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答:宋朝是不是真的積貧積弱?|文史宴

文史宴2019-02-12 12:48:10


文/登州衛僉事





宋朝是否真正“積貧積弱”,隨著近年來宋史研究的進展,已經大可商榷。甚至“冗兵”、“冗官”的具體形態也值得重新討論,而宋遼戰爭與宋夏戰爭中的敗績也被嚴重誇大了。這一切都清看本文全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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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給每個朝代貼標籤的話,兩宋被貼的最多的還是“積貧積弱”。它與“冗官”、“冗兵”、“冗費”並稱“三冗兩積”,是無數人心中對兩宋最簡潔、最經典的評價。


只不過,在歷史研究水平飛速發展的今天,這樣的觀點有些過時,至少是有所誇大。



“積貧積弱”的演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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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標籤之中,“積弱”登上歷史舞臺要早得多。其最早的提出者當屬南宋中晚期的名臣魏了翁,他在《被召除禮部尚書內引奏事第五札》中提到:“國勢積弱,人情久玩,而欲一旦以法繩之,急則生變。”


不過,魏了翁是沒機會解決這個問題了。蒙古入侵之時他作為宰相督師江上、協調諸軍作戰,卻不料後院起火,賈似道在京師趁機發動臺諫扳倒了他。雄心壯志化為泡影,“積弱”的問題也只能有待後人研究了。


若論古人對宋史的研究,明嘉靖時期的權奸嚴嵩應該是水平最高的,但最出名的卻是明清之際的王夫之,他所作的《宋論》也被不少人奉為圭臬。


嚴閣老視宋朝行政為奇蹟


他在《宋論》中再一次強調了“積弱”,他認為宋仁宗時期問題已經產生了:“國既以是弱矣”、“過於弛而積弱也”。而對於“積貧”他說持否定態度的,他認為歷史上強盛的時期朝廷未必富裕,而宋神宗為“富國”而變法的出發點是錯誤的:“宋神宗……以貧為慮,而不知患不在貧。”


清朝學者“重考據”,對宋史的研究沒有什麼突破性的進展。後來,鴉片戰爭開啟了近代百年屈辱史,不少國人開始“覺醒”,尤其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後中國軍隊節節敗退的事實刺激到了不少文人志士,於是他們將對國家和民族滿腔熾熱的感情寄託到了歷史上,而現狀讓他們想到最多的便是看起來衰弱的兩宋。


1939年,錢穆寫就《國史大綱》。其中,第三十一章《貧弱的新中央》行文中有如下小標題:“宋代積弱之對外不振”、“宋室內部之積貧難療”。從此開始,“積貧”也隆重地登上歷史舞臺了。


1963年,翦伯贊在《中國史綱要》中正式確定了“積貧積弱”的說法。


正所謂“剝極而復,否極則泰”,批判該標籤的序幕業已拉開,越來越多的宋史學家開始對兩宋財政、軍事方面持有相對肯定的態度,比如近些年宋史愛好者引用較多的曾瑞龍先生。


如果現在的你依舊還是“積貧積弱”的堅定支持者,那麼只能說你對我國宋史研究的最新進展瞭解不足。



歷朝皆“積貧”,宋朝不算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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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錢穆的觀點,“積貧”是指國家財政入不敷出,其產生的主要原因是“冗兵”、“冗官”。


比如,北宋禁軍數量從宋太祖開國之初的“不足十五萬”(張方平語)增加到宋仁宗慶曆至皇祐年間的所謂“八十萬禁軍”,另有四十多萬廂兵,以至於“天下六分之物,五分養兵”(蔡襄語)。


另外,官員、宗室數量也是翻倍,也對財政造成極大壓力。宋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財政赤字已達1572萬貫、石、匹、束、兩,以至於兩年後英宗的葬禮都不是十分體面。


但這說法有問題。


首先,“冗兵”之說就不太成立。除了因“內外相制”維持了十幾年的“八十萬禁軍”外,大多數時間禁軍數量都不超過60萬,比如王安石變法將廂軍數量裁撤至22萬,並將禁軍數量維持在55萬左右,即使宋徽宗時期累年拓邊,禁軍數量最高不過59萬。這與唐代大多數時間的常備軍兵力(比如唐玄宗時期的57萬)相當,又遠遜於明朝(超過百萬,“九邊”加京師三大營就將近70萬),而兩宋的戰略環境為歷代最差,戰爭頻率也是歷代最高的。


