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積壓的精神病“犯人”:“出不去,進不來”

南方人物週刊2019-05-08 19:33:16

▲ 2019年4月24日,精神病人正在民警、醫護人員的陪同下做活動。這是他們一天中唯一能夠走出康復區到戶外的機會。(受訪者供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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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湖南省強制醫療所內,近500個精神病人在接受治療,他們平均揹負1.5條人命,最多的殺了7人。這些精神病人出現幻覺、幻聽後,變得煩躁、不安,然後殺了身邊的人,他們的傷害對象主要是近親屬。


  • 有些精神病“犯人”,經醫療機構診斷已達到解除強制醫療標準,但或因家屬不願接收,或因法院不批准,無法重返社會。


  • 法學家黃捷:現有法律條文的模糊造成了公安與法院的博弈,公安認為只要病情穩定並有監護人的病人就可以出所,法院在決定時則更為慎重,擔心被追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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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南方週末記者 杜茂林

南方週末實習生 全思凝

責任編輯 | 錢昊平



生平第一次接受記者採訪。47歲的鄔辰有些緊張,身體偶爾會不由自主地抖動。


2019年4月20日,湖南省強制醫療所(下稱“強療所”)內,鄔辰的精神看起來不錯,昂著頭,微微佝著背,臉上總是掛著微笑。他說話很連貫,但一談起他的大女兒,笑容就迅速消失。


與女兒之間的隔閡產生於十年前。2009年的一天,因精神病發作,鄔辰在老家湖南臨湘殺死了自己的妻子,案發後,他先是被公安機關送到湖南安江精神病監護所(下稱“監護所”),後被移送到位於湖南平江縣的湖南省強療所接受治療,從此“失去自由”。十年來,大女兒只看過他一次。


湖南省強療所內,還有近500個和鄔辰一樣的精神病人在接受治療,他們平均揹負1.5條人命,最多的殺了7人。


和一般精神病醫院不一樣,強制醫療所隸屬公安機關,只收治肇事肇禍的精神病人。不過在2011年以前,收治場所隸屬司法機關,由公安機關移送收治對象,2013修改後的刑訴法生效後,由法院決定收治對象。


被收治的精神病“犯人”,有些經醫療機構診斷已達到解除強制醫療標準,但家屬不願接收,只能繼續待在裡面,鄔辰就是一例,有的則因為原法院不批准出所,亦無法重返社會。


湖南省強制醫療所委託鑑定後認為可以出所的有100多人,但2018年出去的僅有13人。“積壓”的精神病“犯人”正越來越多。


“他們的年齡越來越大,很擔心這裡可能會成為養老院。”湖南強療所所長雷景群有些無奈,他們正努力與上級溝通,希望能從制度上解決“出不去”的難題。


1


“終究會有個疙瘩”


鄔辰殺死妻子那年,他的大女兒14歲,父女再次相見時,女兒已經22歲。


那是2017年底,陪女兒到強療所的,還有鄔辰的哥哥鄔浩。在鄔浩的描述中,兩人見面時,鄔辰眉頭緊鎖,痛苦寫在臉上,龐大的身軀縮在椅子裡,他艱難地吐出幾個字:“對不起,我殺了你媽媽。”女兒轉身抹去眼角的淚水,沒有作任何迴應。


像鄔辰這樣哀求親屬原諒的場景在湖南省強療所經常出現。見多了,強療所管教大隊隊長魏朝輝發現背後的不幸往往也相似:這些精神病人出現幻覺、幻聽後,變得煩躁、不安,然後將身邊的人殺了。“他們的傷害對象主要是近親屬。”魏朝輝分析,全所有近四分之一的患者,在他們進去後,家屬從沒有探望過,這(傷害近親屬)也是主要原因。


“諒解哪有那麼簡單,終究會有個疙瘩。”2019年4月21晚,鄔浩說鄔辰的大女兒在長沙工作,他也很難聯繫上。


家裡的不幸發生3年之後,2012年,鄔浩才得知弟弟鄔辰的消息。案發後,鄔辰被收治到湖南懷化的監護所,1982年開始,那裡一直是湖南省收治肇事肇禍精神病人的地方,由司法部門管理。


2011年,前述群體的收治工作劃歸公安機關,監護所裡包括鄔辰在內的305名病人由湖南省安康醫院接收,他們曾因殺人或者傷人致死被送往監護所治療,但未經法院決定。


兩年後,收治程序發生了變化,須由法院決定。


根據修訂後的刑訴法,強制醫療程序在2013年正式啟動。強制醫療針對的是沒有刑事責任能力的精神病人。他們一旦實施暴力行為,並有繼續危害社會可能的,經法院決定,會讓他們與社會隔離並接受治療。同年,湖南省安康醫院更名為湖南省強制醫療所。


