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鉤丨中國的近代化不是始於晚清,而是始於宋朝?

大家2019-03-14 15: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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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先來做兩道中學歷史科考試常見的試題:


1)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是:A鴉片戰爭;B洋務運動

2)中國近代化的開端是:A鴉片戰爭;B洋務運動


按中學歷史老師教的知識,第一道題的標準答案是A,第二道題的標準答案是B。這也是國內史學界的正統史觀。但我們將這兩個標準答案放在一起,就會發現一個有意思的Bug:鴉片戰爭發生在1840年代,洋務運動出現在1860年代,換言之,中國尚未開始近代化,便已經進入近代史。



之所以有這樣的Bug,是基於“衝擊—迴應”理論模式的內在邏輯:鴉片戰爭是西方“衝擊”,洋務運動是中國“迴應”,“迴應”相對“衝擊”而言,是滯後的。“衝擊—迴應”論最早由美國曆史學家馬士(H.B.Morse)的《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於1910年代提出,用來解釋中國近代化的理論模型。受其影響的中國學者論中國近代史,均以鴉片戰爭為開端,比如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即從鴉片戰爭寫起,並提出,從鴉片戰爭到洋務運動,“中華民族喪失了二十年的寶貴光陰”;“倘使同治光緒年間的改革移到道光咸豐年間,我們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遠東的近代史就要完全變更面目”。


國內正統學派儘管並未採納“衝擊—迴應”論,而使用“侵略—革命”理論模型解釋中國近代史。但細考究之,我們會發現,“侵略—革命”論與“衝擊—迴應”論是相類的,都承認中國的近代史是由西方人開啟的,中學歷史課這樣告訴你:“鴉片戰爭之前,中國是一個完全的封建國家。鴉片戰爭之後,西方殖民者打開了中國大門,他們既是‘強盜’,也是‘先生’,他們侵略中國的同時,也給中國帶來了先進的資本主義文化”,因此才會有“師夷長技”的洋務運動。所不同者,“衝擊—迴應”論更強調西方列強的“先生”身份,“衝擊—迴應”論則更強調西方列強的“強盜”身份。


國內史學界還有一個著名的假說:晚明“資本主義萌芽”論,由著名歷史學家侯外廬於1940年代所確立,侯外廬認為,“16世紀中葉到17世紀初是中國歷史上資本主義萌芽最顯著的階段。在這一時期,新舊矛盾衝突激烈,城市私人手工業、城市商業和對外商業都發展迅速,階級關係也出現了相應變化,大規模的市民運動層出不窮,啟蒙思潮也應運而生。”所謂“資本主義萌芽”,意思跟“近代化的開端”是差不多的,因為近代史的展開,就是資本主義興起、發展的過程。


而在日本與歐美漢學界,“宋代近世”說(亦即“唐宋變革”論)才是最為流行的中國史研究的經典假說,最早為日本京都學派創始人內藤湖南提出來:“唐代是中國中世紀的結束,宋代則是中國近代的開始。”內藤湖南的弟子宮崎市定進一步發展了“宋代近世”說,認為“宋代社會已經表現出顯著的資本主義傾向,與中世社會有著明顯的差異”,宋代中國出現的新現象,如經濟的快速發展、城市的發達、知識的普及,與歐洲的文藝復興是“並行的、等價的”歷史運動。宮崎市定的《東洋的近世》一書,副題即為“中國的文藝復興”。在宮崎市定這裡,“文藝復興”、“資本主義傾向”、“近世”顯然是同義的。



歐美也有多位漢學家服膺“宋代近世”的假說,歐洲宋代史研究的先驅、法國漢學家白樂日曾發起一個龐大的宋史研究計劃,立志要研究宋代如何比西方更早地成為“現代的拂曉時辰”;另一位法國漢學家謝和耐說:“十三世紀的中國其現代化的程度是令人吃驚的:它獨特的貨幣經濟、紙鈔、流通票據,高度發展的茶、鹽企業,對外貿易的重要(絲綢、瓷器),各地出產的專業化等等。國家掌握了許多貨物的買賣,經由專賣制度和間接稅,獲得了國庫的主要收入。在人民日常生活方面,藝術、娛樂、制度、工藝技術各方面,中國是當時世界首屈一指的國家,其自豪足以認為世界其他各地皆為化外之邦。”


美國孟菲斯大學教授孫隆基寫過一篇題為《全球視野中的中國千年》的長文,文中論及宋朝部分,直接使用了“世界‘近代化’的序幕”的標題,文章說,“在我們探討宋朝是否是世界‘近代化’的早春,仍得用西方‘近代化’的標準,例如:市場經濟和貨幣經濟的發達、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與文化的世俗化、民族國家的成形,以及國際化,等等。這一組因素,宋代的中國似乎全部齊備,並且比西方提早五百年。”


現在,你應該發現了,關於中國的近代化,居然存在三個不同的時間開端,分別為“宋代近世”論者提出的兩宋時期,“資本主義萌芽”論者提出的晚明,“衝擊—迴應”論者提出的晚清。


那麼問題來了,一個國家的近代化,怎麼可能有三個不同的時間開端呢?



