免不了大量的社交,學界的、文壇的,還有什麼時間讀書?時間會很零碎。更可怕的是,十年一下子就過去了。所以這是一種選擇。”


所以這些年,對於一個移居異鄉的馬來西亞人來說,馬來西亞華人文學到底意味著什麼?剝除利益考量之後,文學之於一個人又意味著什麼?臺灣吸引了很多漂泊海外的中文作家,這個文學場域到底有怎樣的磁場?從祖輩到黃錦樹本人,經歷了整整一個世紀的離散,他又如何找到自己的表達座標?


2018年8月,我們在臺中市區一家並不安靜的咖啡館,試圖討論這些話題。採訪快結束時,我問了他一個常見的問題:“這二十幾年,在沒有太多讀者的情況下還能支持你不斷寫作的動力是什麼?”


“不知道。”他沉默了一會兒,又說:“很難說。在臺灣也不是說完全沒有讀者,還是可以賣幾百本,只是非常小眾而已。偶爾我也可以看到有人在看我的書。其實寫作對我來講,也不用太強調個人,因為個人沒有那麼重要,都會消失的。寫作更像是一個搏鬥的過程。馬華文學本來就是一個隨時會消失的事物,我剛好身在其中,就總要去做一點事情。”



“語言的邊界就是這個世界的邊界”


人物週刊:你在一篇文章中寫“部分馬華作家與語言搏鬥,而不是安居在平順的中文裡”。我沒有很理解這句話。


黃錦樹:在我們生活的南方,本來就是個雜語的環境。除了華人之間的共同語“華語”之外,還必須掌握幾種方言,閩南語、粵語、客家話,還有作為“國語”的馬來語、世界共通的英語等。寫作時,書面表達不可能不考量生活的語境,但如果企圖非常貼近生活語境,書面表達就會非常困難,甚至讓讀者難以理解。因此寫作的人必須調節、選擇,如果是忠於馬來語境的寫作,那往往是不受中國讀者青睞的,覺得它不純、怪腔怪調,但如果學習、模仿中國的流暢表達,又很容易從我們存在的語境剝落,被馬來西亞同行譏笑為大陸腔或是臺灣腔。任何一種選擇都有代價。


人物週刊:以前海明威接受《巴黎評論》採訪時說過一個觀點,他覺得過多的學術研究可能會限制一個創作者的思路。你現在一邊有教職,一邊進行文學創作,你怎麼看他這種觀點?


黃錦樹:如果只需要全力以赴地創作或做研究,那當然是很幸福的。我們當然也都羨慕生在帝國朝陽裡的海明威,集各種好運於一身。對我而言,兩種卑微的寫作其實是同一回事,都是對自己存在境遇的反思探索。身為華人有它的偶然性,出生於馬來半島、說華語及閩南語、用中文寫作,作為現代人移居臺灣、選擇小說這文類,這一切一切都沒有現成的答案。譬如要知道華人、馬華文學是怎麼一回事,就得自己找適當的個案把它逐一打開、清理。即便是小說,也不是現成的。自魯迅以來,小說似乎就是遲到、殘缺的西來之物,對我而言,要了解它,就必須回顧整個現代中文小說史,甚至歐洲小說史。我必須瞭解前輩在寫作的道路上經歷過什麼,而不是純粹地講故事那麼簡單。論述沒法處理的,就交給詩或小說,因此談不上“球員兼裁判”的問題。當然你可以說創作比論述更為個人。我自己也很清楚,不管小說還是論述,在我個人身上都是有限的,談不上“過多”。而到底是誰限制了誰?我也說不清。可能剛好相反,它們是互補共濟的。


人物週刊:我們剛剛一直在談論馬華文學、中國文學,可是為什麼一定要加上地域呢?文學有沒有一種超越這些限定詞的可能性?


黃錦樹:不太可能。文學本來就很政治,尤其在民族國家播散之後。牽涉資源分配就有地域問題,這很現實,像現在的世界文學還是西方為中心。語言其實是最保守的,或者說它很容易變成保守主義的一部分,所以要跨越非常難。中國現當代文學為什麼很難得到承認?意大利語、法語、西班牙語很多詞彙翻譯來翻譯去還是在同一個語系,我們是另一個獨立的系統。你再好,對西方語系還是隔了一層。所以說世界文學很難,它比地緣政治還嚴酷,語言的邊界真的是這個世界的邊界。不然你看中文小說家,從新文化運動開始到現在,努力了一百年了,有幾個真的得到西方承認?


人物週刊:如果一個人把自己當作一個純粹的作家,為什麼非得把自己放入某個流派呢?


黃錦樹:那不是什麼流派,而是一個和自己來處有關的位置,即便那是“沒有位置的位置”。我們沒有別的立足點了。世界文學是很殘酷的。在非常邊緣的地方,即便你自己不掛上地域的標籤,把你當外來者的人也會為你掛上。即便你自以為什麼標籤都沒有,但非中文寫作者看你用中文寫作,就會給你箇中文作家的標籤;看你來自馬來西亞,又多個大馬標籤,即便你已經生活在中文世界裡。區分、排他、標籤,本來就是這個世界運作的邏輯。



“中國人的寫作更沒法離開故鄉”


人物週刊:很多馬來西亞華文作家都選擇在中國臺灣發展。那馬華文學本來就很薄弱了,這部分人搬到臺灣又成為了臺灣文學的一部分。你覺得這對於馬華文學來說是一種幸運還是不幸?


