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地裡,警察對甯浩舉起黑黢黢的槍

費里尼碼字了2019-03-15 18:32:59

多年以後,某個冬日下午,當年過不惑的坐在北京暖氣充盈的工作室向來訪者侃侃而談又一部即將上映的“瘋狂”系電影時,一定會想起在家鄉的那個冬日,被警察黑黢黢的槍口按倒的雪地黃昏。


這是一個戲仿經典寫作的開頭,一如十二年前,甯浩那部致敬經典的開始。


自述:甯浩 

採訪/費里尼

少年時代

我小時候,大概是初中的時候,學校附近接連出了一些案子,連環作案。班上一個同學家裡被搶,蒙面人逃走了。他受到了驚嚇,於是我們幾個同學每天送他回家。


那些天已經下雪了,我們很多人一起送他,有點無聊。我和幾個人跑在前面,然後折回來逗他:你說的那幾個人是不是穿軍大衣、戴貂皮帽戴口罩?同學嚇壞了,連連點頭。我說,你家門口正站著三個這樣的。——其實這都是他之前和我們講了好多遍的。他說,浩子要不你們再去看一下?我們說好。假意轉了一圈回來,同學不見了,整個學校裡找了一遍也沒找見。於是我們就自己回家,剛出了宿舍區就被撂倒在雪地上,好多警察用槍指著我們幾個。


原來同學報警了。


警察見我們小孩,語氣緩和了一點:你們剛才看見那三個人了?


我說:沒。


那就是我的少年時代,一眼看上去,未來的出路沒什麼可選,甚至連街邊的飯館都沒幾個。你只有做好學生考大學,或者做流氓,或者去當兵,要不然就是留在工廠做工人,可見的就是這四條路。


但這四條路上都是人潮洶湧。你根本沒有條件和權利去想哪條路你喜歡或者四條都不喜歡,你只有跟著大家往前跑。只有跑在前邊的鳳毛麟角的人可以出來,無論是做流氓還是考大學。大多數人只能留在一個混沌的狀態裡,或有個工作就幹著,沒有就算了,就這麼一個生存狀態。


如果電影沒有改變我,或說那部華仔出錢的《瘋狂的石頭》沒有改變我,可能我就處在前邊說的混沌狀態。中學畢業那會兒我爸已經給我託了關係分配到鋼鐵公司宣傳部,我在門口把檔案扔了,我說我不去了。


生於70年末的這一代人,我覺得我們腦子裡還是有極強的競爭意識,都是賽跑和競賽高手,但是喜歡喜歡這件事是個問號。你看中國的很多運動員,一旦退役就再也不幹這件事。相反國外的很多選手退役後,終身從事體育事業。這可能說明在一開始,他並不是真的熱愛這件事。只是因為你身體好,就被選進體校,你也沒得選。


我相信90後的選擇能力會被我們強很多,他們生下來看到的,就是一個物質極端豐富的世界。他從小在訓練一種東西,就是說我可以在很多東西和很多路徑當中去選我喜歡的。所以他們的特徵可能是善於行動,但是,是不是也善於思考,去認清自己喜歡什麼和到底為了什麼做這些事,就未必是強項。


拍電影就是一件必須不停地跟著這個時代、與時俱進的事情。


出乎意外的

我喜歡那些看起來不像演員的演員,其實他帶有他背後生活的印記和特質。有的演員我從他的臉的後面看不到他的過往。他過去是誰?代表什麼人?經常是模糊的,或者他只代表帥、美。我更會關注說這個人的臉背後代表著哪一群人?社會小青年?農民?還是中產?他背後的氣質是什麼?那才是活的。


黃渤比我大幾歲。我倆是朋友,必須是朋友,否則事情沒辦法做。


大家都看見了,十二年來,我的瘋狂系列都有這個人,名字都叫:耿浩。這是我哥們的名字,我懶得起名字,於是一路耿浩下去。


我和黃渤一起做過的最瘋狂的事情還真不是拍“瘋狂”系電影,而是一部叫《奇蹟世界》的短片,2007年的。《瘋狂的石頭》那時已經上映了,但黃渤只收了我一萬塊錢片酬。片子裡有大量的徒手跑酷鏡頭,沒有任何防護措施。黃渤沒受過任何專業訓練,就那麼一路凌空跳躍,從一座樓頂跳下來到極窄的一個斜坡再跳出去,從離地百米一人寬的龍門吊斜坡上就這麼溜下來。


