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導演林德祿說港片往事 | 當年情

南方人物週刊2019-02-05 12:40:17


林德祿   圖 / 七七


“如果這部電影不賣錢,要還錢給投資方。我就把杏花邨的房子賣掉了,將這個錢放在銀行,如果賠錢馬上還給人家”

“你問我為什麼金融證券做得好好的還要回來拍電影。我是從那邊走的,回那邊去也是應該的嘛。好像一個浪子,離開久了,應該回家了,不然你要去哪兒呢?”


全文約7055字,細讀大約需要18分鐘



9月14日,電影《反貪風暴3》上映,導演林德祿再次將目光對準香港廉政公署(以下簡稱ICAC)。他曾在ICAC工作六年,看過難以計數的案件卷宗,為ICAC拍攝《廉政先鋒》劇集,離職後又拍了廉政片《廉政第一擊》。上一部聚焦廉政反貪的電影,還是1975年吳思遠拍攝的《廉政風暴》。論及對ICAC前世今生及辦案手段的熟悉程度,香港影壇無人能及林德祿,這類題材他得心應手。


與其說林德祿擅長拍廉政片,不如說他擅長拍類型片。1980年代,林德祿應曾志偉之邀,翻拍老導演龍剛作品《應召女郎》,1992年又拍了續集《現代應召女郎》,兩部電影都由馮寶寶領銜主演,張曼玉、羅美薇、劉嘉玲、周慧敏、陳寶蓮等加盟。該片反映了當時妓女的生存現狀,娛樂性十足,亦有教育意義。


香港三級片剛剛興起時,林德祿瞄準“舞男”題材,率先拍攝了《香港舞男》《雞鴨戀》《舞男情未了》等“舞男”系列電影,同樣兼具娛樂與教育意義,票房不俗。男妓被稱作“鴨”,正是從他的電影開始。


林德祿(中)與宣萱(左)、張智霖在《反貪風暴3》拍攝現場


林德祿有過一段沒戲拍的日子。他深知“不賠錢”是港片拍攝的首要原則。雖然很少得到電影獎項的眷顧,但他所拍各種類型電影都能賺錢。因此,在好片競出的香港電影黃金時代,林德祿依靠對類型片和觀眾胃口的純熟把握一直有錢賺、有戲拍,自組的影業公司“德祿”在香港影壇也有一席之地。


1971年,一心想成為導演的林德祿看到無線第一期藝員訓練班招生通知,老師是擁有豐富舞臺經驗的鐘景輝,就去報名。在無線電視臺,他師從王天林,從助理編導做起,一直做到王的副導演。王天林在香港電影圈被稱為“大娛樂家”,有四大弟子,林德祿是大師兄,二師弟是憑藉《龍虎風雲》獲得第七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導演的林嶺東,三師弟是後來開創“杜氏美學”、三奪金像獎、兩獲金馬獎、將“銀河映像”做成香港電影金字招牌的杜琪峰,最小的師弟是王天林的兒子王晶。儘管入行最早,但林德祿拍電影比師弟們晚,直到1986年才拍了處女作《再見媽咪》。


遺憾的是,儘管在江湖上有地位,但無論在票房還是藝術成就上,林德祿都缺一部真正意義的“爆款”。與全力創新突破相比,跟風各種類型片他更為擅長。他拍的女性犯罪片、舞男片、梟雄片、閤家歡喜劇片等等,都受到市場歡迎,雖不是一本萬利,但包賺不賠。


隨著香港電影走向沒落,林德祿陷入無片可拍的境地。他解散了公司,離開電影圈13年,直到2014年才因黃百鳴邀請,執導《反貪風暴》第一部。這時,年輕觀眾已經不認識他。


林德祿並不在意,“做導演是跑長途賽,時間長了才能看到真正的實力,因為始終都是有適應期的。”他很開心現在依然在做電影,“香港電影界有個好處,大家很齊心,我們這群導演,這麼多年都沒有什麼大的是非,都很愛護自己的同行,有機會大家都會合作,過程也挺和洽。吳思遠成立導演會的時候,大家就知道使命在哪裡——儘量將香港電影延續下去。”


《特警急先鋒》



“沒有我這麼年輕的導演”