黃錦樹:當然是幸運。回馬來西亞成才的沒幾個。和我們同代的,想來想去,也沒幾個名字,回去後,大多數人迫於生活就消失在文壇了。80年代中期,比我大幾歲的人裡,有兩個曾被視為“兩個瑰寶”,但後來都不太成氣候。在馬來西亞可以寫一些詩、抗議一下政治,但其實改變不了任何現狀,也不見得有文學價值,你還很容易覺得自己很重要、很有代表性。寫的小說也不太可能賣,讀者也少得可憐,可能就只是那些同樣在寫作的人會看。所以我們留在臺灣,對於馬華文學來說是創造了另外一種可能。


人物週刊:我之前看到過一個觀點,說如果你用另一種語言去創作的話,其實最好還是要回到那種語言的環境中去,因為這樣你才有讀者。


黃錦樹:我們用中文寫作,面對中文讀者,差別也許在於,我們始終被當外來者,而他們對外來者的寫作普遍不太感興趣,除非你是歐美日那些先進國的名家。像我對張愛玲的一些作品還算蠻熟的,就覺得美國對她來說就是個悲劇。她失掉那個語境之後,她文學的可能性就被限制住了。張愛玲前半生的文字是彩色的,後半生的文字是黑白的,就像華麗的綢緞變成了白布。她英文寫作失敗,婚姻也消耗了很多的生命,後來就完全變成了一個很孤絕的狀態,就好像坐牢。她本來又是那種很都市的人。所以有一種移民就是會這樣子,所有的根基斷掉後就只剩下自己。張愛玲就是這樣一個悲劇。她給我的最大震撼就是說,中國人寫作更沒有辦法離開故鄉。不過我反正沒有讀者,就沒差了。


人物週刊:張愛玲身上的這種悲劇性,你在馬華作家身上看到過嗎?


黃錦樹:我覺得李永平是另外一個悲劇。他2017年去世了,最後一本書《新俠女圖》都沒寫完。他祖籍在廣東,出生於馬來西亞婆羅洲。他中學畢業後就到臺灣讀書了,後來去美國唸完博士又回到了臺灣。他用現實主義的手法寫小說批判臺灣現狀,不被接受。他就寫婆羅洲,可問題是他離開婆羅洲已經40年了,他寫的永遠是19歲之前的婆羅洲,結果越寫越空。第一他對歷史不感興趣,沒有廣泛涉獵相關書籍;第二是他不敢回去。他說他因為支持砂拉越獨立得罪過馬來西亞當局,有一次回去被海關滯留過一段時間。他在恐懼。有一次我看到有人批評他說,他作品中鳥、魚、植物怎麼那麼多,其實這就是他少年時認識的限制。你在張望一個你回不去的婆羅洲,你只能回到15歲那個抒情的世界,像《詩經》那句“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那你寫900頁、1000頁,其實也都是空的。這就是另外一個悲劇了。


李永平


人物週刊:但很多作家確實移民之後還在不斷回到以前的生活場景,像米沃什流亡美國之後,寫的很多都還是波蘭。


黃錦樹:這不是問題,但是要把故鄉或迫使你離開的境遇作為研究對象,擴大視域去理解它。米沃什的著作讓我瞭解二戰以後東歐的悲劇,也讓我瞭解極權主義下人的生存狀態及思想意識的扭曲。反過來,我們對自己境遇的思考相對膚淺。離鄉之後,有了個關照的距離,比較不會陷於某種盲目的愛國主義或本土論。經由大規模的閱讀與不斷的重訪,不見得不如一直留在故鄉的人瞭解故鄉。比較的目光是必要的,故鄉也可能是一口深井,不離開你無法真正察覺它的深窄。意識的深井讓身在井底的人覺得安心。 


人物週刊:移民文學一直是文學版圖中的重要板塊,最近的像英籍日裔的作家石黑一雄2017年還拿了諾貝爾文學獎。那關於移民文學的話題,你有關注嗎?


黃錦樹:諾貝爾文學獎是西方文化霸權的一種古怪儀式。就我的閱讀,魯西迪比石黑一雄更有資格吧。最近看大陸出版的《娜塔莎之舞》,俄國十月革命後知識人的流亡規模之大、各領域人才之齊備,幾乎就是個國家的規模。書裡有一句話說,移民的文化先天上會比較保守,因為它懷念過去的榮耀。應該說,如果是因為亡國,成年以後的移民者會傾向保守,那是企圖守護、提純那在故鄉已然被摧毀的有價值的事物。但如果很年輕就移民的,如納博科夫,很可能會有不同的開創性,尤其是他預設的讀者很可能已不再是移民社群。《娜塔莎之舞》可以被看作是個原型。納博可夫始終不被諾獎認可,也可說是個象徵了。 


人物週刊:你擔心你以後也會遇到李永平的問題嗎?


黃錦樹:不會,我比他清醒,也比他自覺。我們屬於不同的時代,他那個時代會受到的誘惑到我這一代早已煙消雲散,我沒有大作家的企圖,主觀上也比較喜歡流星式的作家,卡夫卡、舒爾茨、巴別爾、契斯、魯迅。我早已自覺承擔馬華文學那個“沉重的沒有”,也知道該做的都是操之在我的事。操之在人的,就不必操心了。 


(感謝作家朱嶽協助聯絡;鄭瑩、張宇欣對此文亦有貢獻;參考書目:《雨》《死在南方》《火,與危險事物》《馬華文學與中國性》《註釋南方:馬華文學短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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