南海一號沉船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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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晚明“資本主義萌芽”論的學者,與贊同鴉片戰爭為中國近代史開端的學者,實際上是高度重合的群體。為了化解“萌芽”時間與“開端”時間的衝突,他們主要從兩個維度提出了自圓其說的解釋:


其一,將板子打到“帝國主義”身上,比如鄧拓先生說:“中國封建社會的體內,已經存在和發展著否定它的母體的因素了。假設當時沒有國際資本主義的侵入,中國這一封建社會,也可能有其自體內所包孕的否定因素的發展而崩潰,蛻化為資本主義的社會的。可是外來資本主義的侵入,卻截斷了這一歷史的階段。”


其二,將板子打到“封建主義”身上,比如傅衣凌先生說:“封建土地所有制加強封建專制主義,建立了龐大的官僚機構,它從政治、經濟諸方面,延緩社會階級的分化,限制了現代無產階級的前輩——手工工人的發展,使它不能達到成熟的地步。”不過這一解釋並未能完全消除一個疑問:既然“封建主義”足以扼殺“資本主義的萌芽”,那“封建社會的體內”為什麼能夠出現“萌芽”?


而對於海外的“宋代近世”說,則未見晚明“資本主義萌芽”論者作出迴應,大概因為明清史研究與海外宋史研究是兩撥人,未必認同彼此的學術觀點,用不著自圓其說。


但是,這兩大經典假說的衝突是不容迴避的。研究宋明經濟史的香港嶺南大學教授劉光臨先生說:“京都學派認為中國社會自唐宋變革以後進入近世,隨著市場經濟的高漲,宋代中國已出現財政國家和資本主義。這恰與明清資本主義萌芽假說在對中國歷史的時間分期和發展內容上形成明顯的衝突。如果說中國社會在16、17世紀才開始出現資本主義的萌芽,則京都學者斷言前此四五百年中國就曾有資本主義的存在並已進入近代社會,豈非天方夜譚?”



南海一號沉船文物


反過來也可以追問:如果宋代“已出現財政國家和資本主義”,又為什麼到了晚明之時“才開始出現資本主義的萌芽”?這是需要回答的問題。


“宋代近世”說與洋務運動為中國近代化開端的學說同樣存在著顯而易見的衝突:既然宋代已出現近代化的轉型,為什麼要等到晚清,在西洋的衝擊下才啟動近代化?


宮崎市定提出了一個試圖在邏輯上實現自洽的解說:“我主張把工業革命以後的歐洲史稱作‘近代史’,而文藝復興至工業革命的歷史則稱其為‘近世史’,以示區別”;“東洋在宋代以後經歷了一千年的困擾,卻依然未能從文藝復興階段再進一步,跨入一個更高的發展階段,而西洋在進入文藝復興階段以後,只花了四五百年的時間,便很快地邁進了近代史的階段”。


然而,宋代“文藝復興”之後,為什麼東洋會在一千年的歷史發展中一直“原地踏步”?宮崎市定並沒有給出有說服力的解釋。這又給我們留下一個需要回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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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近世”說的一大貢獻,是揭示了發生在唐宋之際的歷史性變遷,發現了內在於華夏傳統的近代化動力。


唐朝是中世紀的鼎盛形態。唐制來自南朝體制與北朝體制的混合,南朝體制從東漢—魏晉演化而來,包括世族政治、門閥壁壘、士族莊園經濟、朝貢貿易、良賤身份制度,等等;北朝體制成型於北魏,包括世襲罔替的貴族制與奴隸制、兵農合一的府兵制、人身束縛於土地的均田制、整齊劃一的坊市制,等等,都具有濃厚的中世紀色彩:強調身份設定與人身依附,社會凝固而井然有序。


自晚唐開始,直至宋代,這些典型的中世紀制度特質都走向解體:世族消失,門閥壁壘消彌,府兵制、均田制、坊市制瓦解,中古良賤制度消亡,部曲與奴婢解放為自由民。國家放棄了對臣民的身份與人身控制,轉而重視市場、工商業、金融與貨幣所創造的利益。這樣的歷史性變遷,構成了“唐宋變革”的重要內涵。


“唐宋變革”不是華夏文明的裂變,而是基於文明積累的演進結果,比如從唐代的“飛錢”孕育出宋代發達的商業信用,宋時瓦解的府兵制、均田制、坊市制早在中晚唐已經出現鬆動,宋朝管理海外貿易的市舶司也是繼承自唐朝設置。文明的積累與演進如同沖積平原,歷史是長河,時光的河水流淌而過,不捨晝夜,不斷留下前人的經驗與成果,慢慢地便堆積出一個豁然開朗的世界。