年輕時候,我想學舞臺劇,但感覺香港導演理論基礎不夠。看到無線藝員訓練班是鍾景輝當校長,他在美國拿了戲劇master,我就去了。四千多人報考,他收了60個。不知道他為什麼收我,我也不是很帥。見到他,給我寫了兩個字“肯做”。到目前為止,這也是我的座右銘。我想,我多做一點事,人家會欣賞我,會給我機會。這兩個字對我影響很大。


快畢業了,他第一個找我談,要籤我做藝員,一個月薪水500港幣,那時候中午一頓飯兩塊多而已。我拒絕了。我心裡想當導演,但因為太年輕了,20歲出頭,人家都覺得導演得有一定年紀、有足夠經驗才行。我只能說我想當幕後。


過了幾個月,我去做王天林的助理編導,成了他四大弟子中的第一個。王天林拍戲的經驗很足,他給的啟發就是要變、要自信,而且他喜歡用卡司,所以後來他的兒子王晶拍什麼電影都要用卡司,收再多錢大家都去看。(笑)


那時候我還兼任訓練班副主任。第三期的學員都由我主考,盧海鵬考完,鍾景輝說他不用訓練了,可以馬上當藝人。周潤發也是第三期,那時候還不行,但是看得出有潛質。


做了兩年,鍾景輝要我做一個遊戲綜藝節目的導演,我又拒了,我想當戲劇導演。戲劇是他的範疇,他對戲劇導演的要求會更高。考慮了半年,他才同意讓我拍。我是第一個從訓練班畢業做到副導演又做到導演的人,也是第一個這麼年輕的導演,當時24歲。林嶺東、杜琪峰後來都成了導演。我有一個例子給他們看,可以做到。


之前我看過一部關於丘吉爾的電影,別人問他目標,他說我希望我25歲之前當將軍,如果不行就自殺。後來他真的25歲當上了將軍,這個電影對我很有啟發:你要有目標才會有推動力,才夠強。後來有個記者訪問我,什麼時候可以當導演啊。我說24歲,比他早一年。


鍾景輝讓我先拍改編名著練手,改編哈代的《伯德家的苔絲》。王天林對我很好,他主動給我寫劇本,電視劇名字為《巫山盟》。五年後,導演波蘭斯基也翻拍了這部名著。


第二部戲是《大江南北》,這是周潤發第一部電視劇,他演一個江南殺手,吳孟達演一個江北殺手。排戲時,吳孟達已經OK了,周潤發不行,我拉著他練習。那時無線還在市區,我和周潤發找到一個沒有遮擋的天台,頂著夏天太陽晒了四五個小時,每一句對白、每一個走位都和他對。他問我,怎麼演啊導演?我覺得他的眼神很有戲,說你可以讓你的感情通過眼睛表達出來。他就慢慢學。你看他現在的眼神多厲害。


拍了幾年,佳藝電視臺挖走了我、徐克和林嶺東。徐克拍古裝武俠片,林嶺東拍警匪片,我拍長篇電視連續劇。但不到一年佳藝就垮了,我又去了香港電臺電視部,後來ICAC(香港廉政公署)需要人幫助宣傳,我就去了ICAC。


《反貪風暴》



香港主旋律


我是1980年到ICAC工作的,在“社區關係處”,負責宣傳教育市民廉潔自律,並通過舉報中心及各個分區辦事處接受反貪舉報和諮詢。平日主要工作是拍電影、拍廣告、拍紀錄片。


我這個位置,之前是許鞍華,她性格比較像藝術家,對預算控制得不好。ICAC對花錢控制得很嚴,預算這個系列七集,可是她五集用完了七集的錢,項目停了幾年。後來ICAC拿三集的錢給香港電臺,讓我們幫忙拍,拍得挺好,覺得我跟他們溝通也蠻好,才請我過去。 


我先從公開的資料瞭解案件,覺得有興趣可以改編的,再去查檔案。他們把我關進一個房間,看這些案子。我可以記筆記,但是卷宗不能帶走。


剛剛進去,那幾年ICAC和警察的關係還很緊張,ICAC的領導說不要拍警察貪汙了,我反對。公務員貪汙佔很大比例,其中紀律部隊中警察最多,不拍警察,怎麼讓大家相信你?所以我就儘量去爭取,拍完以後他們請警務處的最高領導來看,先讓他們來看有沒有意見,(笑)那個時候是很緊張的。