在這裡,廂軍有必要拿出來單獨說一說。絕大部分時間,廂軍本質是雜役,類似於現代軍隊中的工程、通訊、兵工、運輸、後勤等部門,不屬於作戰序列,遠不如西漢郡國兵、唐代防秋兵像軍隊,且數量更少。仁宗皇祐以後,曾短暫設置過教閱廂軍,屬於作戰序列,又被稱作廂禁軍。元豐五年(公元1082年)所有教閱廂軍升為禁軍,廂軍再次恢復雜役本質。


其次,錢穆提出“積貧說”之時,歷史研究者們並不知曉皇帝的“內藏封樁庫”經常借錢給國庫,從強化皇權的宋神宗開始才經常要求償還,此前大多債務都被皇帝蠲免以彰顯聖德。


另外,“冗官”也不是多大問題。


真宗至徽宗時期,官員數量雖然膨脹兩三倍,但增加的多數是虛職,“未出官”(從未擔任實職)者只發半俸;而擔任過實職之後不再出任實職的“冗官”,則不再發放官俸。比如,南宋時甚至有為官四十年而只領過兩年俸祿的。(苗書梅《宋代官員選拔和管理制度》)


總體上,兩宋出現財政危機的年份並不多,且主要集中在南宋晚期。雖然南宋政府對紙鈔有一定濫發,但彼時財賦重地西川已經殘破,稅基損失嚴重;銅錢外流嚴重又導致紙幣貶值,朝廷為穩定幣值接受紙幣交稅,承擔了大部分通貨膨脹,以至於入不敷出,於是印更多紙鈔,陷入惡性循環。


會子存在濫發主要還是不得已

這跟朱元璋發紙幣不設準備金的用心還是不同的


賈似道推行的“公田法”和“打算法”主觀上想緩解財政壓力,但執行粗暴,激化了官民矛盾,增加了地方軍帥的離心力,直至身死與國滅。


相比之下,其他的歷朝歷代或多或少都出現過財政危機,但多以橫徵暴斂、賣官鬻爵等方式解決,以至於激起民變乃至國滅。可以說,“積貧”是封建王朝普遍存在的問題,而兩宋的表現即便不算最好,也不至於被當作“積貧”最具代表性的王朝。


也有人說兩宋財政是靠重稅壓榨老百姓維持的,這個說法對也不全對。兩宋稅重確實是事實,但這只是斷章取義,學界共識的完整表述是“賦重而役輕”。因為供養了大量禁軍,老百姓不用服兵役(邊境緊急情況下會組織民兵),而廂軍又承擔了部分勞役,百姓總體負擔並不比其他朝代更重,多收的稅基本可以對應花錢購買的力役和僱傭的廂軍。


而且,兩宋的稅收照顧到了貧富差距,田賦佔比並不多,鹽、酒、茶專賣所得稅款是其最主要來源,主要來自於富戶的消費。


最後再提一下宋史專家嚴嵩。明代官員經常對唐宋時期的政府組織能力大為詫異,認為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這個問題嚴嵩是最有發言權的。這也從側面反映了唐宋財政能力是遠強於明朝的,或許誰最適合來做“積貧積弱”最具代表性的朝代已經不言而喻了吧……



積弱只是相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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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們要承認,相比漢唐兩大強勢王朝,兩宋的軍事表現還是很有差距的,即使相對兩晉也是有所不足的。但是,考慮到兩宋特殊的外部條件,其軍事上的表現也是可圈可點的。


西漢的主要對手是匈奴,因為技術、裝備、戰法都存在代差,以至於“胡兵五而當漢兵一”(陳湯語),即使後來匈奴學習西漢技術,也不過“三而當一”;


東漢主要對手是西羌,也不過是武將勳貴用來刷軍功的,從未對東漢造成過威脅;


即使到了唐代,代差依舊存在,大唐鐵騎依舊是周邊民族最羨慕的存在,雖然唐軍對吐蕃、契丹戰績實在是拿不出手。


但到了兩宋,情況卻是反過來了。契丹人、党項人不僅佔據了本屬於中原的“自然疆界”(燕山山脈以及橫山山脈),裝備上亦是不落下風,党項人甚至在鍊鋼方面強於宋人。


其中,被西方稱作“鑌鐵王朝”的契丹是北宋最強大的對手,也是歷代中原王朝面對過的最強大的對手。


唐末軍閥割據時期契丹便開始著手於滲透盧龍、振武、魏博三鎮,五代十國時期利用強大的兵力在中原予取予求,當石敬瑭在契丹扶植下上位之時,契丹已經基本掌控了盧龍、振武,大體相當於“幽雲十六州”,哪怕石敬瑭不割讓也是契丹囊中之物了。