醫院更名之後,鄔辰感受到了康復環境的改善。他一天中的大多數時間都在康復區內度過,那是個相對封閉的環境,吃飯、睡覺、治療、活動都在裡面完成。出於安全考慮,從病房通往外面的幾十米過道上設置了兩道鐵門,每道門都需要指紋和密碼同時匹配才能打開。


隨時隨地,病人都處在攝像頭的監控之下,他們從來不能單獨行動。平時,他們可以看電視,但只能看中央電視臺一套和音樂頻道的節目。


對病人們來說,2013年是個分水嶺。2013年之後被收治的精神病人,由於入所經過了法院,解除強制治療也須經過法院決定。


從懷化轉移入所的305人,收治沒有經過法院,他們要重返社會也不需經過法院決定。而是先由醫療所的合作單位平江縣精神病醫院進行診斷評估,管教科再結合病人日常評估情況提出擬出所名單,名單確定後,主管民警會通知出所病人親屬和原辦案公安機關。


鄔辰在2018年下半年被診斷可以出所。當時他以為自己很快就能回家,覺得只有離開強療所,在生活中彌補自己的過錯,大女兒才會放下芥蒂。但他發現,因為女兒不肯接納,自己連出所接近她的機會都沒有。


2017年那次見面以後,最近一次聽到大女兒的聲音,是在2018年的某天。那天傍晚,鄔辰撥通了電話,女兒說她在長沙。


“你怎麼還不叫我爸?”鄔辰有些沮喪。大女兒愣了一下,在電話裡輕輕地叫了聲“爸”,沒說幾句就掛斷了電話。此後,父女倆再未聯繫過。


2


誰能保證出去後不再殺人?


進所時間比鄔辰更早的李昊,2008年因精神病發作殺死了自己的父親。


比鄔辰幸運的是,李昊得到了哥哥和姐姐的諒解,但要想重返社會也不容易,因為他無法保證自己出去以後不再犯病殺人。


他幾次跟哥哥提了要出去的想法,但哥哥李天還是感到擔心。2019年4月21晚,李天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他的疑慮從未打消,儘管湖南省強療所對他說過弟弟病情已穩定,可以出所,“但誰來保證他不再闖禍甚至殺人呢?”


誰也不敢保證,無論是公安機關還是醫院。“什麼人沒有風險?即便普通人出獄後都還可能再犯罪。”湖南省強療所一位精神科醫生感到不解,“難道要關他們一輩子?”


“這些達到出所條件的病人,只要能夠堅持按時吃藥,危害社會的風險會很小。”在湖南省強療所副所長姜勝利的印象中,只有極個別的精神病人出所後會再肇事肇禍。


但僅是監督他們吃藥就讓許多監護人為難。李天說他自己有家庭,現在深圳打工,兩個姐姐同樣都在外省為生活奔波,“你說我們這樣忙,又不在身邊,怎麼監督他吃藥?”


“何況還有後續的複查,那意味著花錢。”李天進一步解釋,貧困始終困擾著他們一家,也阻礙著李昊的迴歸。湖南湘雅第二人民醫院精神科主任王小平向南方週末記者算了一筆賬,一個精神病人要維持病情穩定和基本生活費用,每年的成本在兩萬到三萬元左右,“倘若患上其它疾病,費用還將直線上漲”。


導致的結果就是,許多監護人即便有能力看管,也不願意接病人回家。“接回去既要花錢,還要擔心他們再犯。”管教大隊民警鐘勁東認為這是親屬感到最無奈的地方,“而在這裡親屬不用花一分錢”。


即便有親屬願意看管,病人回家的路上還有另一道不好邁過的坎。


根據《國家公共基本衛生服務規範》要求,精神病人所在的村或居委會、派出所以及當地衛生部門必須對其實行跟蹤、嚴密監控。


湖南省強療所所長雷景群在各地調研時,經常有地方幹部央求他不要將病人送回去,因為上級要考核對精神病人的監管情況,民警不得不到村裡一處一處地找,然後拍照發給考核部門,“本來警力就不夠,他們還要幹其它活,自然不樂意”。


2018年11月,“強制醫療後出所難”研討會在長沙召開。湖南師範大學法學院教授黃捷參加了此次會議,他曾聽到某政府官員說過這樣的話:“照顧精神病人既是政治壓力,也是經濟壓力,出了事是要負責的,所以寧可讓他們在湖南省強療所待著。”


