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黃金年代的譯製片配音演員

南方人物週刊2019-05-08 19:33:32

“好聲音本身也是一種內容。”配音是“魂的再塑”……一茬一茬的人也在被“經典”這個載體記錄下來,像倉廩堆穀粒或杯中盛水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週刊2019年第9期

文 | 本刊記者 孟依依 發自上海

編輯 | 楊靜茹

全文約5514字,細讀大約需要14分鐘


曹雷(左)和劉風   圖 / 羅俊



無論什麼領域,體驗過黃金年代的人和別人不同的是,有一種驕傲、遺憾和困頓帶來的複雜情緒。



促狹鬼


“所以你說‘促狹鬼’要怎麼念。”一位灰白頭髮的老人從公寓樓裡走出來,穿了一件牛仔外套和深色燈芯絨褲子。上海連日多雨,旁邊的高個年輕人給她撐著傘。“要是念‘cokaju’(音,江南方言),北方人聽不懂;要是念‘促狹鬼’(普通話),沒人聽得懂,南方人也不懂,北方人也不懂。”


“是得查查這個到底怎麼念。”年輕人應她。他們幾步走到一輛黑色車子旁,收了傘上車。


老人叫曹雷,是上世紀70年代進入上海電影譯製廠(以下簡稱“上譯廠”)的配音演員。如果聽聲音,她是《茜茜公主》中的蘇菲皇太后、《穿普拉達的女王》中的米蘭達、《蒼穹之昂》的慈禧,也是2010版《紅樓夢》中的賈母。


“女王專業戶。”年輕人打趣,他叫劉風,上譯廠副廠長,一張圓臉看起來總是充滿著熱情。


1950年以來,譯製廠將外語片翻譯、配音、混錄然後放送,那些電影構成了國人對外國的想象,“人們就像是突然從一個封閉的黑屋中窺見了從窗外投射進來的一派春光。”70年代,得益於政治內參片的需要,和一位“集藝術管理、翻譯、導演三大核心能力於一身”的廠長陳敘一的帶領,上譯廠很快集結起第一代演員,並開啟黃金時代。


上譯廠在那時候摸索並保存下一套譯製片的製作流程。當翻譯拿來翻譯好的文本後,需要根據畫面進行初對,電影畫面播放的同時至少有導演、演員、翻譯和口型員在場,其中口型員很關鍵,他們的作用是根據原片演員口型數出一句話中能放多少中文字進去,演員必須經過數口型的訓練。文本的初對會花去一個星期的時間,然後所有演員被叫到一個棚裡錄音,經過鑑定、補戲,最後合成:一個月後,一部譯製片便出爐了。


忙的時候大家沒日沒夜幹活,一邊吃飯手指還在敲著桌子數口型,晚上洗腳時因為想臺詞忘了脫襪子。有時候在悶熱的夏天錄群戲,要擠過汗涔涔甚至光膀子的人群努力到收音筒前面去,但所有人都樂此不疲,並且在許多年後依舊懷念。


一週後我去拜訪上譯廠前任廠長喬榛。1975年,他進入上譯廠,三年後他參與配音的《尼羅河慘案》正是黃金時代孑遺——上譯廠的老牌配音演員大多出演,“生旦淨末醜齊全”。“當年,我們以此為榮的。我們能從事這樣一個事業,覺得踏入了一個聖殿,從事藝術創造,所以我們誠惶誠恐。”喬榛的左半邊十年前已經癱瘓,走路時要藉助一根一米長的金屬柺杖。


劉風的車子開到城市北郊高架旁一片工業園改造的文創產業園,裡面有一間錄音棚。錄音棚不大,一共二十多平的地方被分割成兩間,裡間可以容兩人錄音,懸著兩個黑色的收音筒,外間是錄音室的工作臺,坐著帶髒辮綁髮帶的錄音師。曹雷一個人進到裡屋,沒有對手演員,她擺好水杯就開始錄音。


三個小時後,錄完戲的曹雷拿上外套,在走廊上一邊穿一邊興高采烈地對我說:“80歲的牛仔,後天就要去加勒比海岸了。”她是經歷過譯製片興起與衰落的人,看到上一代人的品質,也為此景惋惜。他們始終堅信譯製片存在的合理,也不放棄能用聲音做的任何事情。