但“唐宋變革”論者往往忽略了歷史的另一面:在9~13世紀的中國大地上,還有一段與“唐宋變革”並行的歷史發展,那就是遼/西夏—金—元的制度傳承,就如在宋朝文明的“沖積平原”隔壁,還有另一條不同流向的河流經過。



遼金元時期春水玉


遼制來自唐制與遊牧部族制度的混合,遼設南面官、北面官分治南北領地:“北面治宮帳、部族、屬國之政;南面治漢人州縣、稅賦、軍馬之事。因俗而治。”治民的法律也分為兩個部分:“詔大臣定治契丹及諸夷之法,漢人則斷以律令。”在胡漢分治的過程中,又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制度融合,比如“斡魯朵”,為契丹皇帝之私有組織,轄有“宮戶”(皇室之奴隸),這類統率奴隸、隸屬於領主(而非國家)的私組織,在遼、金、元均可看到,如元朝的“投下”、金國的“猛安謀克”,遼國的“斡魯朵”直接吸收了唐朝皇莊的制度成分;而契丹貴族私有的“投下戶”,則與唐朝的部曲、官戶有著共同的制度淵源。


在“唐宋變革”漸次展開之時,遼/西夏—金—元的制度傳承幾乎沒有參與進來。蒙元相續滅金、滅宋,但其制度主要還是繼承自唐制與遼金體制,而不是宋——我的意思,當然不是說元制之中沒有宋制的成分,元朝的海外貿易體制便沿襲自宋制;而是說,中世紀性質的唐制與遼金體制更是深深嵌入了元制。讓我舉幾個例子:元制中的投下制、驅口制、肉刑制度、全民配役制度,在宋制中是找不到的,但我們可以從草原部族舊制中找到淵源;元朝推行的軍戶制、匠籍制、宵禁制、路引制,宋時已經消亡或趨於消亡的過程中,其制度淵源可以追溯到“唐宋變革”前的魏晉—隋唐。


換句話說,宋元易代之時,“唐宋變革”開啟的近代化出現了某種程度的逆轉。套用“唐宋變革論”的說法,不妨稱其為“宋元變局”。我們看中國近世史的演進,既要注意“唐宋變革”,也應當留意“宋元變局”。


“宋元變局”對於中國歷史走勢的影響是十分深遠的,不但塑造了元朝社會,而且限制了後世歷史發展的方向與走勢: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幾乎全盤繼承了元朝的分封制、家臣制、廷杖制、宵禁制、路引制、匠籍制、諸色戶計、全民配役制度、賤口奴婢制度,以及粗糙的治理技術。而元制中尚保存的宋制,比如重商主義政策,卻被朱元璋堅決扔掉。從西歐的近世史來看,重商主義恰恰構成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一環,早期資本主義在西歐城市的興起,從來不是靠完全自發的“看不見的手”,而是靠重商主義的“看得見的手”:國家積極介入市場、拓展商貿、財政擴張、貨幣積累、特許經營……這樣的情景,同樣出現在宋朝,而在朱元璋時代則完全消失。


朱元璋對元制的因襲也許是不自覺的,他自覺想要恢復的,其實是唐制。他修《大明律》,即以《唐律疏議》為範本,而摒棄了宋人編敕的立法方式;他將市舶納入朝貢體系內,夢想的也是要恢復“萬國衣冠拜冕旒”的盛唐氣象,而不是“漲海聲中萬國商”的宋朝式通商風景。大明之後是大清,清承明制,還從關外帶入了更具中世紀色彩的主奴關係、莊園制度、投充制度。


多年前,我讀到元代史研究學者周良霄先生的一段話,一直心有慼慼焉。周先生說:元制,“對宋代而言,實質上是一種逆轉。這種逆轉不單在元朝一代起作用,並且還作為一種歷史的因襲,為後來的明朝所繼承。它們對於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發展進程,影響更為持久和巨大。譬如說,世襲的軍戶和匠戶制度、驅奴制度、諸王分封制度、以軍戶為基礎的軍事制度等等。……從嚴格的角度講,以北宋為代表的中原漢族王朝的政治制度,到南宋滅亡,即陷於中斷。”——也許,正是宋朝制度文明的中斷,導致了近代化的一波三折。


《劍橋中國史》遼西夏金元卷的著者忍不住發出一串天問:“這些征服王朝真的代表了中國社會、中國經濟、中國政治制度和中國文化的‘自然’發展中的大倒退嗎?沒有這些征服王朝,代表11世紀宋代中國特徵的高速發育的形態和合理的組織結構就能延續下來嗎?它們使得某些學者所說的出現於宋代的一個‘近代時期’夭折了嗎?……為什麼在明代,當他們最終把蒙古人從中原驅逐出去時,仍不能恢復由宋代提供的更為高級的政府模式?相反,卻繼續保留了金、元時期制度發展的那麼多方面,並恢復到了被所有徵服者都推崇的唐代模式上來了呢?”



