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歸正會》和他的導演值得嚴肅對待

虹膜2019-03-02 23:45:10

文 | 甘琳


春節回家的你需要接受七大姑八大姨催婚、催生的「年味盤問」,《第一歸正會》裡激進的環保主義者邁克爾對生育繁衍的抗拒比我們更徹底,他的不育理由上升到了人類一體的世界觀高度:世界已經走向了一個嚴重的、大規模的、不可逆的毀滅,社會結構禁不起多樣化的危機,無秩序將在不久的將來佔據你的生命。


生育即處罰,與其讓生命在這樣的世上受辱,不如在源頭將絕望扼殺——墮胎。


《第一歸正會》


《第一歸正會》開場的這場靜穆、抑鬱的對話場面,就拋出了美國左翼和右翼都極具爭議的重要命題:環保和墮胎。被絕望拉攏的男主角牧師托勒理解這位高級恐育人士的殉道精神,但神職人員的信仰又要求托勒必須給出希望,即使這個希望是模糊而虛構的。


諷刺的是,牧師托勒給出的希望巧妙繞開了政治和宗教的大旗,反而是從最小的單位——自我,來給邁克爾講訴心靈雞湯,自己的兒子被自己親手送上戰場並最終犧牲,他用自己的破碎家庭來舉例論證——奪走生命的創傷超過遭受它進入世界的創傷。


《第一歸正會》


這個並不怎麼高明的解釋,是《第一歸正會》的編劇和導演保羅·施拉德在自己之前的系列男人電影裡經常使用的路徑,充滿對救贖的渴望,但又無力從本質改變現狀。


作為一個嚴苛的荷蘭加爾文教家庭長大的後代,施拉德的施虐傾向顯然強於其他美國同行,他編劇或導演的《出租車司機》《美國舞男》《迷幻人生》等作品都展現了他對存在的諸多黑暗構想,聚焦於講述男主角可悲狹隘的怯懦故事,又以可悲又狹隘的鬥爭結束。


藝術家一旦進入職業生涯的晚年,都易陷入一種自由而缺乏抑制的風格狀態,《第一歸正會》比之前的救贖故事更徹底,它必然比去年同題材並提名奧斯卡的《海邊的曼徹斯特》走得更遠,因為在膚淺和當下的世俗絕望下,還有宗教的超越性亟待處理。


《第一歸正會》


作為佈列鬆和伯格曼的忠實好萊塢推手,影評人出身的施拉德並不忌諱自己對《鄉村牧師日記》《冬日之光》《犧牲》等片的致敬。牧師以日誌方式凝視神性的深淵,責問形而上學/神學的缺席,關於神性的定義不斷被精煉、壓縮和感應。只不過更加美國的施拉德擁有一個美式堂吉柯德的野心,他更想在一個更廣闊的市場中佈道,將自己的觀點帶給參加彌撒的普羅大眾。


當托勒的胃痛止吐水倒入威士忌並形成一個粉色星空漩渦時,很難不讓人想起《出租車司機》裡特拉維斯盯著水杯中嘶嘶作響的泡騰消食片的畫面。這是一種完全關於世俗心智的特寫停頓晶體,不是關於禁慾、驕傲、神聖的上帝是否會原諒我們的虔誠禱告,而是純屬於世俗世界的靜穆超驗。


《第一歸正會》


在這個維度,施拉德反而超越了將世俗傳統情感摒除的佈列鬆,因為蔓延的粉色液體比用信念定義信念的精神提升更貼近電影的本性。


最後,施拉德將關於粉色的世俗靜穆移植到了托勒徘徊的海邊,被汙染生鏽的船體和黃昏中的粉色天空相互映襯,托勒對自己說:「我找到了另一種形式的禱告。」這種禱告並不要求信徒必須知道什麼,只需要信徒弄明白自己要幹什麼,環保成為政治取代宗教的發端,托勒被環保主義的狂熱拉攏了,自殺的邁克爾重生在托勒的身體裡,一種熾熱、政治化的信念而非信仰開始成為托勒的明確事業。


《第一歸正會》


第一人稱旁白成為托勒與宗教超驗性鬥爭的見證,我們信任旁白者寬慰人心的嗓音,但也容易被他看似可靠的自我辯解而矇蔽。


《第一歸正會》承襲了《鄉村牧師日記》向上帝自我剖析的路徑。中世紀的基督教徒通過自己的良好品行在上帝面前證明自己的清白,證明他值得上帝來接納他。


而現當代的歷史經驗,卻令教徒們更多覺得自治之路是一條此路不通的死路。所以,《鄉村牧師日記》《第一歸正會》裡的日誌是一種不應建立在理解信念,而應建立在理解一個人不能理解信念的基礎上的自我剖析的教義體系。


但本質上,佈列鬆電影裡的信仰者,終究是一個靠某種特殊需求活著的,對世俗的危險不做理性迴應的人。


《扒手》結尾裡米歇爾和讓娜之間的深情擁吻在觀眾看來是否可信已經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觀眾是否願意膜拜這一行為,角色最終無論是死亡、自由或是被監禁,佈列鬆都用超越自己甚至超驗的態度提出了一個連貫而可逆的信仰。


《第一歸正會》的結局,360度旋轉鏡頭下拍攝的擁吻更用力,反倒沒有像《扒手》帶來一種超驗的衝擊力,很大原因在於托勒最後15分鐘的3次轉變。


《第一歸正會》


信仰激進環保主義卻依舊跳過絕望相信永恆的瑪麗讓驕傲到絕望的托勒從厭世的神職人員轉變為生態恐怖主義者,再突變為身負荊棘的宗教殉道者,最後又化身成短暫的情感妥協者。


其實瑪麗並沒有做出什麼實質性的行動影像,本質上,瑪麗的每一次觸發都更像是一種被轉化為必然性的偶然性。熟讀《聖經》的施拉德最喜歡的教徒是保羅,原本要去大馬士革殘害基督徒的保羅中途因為耶穌的點化而醍醐灌頂成為耶穌最虔誠的門徒。


保羅的轉變源於耶穌的點化和自我的形變,是一次恩典在場的主動救贖,而托勒的救贖是一次現代性的恩典,不是行動的兩難,而是決定的兩難,沒有神蹟會為你點化現代社會中或平庸或殘忍的陷阱,耶穌依舊不在,瑪麗只能提供複雜而模糊的恩典輪廓,一切都需要托勒用自己笨拙的祈禱來連接上帝的感應。


托勒和瑪麗的最終相擁不是純粹的、成之有效的神蹟感應,而更像是托勒救贖路上的一次有益徘徊。


《第一歸正會》


背棄豐盛生命會女同事的關心和幫助,甚至當面侮辱她的托勒無疑是醜陋和危險的,施拉德用兩種截然不同的求愛效果並不是為了貶低踩高兩位女性,從世俗情感的本質看來,她們是等同的,只不過代表當代自由派神學的瑪麗比代表當代廉價恩典的女人更能激發托勒渴望罪孽寬恕的信念。


施拉德用擁吻後連音樂都戛然而止的靜穆結局告訴觀眾,絕望可能依舊會延續,但接受平庸現實中令人難以置信的事件,仍然大體依賴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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