我拍了一個警員向ICAC舉報,將貪汙警員繩之以法的故事,警務處的領導看了之後說沒有問題,娛樂性很好。以後再拍警察就沒問題了。


在ICAC拍片,要贏得觀眾支持就得迎難而上,不要一有困難你就躲避,這不是ICAC查案的宗旨。


看完資料我拍了兩季《廉政先鋒》,第一季七集,第二季六集,每集一個小時。我每集都找一個新編劇過來,每個人的處理都不一樣。吳鎮宇演了《怒海追尋》,那集寫得很浪漫,任達華演了《獵虎行動》,他演的一個臥底,當時的評價很好,收視率也很高。這些算是香港的“主旋律”劇集。


為了把這些片子拍得好看,我也積攢了一些經驗,只是拍貪汙犯該死,會讓人覺得在做官方喉舌,沒有站在另一個角度看待這件事情,講述這件案件的發生、過程會不客觀。我們會思考究竟是什麼原因令他貪、讓他行賄,不是說壞人就一定壞到底,也不是一開始就告訴觀眾這些人“衰到貼地”(壞到不行)。如果不交代其他細節,一次兩次觀眾就會覺得都是那些東西——我們廣東人叫“賣膏藥”——不好看的。


政府部門公務員入職前都要看的training-film我也拍過。入職後,多少錢的禮物你可以收,多少錢的禮物不可以收,你銀行的錢是怎樣回來的,只要你手裡的財富是你解釋不了的,超過你這麼多年入職的收入的,都可以讓你坐牢。臺灣也在弄這個“陽光底下的條例”,但是沒通過。


ICAC剛剛成立運營的時候,有一句口號“香港勝在有ICAC”,得到很多香港人的認同。沒有ICAC之前,香港到處都是收黑錢的人,夜晚穿著軍裝的警察會跑到後巷的雲吞麵檔,又吃又拿,收人家5元10元,檔主就說,“我們都沒開市,哪裡有錢給你啊。”家裡裝電話,想快一點,要給茶錢,在醫院裡替你倒水的阿姐,你都要給茶錢,很多方面,都要茶錢茶錢茶錢。ICAC的出現讓那些貪汙的人服法了,慢慢那些人才不敢貪了,才有一個廉潔的社會。


在那裡工作福利很好,按海外僱員簽約,合約是兩年半,有45天有薪假期。合約到期以後,通常只要你沒犯錯,就給你續約。整個合約的薪酬四分之一作為公積金先給你。還有單獨的住房補貼,每個月還給你700港幣服裝補貼。80年代這個薪水不錯了。


我和許鞍華、徐克聊,問他們拍電影怎麼樣,多久才可以拍出一部。他們說有時候是兩三年。我想我一年可以拍很多故事,比他們多。這時候我在掙扎,要不要離開目前的工作?我拍了這麼多反貪劇集,但電影的世界很大,而且我們說導演,一般都是說電影導演,很少電視劇導演的,我還沒拍過電影。第三個合約開始,我就覺得再不走不行了,我還有一個電影夢。


《現代應召女郎》



應召女郎與香港舞男


在夏威夷進修後,我回到香港,在嘉禾拍了《再見媽咪》。嘉禾是邵氏的死對頭,但邵逸夫非常喜歡這部片子,還推薦我去亞太影展。我得以跟著邵逸夫和方逸華去了韓國,也看到他們家常的一面。路上邵逸夫說自己糊塗了,方逸華回他,“你糊塗很久了!”我們在後面聽得清清楚楚,但都當聽不到。


1987年,曾志偉給我打電話,“找你拍戲。”“什麼戲?”“應召女郎。”“大哥,為什麼找我,我都沒去過club,夜總會,我不懂的。”“就是要找你這些寫實派的,不然我找那些雞叢的導演拍嗎?有什麼新鮮啊?”


他很快就和我講故事內容,我說你給我時間去做research(調查),不然我不瞭解怎麼和你想故事。我回電視臺,問他們有沒有門路,可以帶我去夜總會,去跟應召女郎們聊。沉淪又回來,再沉淪又回來,具體內容不能告訴你,我還有我的伴侶。做完research再和曾志偉聊大致的故事、人物,我說現在沒有“逼良為娼”了,只有“誘良為娼”。曾志偉笑著說,“衰仔,你真的有做過資料搜查哦。”聊完定角色,張曼玉、馮寶寶,吳家麗……片子裡五個角色的故事都有真實案例。當時的副導演趙良駿後來執導了吳君如主演的《金雞》1和2。 