黃渤和我說,要不你把這一條留到最後拍?萬一摔死了,前邊的那些你還能用。


那時和黃渤合作已經兩年多了。最初看到他是在北京電影學校的校園裡,每天收拾得很利索,趾高氣揚地橫穿校園,形象氣質很特別。


我開始以為他是導演系的,沒想到是表演系(配音班)。


籌拍《瘋狂的石頭》時,我們劇組在北四環問一個樓盤的物業借了一間毛坯房,全組平均年齡28歲。我把黃渤約到劇組,沒給他試戲,唯一沒試戲的就是他,他後來上我的片子也從沒試過戲。之前我看了管虎拍的一個民工題材電視劇,黃渤在裡邊非常出彩,我琢磨就是他了。


當時黃渤來了,坐在那裡滿眼疑惑,但是特別客氣,一直保持一個觀察的狀態。我飛快給他講了一遍故事,他聽完說:都行。那是他慣用的語氣,我至今印象深刻。


後來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這就叫門當戶對。合作過程中,大家對於審美有很多默契的地方,從第一次合作就建立起來了。


黃渤去年剛做了導演。我看他的《一出好戲》還是有點出乎意外的,原本我覺得可能喜劇色彩會比較重,但其實到後面他還是聚焦在了社會現實,這個是我沒想到的非喜劇的一個類型方向,蠻有價值的。


我覺得如果每一個導演不是大家都說什麼掙錢我先弄那個事情,而是說哪個更適合我或者我更感興趣的,由衷地把它拍出來,那就會呈現一個百花齊放的態勢。


寄託10後

2014年我拍《心花路放》之前,買了一部國產汽車,和編劇開車去三亞。我習慣隔段時間離開北京去外面一路跑一路寫東西,在北京雜事太多,出去反而相對封閉了。結果開了4000多公里到三亞的時候,我的編劇一手託著車裡搖搖欲墜的電視機,一手扶著快掉下來的玻璃,車子的檔也掉下來了。


我不明白為什麼國產車的質量會壞到這個地步。到了維修點,修車的和我說,得,這不您先開出問題了麼,正好第一遍大修。我說為什麼是這個邏輯?20年前這個邏輯我信。


我問師傅,這個車開一路我也不知道在哪兒,一直“嘩嘩譁”在響。師傅說,咳,看見沒,這幾個螺絲就直接給你放在上頭,沒擰。


我說,這不是設計問題,是裝配工人的責任心問題啊。


這次我拍《瘋狂的外星人》,拍了五個月,特效製作時間超過一年,都是和好萊塢公司合作。合作完你就明白差距在哪裡了,就是太有差距了,這種還真不是說咱們今兒技術崛起了,你光在那裡說還真不行,你做不到。這是一個綜合問題,基礎教育問題。要從小學開始教一個人,什麼叫責任心?什麼叫溝通能力?什麼叫管理?每個人從小具備各種環節意識,整體素質才能達到一定程度,一個國家的工業水準就高了。什麼叫工業?工業是一群人完成的,任何一個人掉鏈子都不可以。


我們國家不僅僅是電影產業,其他產業也是這個問題,不僅僅在於技術方面,需要看90後、00後的整體教育精度到什麼程度,甚至要寄託10後了,這就是現實情況。要導致一個東西優異,任何一個配件部分都得到位。


功德的事

我和黃渤同月同日生,都是處女座。我連生日經常集體過,我看他就跟他看我一樣——好像在照鏡子,說一句:你怎麼這德行?

這十二年的變化,皺紋啊白頭髮啊,變化還是有的。除了我們拍出的這些戲,大家在自己的生命階段都在一步一步往前跨越。以前一人吃飽全家不餓,現在要顧慮很多,身邊都有很多同事以及有完整的體系了。從單純的一個狀態,到必須把精力分開一些,去照顧不同的責任面。我現在慢慢做的,就是幫助周圍的創作人,幫助更多的好導演拍電影,選擇用工業化的標準做,這是一個有價值的挑戰。

黃渤就說,甯浩在做功德的事情了。



2019年,冬。

北京朝陽區。某創意辦公園。


一人多高的雕塑孫大聖橫握金箍棒,不響。


地球人都知道的好猴子端坐在這家名曰壞猴子公司的玄關。


甯浩一身黑衣,面孔縱橫的溝壑像極了多年前從他家鄉走出的那位著名的農民伯伯。


甯浩說,他嚴重嫉妒即將上映的電影裡的某男主角。在拍這部電影前,他把自己關在家裡打了一年電遊。


說這話時,甯浩十一點鐘方向的牆上掛著一幅我猜正是出自於他本人的油畫。畫中一個酷似青澀時期的甯浩的青年倚牆而坐,表情冷酷、長髮及頰;畫中人的左手邊,靠牆有一幅油畫,畫中一個酷似青澀時期的甯浩的青年倚牆而坐,表情冷酷、長髮及頰;仔細看,畫中畫裡有一個酷似青澀時期的甯浩的青年倚牆而坐,表情冷酷、長髮及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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