2018年,劉風決定嘗試一種新的創作方式——做一部有聲劇,正式進入互聯網音頻市場。不是作為上譯廠的副廠長,而是作為一個配音演員去嘗試走一步。


上世紀80年代,上海電影譯製廠演員組合影



彆扭


最早的主意是和作家蔡駿合作,由劉風一人來讀《鎮墓獸》,投放到互聯網音頻平臺喜馬拉雅。懸疑小說在喜馬拉雅的播放量往往以億為單位計算,排名前三的分別是《摸金天師》《陰間神探》和《茅山道士系列之捉鬼天師》,其中《摸金天師》的播放量將近30億。


在聽完劉風的聲音後,喜馬拉雅提出錄製《紅樓夢》有聲劇的想法,嘗試把原文一字不落地讀下來,劉風將擔任總導演並朗讀所有講述部分。


2月份,我在上海廣播大廈見到劉風,他穿著乾淨的皮鞋和挺括的西裝褲、灰色毛衣,掛了一條灰色圍巾。他的辦公室在19樓,下了電梯左右是狹長的通道,牆上掛著譯製片海報。


往左,在《功夫熊貓》和《加菲貓》的海報之間是劉風的辦公室,他為這兩部影片的主角配音。在他的辦公室,穿過巨大的窗戶可以看到上海的樓房和街道,和南方潮溼但仍顯出蕭條來的冬日。


“我一直糾結著這種方法能不能做。”劉風講。


往右,第二間是張欣的辦公室,他是《紅樓夢》有聲劇的另一位導演。


“我們都是吃飽撐的沒事幹,自己給自己找的事。”張欣開玩笑,他的嗓音尖,咬字緊,帶著更濃重的北方口音,比起《紅樓夢》,他更偏愛《白鹿原》這樣的小說,“我不太做那種自己覺得很高的一件事,不太能弄的一件事。你知道它的巨大,也知道這麼大的一部作品,沒有辦法去給它做到所有的人都說好,能有30%的人喜歡我就知足了。”


弄不好,眾口難調,耗了一年到最後沒有達到自己想要的,也沒有達到聽者想要的,“自己會很彆扭。”


那天劉風帶著曹雷正是去錄製《紅樓夢》有聲劇,“促狹鬼”念法的問題也是出自這個製作。恰巧遇到了兩個年輕配音演員,女孩念薛寶釵,男孩念冷子興和空空道人。見到曹雷進錄音棚,門口的男孩立馬站直了身體,狹小的空間讓他顯得更手足無措了一些。他講到前不久和曹雷擦肩而過的經歷,有一回上完課他有事離開,“後來才知道全班同學都跟您合了影只有我沒在。”他說。


喜愛他們的人依舊像看明星一般看待他們,只是這部分人已經變得很少。譯製片逐漸從一二線城市的院線淡出,往更小的城市或者電視上走。


張欣廣為人知的配音角色之一是遊戲《守望先鋒》中的狂鼠,但他承認錄製遊戲角色遠沒有錄製電影花的精力多。擰巴的狀況是,他最喜歡的是《海邊的曼徹斯特》,但沒人提起那是他配的。


“這不是一個錯誤,這不是一個對跟錯的問題。年輕人還是關注聲音,但是怎麼讓他們來關注我們是個難題。也許翻過來,背後是條路呢,知道狂鼠,然後翻過來關注《海邊的曼徹斯特》,關注《紅樓夢》。”對於譯製片不受歡迎,張欣說,“應該怨我們自己,是我們從業者沒有做好,怎麼能怨觀眾不來聽呢?配音與表演是密不可分的,但現在配音的懂表演的、參與過表演的太少了。”


以《紅樓夢》開場並不是個萬全之策,但達成共識的一點是,像劉風說的——到了這個年齡有一種責任,覺得要留下一些東西來。 


上海話中有一個詞叫“老克勒”,形容受西方文化衝擊又具有紳士品格的老白領,他們總是悠閒、雅緻和一絲不苟,用來形容譯製片的配音演員們也是恰當的。所以,在劉風的關心範圍內,還包括上海譯製廠要以怎麼樣的處女秀開場。