這部電影出來之後,在香港賣到了一千多萬。一次晚會上,吃飯的時候請導演出去講話,他們居然請我去 ,我就想是不是當了千萬導演才有機會啊?(笑)


接下來我拍了《女子監獄》,進真實的女子監獄裡面拍,林嶺東拍的《監獄風雲》賣錢了,他是我師弟,他哥哥南燕幫他寫了劇本,我就問他能不能把他哥哥借我幫我寫這個劇本,就有了這部《女子監獄》。


那些女明星搶著演,因為《監獄風雲》票房挺高。曾志偉說張曼玉想演,但是他已經找了夏文汐,可能覺得有新鮮感一點。鄭裕玲那時候蠻紅的,也加入了。她在演《名流情史》時還是新人,我拍過她。我和許鞍華在香港電臺拍《獅子山下》,兩個不同道路的女生的故事,她和陳玉蓮,我也找過她演《獅子山下·疑犯》。《女子監獄》票房也過了一千萬。


做《應召女郎》的時候我們發現,男妓也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群體。這個產業當時臺灣發展得比較成熟,叫“牛郎”。我帶任達華跑過去,臺灣牛郎吧不是公開的,他們的招牌在這邊,店在對面。那些男生他們真的很漂亮。他們說見到一個客人,五分鐘之內就能知道他們的喜好是什麼。女性的胸圍他們也懂,跳舞唱歌都會。和老闆聊,她說你們最好是進來做啊,進來兩個禮拜就可以了。我問我來的話可以嗎,她說我三天就可以了,因為沒人要的。(笑)


那時候電影觀眾以男性為主,香港從來沒拍過男妓的戲,電影分級制度剛剛試行,美國拍了《美國舞男》,香港要16歲以上才能看,我看到穿著校服的女生看起來沒有16歲都跑去看,覺得這個題材應該是有票房的。但在當時拍依然有些冒險,如果這部電影不賣錢,要還錢給投資方。我就把杏花邨的房子賣掉了,將這個錢放在銀行,如果賠錢馬上還給人家。導演賣房子拍電影,我算是最早一批。


開拍前 ,我和製片在尖沙咀酒店開了一個房間,找了一些舞男上來。製片就說,我們不要你做,想聽你講,錢先付給你,就跟他們聊天。他們生來是怎麼樣的?為什麼當舞男?現在感覺舞男這個職業怎麼樣?當然他們不太願意講,不過當導演也有一個好處,懂得怎麼讓他開口。聽到的很多情況都很意外,有的舞男擔心自己不好看,有的舞男面臨同性戀的壓力。


有的舞男覺得這個職業很好玩,可以試試看。你猜最大的顧客是誰?是舞小姐。夜總會服侍男生的小姐,收工後讓舞男來服侍她,也有人發展出了愛情,後來舞男系列的《雞鴨戀》講的就是這樣的故事。


“鴨”也是這部片子叫出來的。我去找媽媽桑,問她們女的叫“雞”,男的有什麼叫法,她說沒有什麼叫法,臺灣叫作“牛郎”,女的叫“雞”,男的就叫“鴨”咯。所以我們海報前有一個slogan——“女人錢難賺,做鴨不簡單。”


那張海報我找了一個大師給我拍的,我讓他們穿了禮服,很有型、很紳士,我不想他們猥瑣。片子上了以後,香港的舞男酒吧漸漸開起來,有的舞男還會找我,請我去剪綵。


片子最初在臺灣被禁了,理由是破壞社會善良風俗。我要他們幫我上訴,然後跑回香港,找了一大堆資料,告訴他們男妓是從西方來的,不是我創作出來的,對社會應該有一個警醒的作用。我們最後一句的賣點是,社會發生什麼我們就可以報道什麼,一個文明社會沒有什麼可以隱瞞的。他們說對啊,可以播。最後投票,六個還是要禁,九個通過,這樣我這部片子才可以上,最後票房接近兩千萬。


這些系列的片子結果都不算圓滿,當然我拍這些戲有警醒的作用嘛,如果(影片中)他們做這行做得很開心、很滿意,那不是鼓勵觀眾去做舞男嗎?(笑)