遼金元時期秋山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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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唐宋變革”重要表現乃是重商主義興起,資本主義登場,國家放棄了對臣民的身份與人身控制,轉而重視市場、工商業、金融與貨幣所創造的利益。然而,朱元璋建立的“洪武型體制”簡直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全國臣民按職業劃分入不同戶籍,如民戶、軍戶、匠戶、灶戶,職業戶一經劃定,不得自行改業,子孫世代相承;農民被束縛在土地上,不可脫離原籍地與農業生產,每天的活動範圍控制在一里之內;軍民、商人若要出遠門,必須先向官府申請通行證;由於貨幣經濟極不發達,民間交易以米穀、鹽、布為支付手段;政府控制在最小規模,以緊縮的財政、按實物徵收的農業稅以及全民配役來維持運轉,無需依賴市場、商業、貨幣與金融,因而,明前期的消費稅、貨幣稅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不用說,這樣的體制跟近代化是背道而馳的。假如明代真的出現了什麼“資本主義萌芽”,那也只有在擺脫了“洪武型體制”之後才能夠“萌芽”。事實上,明代的社會發展,確實表現為逐漸突破“洪武型體制”的過程:漸漸地,社會控制鬆懈,匠籍制解體(允許匠戶納銀代役),募兵制代替軍戶制,月港開禁,廣州與蕃商開展商舶,海外大量白銀流入,“一條鞭法”推行開來,人口頻繁流動越來……,如此,才有晚明商品經濟的繁華。



《大明王朝1566》劇照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向宋制迴歸。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李治安提過一個觀點:“人們在綜觀10世紀—15世紀的歷史之餘,常常會有這樣的朦朧感受:明後期與南宋非常相似,萬曆以後很像是對南宋社會狀況的‘跨代連接’。”“跨代連接”的“跨代”,意味著從宋代到晚清,中間隔了元—明前期這麼一個斷裂、歧出的時段。


其實南宋與晚明的“跨代連接”只是就社會狀況而言,如果從國家財稅、經濟制度的角度來看,晚清更像是宋朝的“跨代連接”。清王朝的制度,來自朱明體制與女真部族舊制的混合,與宋制幾乎毫無淵源,直至晚清同治年間,才出現“跨代連接”:政府對興辦企業表現出巨大熱情,行政系統內增設了大量經濟部門,沿海口岸積極對外開放,國家將徵稅的重點從農業稅轉移到工商稅,財政從緊縮轉向擴張,國債等金融工具受到政府青睞,如此種種近代資本主義興起之時的典型表現,都可以從宋代找到似曾相識的身影。


說到這裡,我想到了一個有趣的問題:人們在敘述歷史時,常常會使用“晚唐”、“晚明”、“晚清”的說法,卻極少會用“晚宋”。為什麼會這樣?

你可能會說,“晚明”、“晚清”等,只是時間概念,宋代已有“北宋”、“南宋”之分,“晚宋”究竟是指北宋末還是南宋末,很不明確,所以人們才很少用“晚宋”的說法。


但這一解釋未免有些簡單了,“晚唐”、“晚明”、“晚清”不僅表示時間,而且表示社會形態。“唐宋變革”始於中晚唐,因而,盛唐與晚唐的社會形態差異很大,盛唐實行的府兵制、均田制、租庸調製、坊市制,在晚唐時均已趨於瓦解。晚明與明前期、晚清與清前期,也是恍如兩個世界,“資本主義萌芽”只可能出現在晚明而不可能出現在明前期,洋務運動也只能出現在晚清而不可能出現在清前期。兩宋時期則從未出現類似的前後期大轉折,宋代的“資本主義傾向”是一以貫之的,不存在一個全然不同於宋前期的“晚宋”,所以,我們不需要使用“晚宋”的概念來描述宋朝的社會變遷。


從這個意義來說,“晚唐”的概念指向“唐宋變革”的啟幕,“晚明”與“晚清”的概念則意味著向“唐宋變革”的近代化方向“迴歸”——換言之,明前期與清前期的社會演化已經偏離了“唐宋變革”的方向,因此才需要“迴歸”。


通過建立這樣的闡釋框架,我們可以超越“衝擊—迴應”模式與“中國文明停滯論”的偏見與短視,將“宋代近世”、晚明“資本主義萌芽”與晚清近代化統合起來,併為“中國的近代化為什麼有三個時間開端”提出一種合理解釋。


原標題:《為什麼中國的近代化有三個時間開端》

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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