2019年4月20日,湖南省強制醫療所康復區內擺放著由精神病人閒暇時手工製作的工藝品。(南方週末記者 杜茂林/圖)


3


“可判可不判, 普遍選擇不判”


作為2013年強制醫院制度實施後入所的病人,陳強被收治是經過法院決定的,但在湖南省強療所作出“適宜出院”的評估一年後,法院仍沒有解除對他的強制醫療。


2015年,28歲的陳強因精神病發作持刀殺死了自己的母親,長沙嶽麓區法院決定對其進行強制治療。當年11月17日,陳強被送到了強療所。


父親陳國幾乎每個月都會去看陳強。2018年初,他感覺兒子的狀況已有所好轉,於是向法院提出瞭解除強制醫療申請。


強療所根據法院的要求,委託醫院診斷,並出具了診斷評估表,顯示陳強為“抑鬱症,有部分自知能力……無傷害自身或他人安全的行為和風險”。


帶著診斷評估表,辦案法官專程從長沙去了120多公里外的強療所,會見了陳強及其主治醫生,主治醫生表示可以出所,但出所後需有人看管。


會見之後,法院再次委託湖南湘雅第二人民醫院司法鑑定中心對陳強進行鑑定,結論仍是有抑鬱症,但在有人監管和服藥的情況下,危險性評估為2級以下。“這屬於低風險,社會中多數精神病人是這種情況。”一位精神科醫生向南方週末記者解釋。


而法院認為陳強仍有一定暴力傾向,需有人看管和堅持服藥治療,而其父陳國的看管能力欠佳,出院後人身危險性無法排除,應當繼續對陳強進行強制治療。


對這起案件,湖南省強療所所長雷景群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省內各法院法官對“已不具有人身危險性”的判斷標準各異,最終導致相似的案情得出不同的結論。2019年4月23日,南方週末記者聯繫嶽麓區法院,辦案法官拒絕接受採訪。


“如果是我來判,我可能會作出解除強制醫療的決定。”2019年4月22日,看過陳強的案情後,平江縣人民法院刑事庭庭長王晚東說。在他看來,當時湖南省強療所已經給出了“適宜出院”的評估,沒有必要再去找其他鑑定機構。


據王晚東介紹,平江縣法院解除強制醫療的程序和長沙嶽麓區法院一致,需要會見強制醫療對象、家屬、檢察官和湖南省強療所的代表,徵詢意見。


他的看法是,在現實環境下,這種可判可不判的案例,法官普遍會選擇不判。“因為得考慮社會穩定。”湖南另外一名審理過解除強制醫療案件的縣級法院法官就明確表達了顧慮:“如果從我手中解除的對象再次犯案,法院怎麼擔得起這份責任?”


法學家黃捷認為,現有法律條文的模糊造成了公安與法院的博弈:公安認為只要病情穩定並有監護人的病人就可以出所,法院在決定時則更為慎重,擔心被追責。


陳強的父親陳國目前正在準備第二次申請。“法律並未規定兩次申請要間隔多久,但我們所每半年作一次全面檢查,等檢查結果出來再看吧。”強療所內負責陳強病區的警官鄧菊良說。



4

住所8年以上者佔46%


“還是要讓能夠重返社會的病人出所。”湖南省強療所政治部主任樑凱認為,這不僅是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體現,也是其他精神病人能進去的前提。


2018年,湖南省各級法院共作出了八十多份強制醫療決定,實際進入湖南省強療所的只有三十多人。沒能進去的,一部分由於公安還沒移送,小部分因患有傳染病、嚴重疾病而不予收治。強療所所長雷景群說了句實話:“我們剩下的空餘床位不到30張,就是他們進來我們也收不下。”


湖南省強療所的當務之急是,如何消化“積壓”的精神病人。該所收治的病人中,住所8年以上的佔46%,進去時間最長的楊任安,從1982年被送進懷化的監護所算起,已經待了37年,他的病情穩定後本可出院,但找不到家屬,出所之事只能無限期擱置。


年齡最大的病人吳福現年81歲,他在2014年殺了妻子,後被送進湖南省強療所。如今,吳福的病情早已穩定,但親屬擔心他出去之後再發病,也不願接其回家。“他都被搶救過一兩次了,哪還有能力危害他人。”樑凱苦笑道。


“不僅湖南一省的病人被積壓,這也是多數省份面臨的難處。”樑凱去外省調研後作出了這樣的判斷,“特別是經濟欠發達的地方。”