北宋立國之後,契丹甚至可以穩定做到皇帝親征發兵三十萬以上,而“澶淵之盟”締結之前,北宋在河北地區兵力最多之時也不過15萬,且沒有燕山山脈作為屏障,只能被迫玩高難度的“以步制騎”,用步兵大陣對抗數量更多的契丹鐵騎。


而党項人在唐代中後期被保持部落形態遷移至“定難五軍”之後,歷經百餘年經營,橫山地區黨項人數量已經十倍於其他民族,宋初李繼遷更是趁北宋與契丹連年戰爭之際攻佔靈州,到宋仁宗時期,李元昊甚至謀求獨立,其總兵力達到了三十餘萬(來自《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20,一說五十餘萬,來自《宋史·夏國傳》),而北宋在西北地區的駐軍最多時僅有24萬(與西夏開戰前期只有十餘萬),並被地理環境分割為難以相互救援的四部分。


遼夏是經過漢唐兩輪進化的文明國家

遠非一般蠻族可比


面對這樣的先天不足,北宋用較少的兵力維持了戰略均勢已是相當不易,而在王安石變法後又通過淺攻、進築的蠶食方略收復了橫山山脈,也算是當時歷史條件下所能做到的比較好的結果了。


相比之下,戰略條件更好的唐代武功雖然十分出色,但對吐蕃在大非川、素羅汗山、青海湖、寅識迦河,對契丹在東硤石谷等地,也接連打出喪師十萬以上的“超鬼”表現,至於長安多次被攻破、成都被南詔攻破這種事更是讓人無話可說,並不比靖康之恥光榮多少。


至於南宋,最衰弱的時期蒙古也是花了五十多年才啃下來,而縱觀整個戰爭進程,我們更應該發出這樣的疑問:為什麼南宋竟然沒抵擋住蒙古的第三次大規模進攻?明明最凶險的第二次大規模戰爭都撐下來了,雖然之後川東各路“軍閥”火併導致劉整叛國,雖然賈似道、呂文煥因為與李曾伯、高達、曹世雄、向士璧、印應飛等人的恩怨而大肆破壞國家軍政系統、坐失多次解圍襄樊的機會……



當時言論的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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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積貧積弱”這事,當時人的一些言論也起到了很不好的作用。“積貧”方面還好,哪怕是王安石為變法寫就的《本朝百年無事札子》也不算太出格,但軍事方面的某些言論簡直是誤人子弟。


比如被很多人拿來說事的“宋與契丹大小八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原之戰,才一勝耳。”(張方平語)這與事實相差太遠,其中有張方平為了反對宋神宗變法興事的因素。至於為何是張齊賢,暫時只能理解為都是姓張的,互相幫襯了。


只不過才疏學淺如我也知道不少北宋對契丹的勝績,光是殺敵上萬的勝績就包括但不限於石嶺關之戰、滿城戰役、關南之戰(979年)、瓦橋關之戰(980年)、唐河戰役(988年)、莫州之戰(999年)、遂城-羊山戰役(1000年)、寒光嶺之戰、瀛洲保衛戰(1004年)等,其中不少戰役光斬首就過萬,其戰果放諸歷代也是數得著的。


宋遼戰爭

宋軍並不太落下風


文彥博評論“鎮戎三敗”的“一戰不及一戰,可駭也”也很有代表性,也與史實不符。且不說三川口之戰西夏以十萬兵力對三萬宋軍,西夏方面損失更大;好水川戰役任福擅自更改作戰計劃以致一萬八千人的孤軍被數倍西夏軍包圍,最後也不過是“殺傷亦相當”;定川之戰葛懷敏一意孤行帶領九千四百人又被數倍西夏大軍包圍寡不敵眾、全軍覆沒倒算是西夏戰績最好的一次了。而且,西夏慘勝之後也未實現戰略目標。


倒是文官張亢的兔毛川大捷打得相當不錯,其戰功也是最卓著的,卻被湮沒在以范仲淹、韓琦為首的兩派人馬在關於對西夏戰略的累年爭論中,戰功並不突出的狄青反而一飛沖天,而無足輕重的“鎮戎三敗”也成了兩派文官之間互相攻擊的重要論點,反倒是發揚光大開來。


後來,這些有意圖的話矇蔽了不少後來人,比如王夫之。於是《宋論》中又有了“屢敗於西而元昊張,啟侮於北而歲幣增”之類的話語。當然,王船山懲於明亡於異族,對兩宋評價過苛,應予一定的理解之同情,但與事實是不符的,並且對於傳播錯誤史實起了很不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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