張欣   圖 / 尹雪峰



天賦


“480個人,每個人一人一面,一人一命,要讓所有《紅樓夢》裡的人、《紅樓夢》裡的物都發聲。”顧文豪是喜馬拉雅內容副總監和《紅樓夢》有聲劇製作人,他希望打造一個經典IP來樹立有聲劇的行業標杆。


劉風去找曹雷配賈母,喬榛配賈政。但是當下,即使一人飾演多角,要尋找二三十位能演《紅樓夢》的年輕配音演員也是不容易的。


最終他們通過培訓機構等渠道從廠外找到一批配音演員,最小的僅有18歲,有些孩子還沒完整讀過一遍《紅樓夢》。和傳統譯製片不一樣的是,這一次他們沒有可藉助的畫面,要用聲音來完成一個角色的塑造。


起初,最受爭議的角色是林黛玉,聽眾在節目底下留言說“黛玉或許違和了”。出於對演員錄戲狀態的保護,劉風替她婉拒了採訪。


在最開始選角時,張欣能聽到“年輕,那時候女孩子稚嫩的東西,比較真摯的情感,她都有”。只是,從事與人物內心打交道職業的人永遠都在年齡與心境的時差困境中。


張欣青年時演話劇《雷雨》中的大少爺周萍,“那麼宏大的一部作品,舞臺上一站,噹噹噹走,好!過癮!”直到幾十年後才能明白人物除了自私怯懦之外的孤獨和敏感,但等明白過來,已經到了要扮演老者的年紀,到了這樣的年紀,卻還沒明白老者的心境。


寫《紅樓夢》的曹雪芹在江寧織造府度過錦衣紈絝的童年,到青年家道凋零,於中年寫就《紅樓夢》,未及晚年便辭世。“這些年輕人是老者寫的,給他灌輸這麼多東西,他只有豐富了,這個人物才有味道。”張欣說,“可是年輕人的特點就是單純。”


於是幾位前輩在錄戲過程中不斷給年輕演員講戲,他們讓林黛玉去找一個矯情的角色來找感覺,讓他們先對戲,有時候一塊兒躺著,有時候站起來找聲音之間的距離感,排演上兩三個小時,再根據情緒記憶演出來。


“敏銳的感應能力是一種天賦。”喬榛說,“像劉風是個有天賦的人。”但是劉風自己真正察覺到那一刻是在從事配音之後第十年。


1999年,劉風擔任影片《諾丁山》男主角的配音演員,在電影最後,男主角在記者招待會向女主角表明心意,講完那一句,身旁的喬榛立馬說“對了!”《諾丁山》也為劉風帶來了2000年的華表獎。


“我到現在也在琢磨這事,用語言很難形容,就突然一下,好像聽到咔一聲似的。”從那之後知道了該在哪裡用力,不是使勁去表演,或者展示自己的聲音,而後遊刃有餘。


用曹雷的話說是“演員不要有自我意識”;用喬榛的話說是要“去煙火氣”,“那種虛浮的誇張的自我展現的自我欣賞的,甚至想要博得觀眾掌聲的那種意念,都要去掉”;用張欣的話說,就是幫助他(原片演員)一起來完成這個角色。


碰到那一刻是很難的,也許有的人一輩子也碰不到,工工整整地做完自己一輩子的工作而已。


喬榛



“加工廠”


採訪期間,我去看了一場朗誦會,喬榛、劉風和張欣都參加了。上海大劇院,四層高的劇院滿滿當當坐了人,也許是週六的原因,也許是難得天晴。


唸到第五首的時候喬榛出場,披著一身垂地深藍紗長袍,左手拄著那根金屬柺杖。一位穿著西裝的後生跟隨他走到舞臺上,喬榛站定,轉身把柺杖遞給他。後生雙手接過之後鞠了三躬,退回幕布後。


“老先生腳不來事了。”底下有人小聲說。


喬榛原來的一頭黑髮因為癌症化療落盡,左手總是垂著。按理,他現在應該繼續服用化療藥,但吃了十個療程之後他覺得精神越來越差,吃不下飯,於是和醫生商量後停止服藥,“抓緊時光,因為對我來說不長了”。配音、朗誦能給他們繼續帶來愉悅感,“進入到角色和場景中去是快樂的”,這種快樂,幾十年了都沒有衰減。