西安市公安局強制醫療科副科長王育鵬對此種處境深有感觸,他們近年收治的強制醫療對象近140人,法院同期解除的強制醫療收治對象僅有10人,“明顯供不應求。”王育鵬說,“若進、出困難長期存在,強制醫療的壓力會變大。”


2018年之後,湖南省強療所的壓力明顯增加。按照湖南省公安廳的要求,從這一年開始,他們對強制醫療對象要做到應收盡收,而此前只收治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死亡、放火造成重大損失這三類。


有五百餘張床位的湖南省強療所,即便以後擴充到最大容量也不過1000個床位,若只進不出,收治工作還是難以為繼,甚至可能因為警力不夠帶來危險。目前,醫療所在編民警21位,與精神病人的數量配比約為0.04∶1。


一種思路是,讓市州的強制醫療點加大收治力度。但2018年下半年,湖南省強療所走訪全省13個市州(長沙除外)時發現,多數醫療點經費少、床位少,醫療資源不足,處於停滯和半停滯的狀態,他們用“名存實亡”來形容。


5


“對這個群體的處置還有爭議”


湖南省強療所從2017年就已經在尋找解決“出所難”的辦法。當年,湖南省副省長、公安廳長許顯輝提出要把湖南省強制醫療所打造成為全國標兵所。


所長雷景群早就意識到,擴建或增加醫療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為建立一個強療所需投資上億元,建成後省財政每年還要撥付1500多萬元。


不斷論證後,強療所領導層形成了共識:關鍵要解決病人出去後的保障問題,但這“非公安一家之責,也非公安一家所能為”。


在許顯輝的支持下,湖南省強療所起草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強制醫療工作的意見》,這份本應以省公安廳名義發出然後由省政府辦公廳轉發至各部門的意見,已以省政府辦的名義下發至財政、人社、醫保、民政、衛建等部門徵求建議,正式文件尚未形成。


起草意見時,強療所將“積壓”的病人分成三類:沒有監護人或監護人缺乏監管能力的;家庭貧困的;強制醫療解除難的。再根據不同類別所面臨的問題詳細列舉了各部門的職責。


對沒有監護人或監護人缺乏監管能力的,強療所打算與四五個市的公立醫院合作,將醫院作為湖南省強療所的繼續康復片區安置病人。


按照設想,這些人所需治療費用由醫療所通過醫保解決,差額部分由病人所在市州政府分擔。樑凱的分析是,倘若省醫保局同意提高醫保標準,那麼市州政府所承擔的金額就會變少,同意的可能性也會更大。


但“碰壁”在所難免,被徵求建議的部門反對聲音不小。湖南醫保局一處級幹部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意見建議醫保費用從現在的每天80元提高到120元,增加的幅度過大,困難是顯而易見的。”


醫保局另一名科級幹部進一步解釋,如果只是湖南省強療所內近500名病人每天增加40元,一年下來也不過700多萬,省醫保局的壓力並不大。“但我們要考慮的不僅是這500人,而是全省肇事肇禍的精神病患者。”


至於家庭貧困的病人,徵求意見稿中提出,希望湖南省政府能夠推動各地民政、衛生部門分別為這些家庭解決生活困難並完善社區衛生服務。


最難辦的是因法院不解除而無法出所的那部分人。湖南省強療所呼籲儘快出臺《強制醫療所條例》。國務院曾在2016年公佈了公安部起草的《強制醫療所條例(送審稿)》,徵求社會各界意見。兩年半已過,條例依然“難產”。“原因在於對這個群體的處置還有爭議。”黃捷說。


如何解決積壓的精神病“犯人”?南方週末記者瞭解到,各地做法不盡相同,經濟發達的省份這一方面問題本來並不突出,欠發達地區暫時只好通過增加床位或者把他們安置在一般的精神病醫院進行管理。西安市公安局的王育鵬介紹,他們科室正逐步清退2013年以前收治的肇事肇禍的精神病人,以騰出床位。“主要是做家屬的工作。”


湖南湘雅二院精神科主任王小平認為,長久之計還是應搭建起以家庭為基礎、機構為支撐的社區康復體系。他舉例說,解除強制醫療的人出所後可以被送往社區接受護理和康復。“國外多采用這種‘社區康復’模式,像美國就有社區精神衛生中心和社區治療康復團隊提供服務。”


法官王晚東也贊同這種做法,他建議中國需要有類似社區戒毒或社區矯正的精神病人康復社區,在社區內可以整合家庭、公安以及衛生、民政等力量和資源,“這樣我們解除強制醫療時才會心裡有底”。


(文中病人及其家屬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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