《廉政第一擊》



香港人,睇開點啦


離開ICAC的時候,規定一定年限內不能拍攝相關題材,所以直到1993年我才拍《廉政第一擊》,我想把廉政精神來源拍出來,所以拍了最開始它是怎麼成立的。


不久香港電影就走下坡路了,亞洲金融危機、盜版潮接連到來,很多人都沒戲拍了。到2001年,我也離開了。我問我自己,除了拍戲我還能幹什麼呢?那時候香港發展金融業,公積金、基金……是一個巨大的商機,但是自己又不太熟悉,我就去香港中文大學學了兩年金融和市場營銷,出來一直做金融證券。


十幾年,每一天都在變化,你要保持每一天都在改變的感覺和觸覺,對我現在拍戲也有幫助。當一個導演,沒有新的吸收,待在象牙塔裡面,手法來來去去都是那幾板斧,觀眾會離你而去。張徹多厲害?年紀大了,你們也不看了。我回來拍《反貪風暴》,最喜歡看到的一句評語就是,一集比一集好。


這些年感覺到時代的變化。其實做《應召女郎》《香港舞男》的時候,香港已經是一個待變的時代了,香港向哪裡去,我們也不清楚。等的時候是最彷徨的,像我等了一年才有電話找我拍戲,結果彷徨的這段時間我寫了7個故事,我還是在等。


以前喜劇片比較受歡迎,觀眾走進電影院就是想開開心心娛樂一下。周星馳演過悲劇片沒有?沒有啊。他就出來了。我拍的片子有很大部分不是喜劇,但依然有不錯的票房,如果你讓我想一個答案,就是比較立體,觀眾比較容易投入。投入他才不會覺得冷場、不會想去洗手間。(笑) 


現代人很複雜,香港人沒有那麼單純了,看一些最近的新聞,都有極端的案例,提供了很多素材給電影導演,但是喜不喜歡呢?我還是覺得我更喜歡以前民心更加純粹、單純的時候,安全感多一些。


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這樣推論,現在的遊戲太誘惑了,打打殺殺,小孩子從小就覺得了結一個人的生命是很容易的,誒,掛了一個,誒,又掛了一個,這樣變得他們對生命是不尊重的,暴力是升級的,隨隨便便就打你一錘,踢你一腳,打到你起不來。這些遊戲機的禍害一直在呈現,停不停得了呢?停不了的。


我堅持儘量少拍極端暴力的東西。導演要反映社會的現狀,反映人的傾向、思維、行為。每一個行為背後都有原因,我只可以在這方面做一些平衡,將過於暴力、汙穢的東西,儘可能地壓下一些,善的東西表揚多一些,積極樂觀的人生觀儘量多呈現。《反貪風暴2》張智霖的角色,到最後,雖然沒有升職,但贏回了下屬的尊重。


林德祿(左)在《反貪風暴2》拍攝現場給周渝民(中)、陳靜講戲


現在還在拍廉政片,最大的意義就是提醒人們,不要貪心,不要做犯法的事,不要洗黑錢,不要行賄受賄,“肅貪倡廉”,要有公平公義的意識。


現在香港出了一批反映社會問題的電影,《黃金花》《幸運是我》《一念無明》等等,這些電影其實反映了香港人的內心世界是壓抑的,住的地方越來越小,人的生活有壓迫感的,但是改變得了嗎?好像很難改變。我記得有一個廣告,“香港人,睇開滴(看開點)啦”,那是給人精神鼓舞的,但是這些話是在壓力之下才會說的,以前沒有。


以前香港人開心一點,那時物價沒有現在這麼離譜,一百尺的樓要五六百萬,首付要3成,兩個人存十年能不能存到150萬呢? 


現在我總是聽到記者朋友問我:你們香港導演是不是很迷茫啊?我覺得迷茫之前已經經歷過了,(笑)現在還好,有個目標在我們前面,有一個追求,應該沒有以前那麼迷茫。我的追求就是下一部更好。畢加索對愛情有一個名句,可以用在拍電影上,有一個女生、一個情婦問他,他對她的感覺是什麼。他這麼說:我對你的愛,多於昨天,少於明天。


你問我為什麼金融證券做得好好的還要回來拍電影。我是從那邊走的,回那邊去也是應該的嘛。好像一個浪子,離開久了,應該回家了,不然你要去哪兒呢?


(感謝何豆豆、冼麗影在採訪中提供幫助)





中國人物類媒體的領導者

提供有格調、有智力的人物讀本

記錄我們的命運 · 為歷史留存一份底稿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週刊第570期

文 / 本刊記者 張明萌 實習記者 王雨蔓 發自香港

編輯 / 楊子 rwyzz@126.com

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