1993年,喬榛試圖推出一種以朗誦為主的新劇種,以古今中外名著片段為素材,加入舞蹈,運用多媒體,“可惜後來沒有精力復排和精排”,這次嘗試因此夭折。


90年代,譯製片的黃金年代結束了。


滿街都是錄像廳,日夜播放著盜版影碟,有人搬著攝影機到賓館把錄像帶子錄下來加上粗糙的字幕又轉賣出去。劉風才不去看,他覺得那不能叫電影。經濟大潮很快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和重心,在八小時的工作時間之外,人們拼命地將自己的空餘時間變現。


成為配音演員已經不像以前那麼受歡迎了,在戲劇學院,原先平行並重的“臺詞”和“表演”課出現了明顯分化,適合年輕人的戲越來越多,擁有更多成名機會和社會資源的演員吸引了大部分人,而一部譯製片能拿出的所有費用仍只有五萬元。人們還開始討論譯製片存在的必要性。


劉風形容傳統譯製片有時候像是“加工廠”,有甲方就有生產,但沒有自己的知識產權,“經不起風吹草動。”為了拓展品牌,除了譯製每年從中影公司接到的電影,劉風還以配音演員的身份去找電視劇、動畫、遊戲等製作,並尋找與譯製廠的合作方式。


2012年左右,劉風注意到了網劇的出現,兩年後,網劇的發展突飛猛進,大量小說被改編,他意識到聲音也可以,只是還沒出現穩定的盈利模式,他又等了等。“要做有自己知識產權的內容,必須走這條路。”他說,“如果這次《紅樓夢》成功了,下一步就是找到和譯製廠的結合點。”


2007年,上海電影譯製廠配音工作場景



擱在那裡


顧文豪覺得譯製廠其實應該更早和更主動地介入市場,“聽眾願意為講述付費,願意為好聲音買單”的基礎已經形成。去年4月,平臺主播“有聲的紫襟”的月收入已達到百萬,引發了大量關注和討論。


關於“加工廠”一說,從聽眾的角度來說,“好聲音本身也是一種內容。”顧文豪講,“我們原來的理解他們只是去傳遞一個東西,或者配合一個東西,但其實是他們創造的。”如喬榛總是強調的,配音是“魂的再塑”。


最後一次和劉風通話,他正在錄音棚錄音,用一貫熱情的語氣告訴我說,聽的人催我們更新吶,現在一週兩回已經跟不上了,我們要趕緊錄。剛開始播放時,劉風不敢打開後臺看數據,“怕影響創作激情,我們這搞創作的都很脆弱,經不起打擊。”


更新一個半月後,他才到後臺去瞧了瞧,有聲劇的點擊率已經累計到324萬,雖然離2000萬這個熱播門檻還有距離,但全部聽完的聽眾佔到76%。


演員們逐漸熟絡後有了某種大家庭的氛圍,曹雷的包裡總是帶著一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的《紅樓夢》,喬榛在自己臺本上要拿著紅色的筆一句一句劃下來,劉風找到了一種把講故事、評書和講述三種方式結合在一起的敘述風格,年輕演員找不準感覺的時候,張欣還是會每天都很“崩潰”。


好的壞的隨時都在發生,在所有章回更新完之前,劉風還可以把糾正過的音頻版本重新上傳,以覆蓋原來的版本。到最後,就不動了。


“這就代表我們2019年的作品,再把後來的理解放進去了,也不對了。我們就是19版。好,好在哪;遺憾,遺憾在哪,都會有。但擱在那就不再動,它完成的是某種記錄。”劉風以前不明白為什麼非要翻拍經典,“沒戲可拍了嗎?”從這時候開始才大概想明白一點,一茬一茬的人也在被“經典”這個載體記錄下來,像倉廩堆穀粒或杯中盛水。


“所以‘促狹鬼’怎麼念呢?”


“我們好像也沒有什麼解決的辦法,參與制作的各地人民都有。”最後,他們選擇了最通行的語言,“還是標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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