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後的魯迅

東方歷史評論2019-05-08 21:16:44

撰文:張守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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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16年,還叫周樹人的魯迅時年35歲,任教育部僉事。


魯迅到教育部任職推薦人是教育總長蔡元培手下任職的許壽裳。魯迅和許壽裳乃同鄉同學,1902年秋,許考入東京弘文學院補習日語,與同年4月來此學習的魯迅相識併成為好友。兩人在東京同吃同住,一起聽章太炎先生的課,一起逛舊書店,一起剪辮子,甚至一起學德語。許壽裳吃麵包不喜歡吃皮,常將皮撕掉。魯迅見了覺得有些浪費,便說自己喜歡吃皮。於是許壽裳後來總是將麵包片撕給魯迅吃。


1909年4月,許壽裳回國出任浙江兩級師範學校教務長,邀請同年6月回國的魯迅來校任教。兩人一起倡導科學,與監督夏震武等人堅決鬥爭。民國成立後,許壽裳應教育總長蔡元培之邀籌建教育部,並推薦了魯迅來教育部任職。


魯迅(後右)與許壽裳(後左)1904年在日本


初到北京,魯迅幹勁十足,也希望有所作為,積極參加臨時教育會議,主講夏期美術講習會,和錢稻孫、許壽裳等同事一起設計國徽……很快,他被任命為教育部僉事,大致相當於現在的科長,但須總統欽定(當年晉謁過袁世凱),直接聽命於社會教育司司長。魯迅出差考察戲劇,參與京師圖書館、通俗圖書館的建設,籌建歷史博物館,參加讀音統一會,促成注音字母的通過,舉辦兒童藝術展覽會,忙得不亦樂乎。比如1913年10月29日,魯迅受命編造第二年社會教育司的年度預算,同日還要擬寫改組京師圖書館的建議,他在辦公室裡忙了一天,不禁“頭腦涔涔然”。


在教育部的收入還可以,剛開始是220元,1925年8月月薪已達360元。因《日記》殘缺,1922年忽略不計,在離京前魯迅所領官俸累計約有3.3萬元,主要是銀元,佔他當時收入的大頭。若以一塊銀元摺合現在的40元人民幣來算,平均魯迅年薪約計11萬元人民幣。而那時,每斤大米價格才大約摺合人民幣一元。


但在體制內魯迅並非如魚得水。1915年,為了幫助袁世凱復闢製造社會輿論,教育總長湯化龍受命改組民間社團通俗教育研究會,並以行政命令讓一些教育部部員入會,魯迅為小說股主任。為加緊復辟帝制的宣傳造勢活動,湯化龍明確指示小說要“寓忠孝節義之意”,並召見魯迅。然而後者堅持自己的立場,無視督辦,很快小說股主任的兼職被免去。


共和之後,人人“鹹與維新”,可舊思想、舊傳統仍一波波地襲來。範源濂任教育總長後,甚至提出“祭孔讀經”。魯迅堅決反對,聯名同事寫信駁斥。結果,其他同事被排斥到外地,魯迅因為身在重要崗位而幸於免於外放。


社會如此,反抗如此無力,於是魯迅逃到他的古籍裡去。讀佛經,抄古碑,玩古董,沉悶之餘,便坐在院子裡的槐樹下搖蒲扇。天空看不見幾顆星星,唯有冰冷的槐蠶不時地掉下來。夜正長,路也正長,這樣絕望的黑夜到底什麼時候是個頭啊,心中深埋的“立人”夢想究竟還能否實現?這應是魯迅一生最寂寞無望的時期,已過而立之年的魯迅仍然業未興,愛無蹤,家殘缺。


2


“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死亡”。魯迅的爆發始於《新青年》雜誌。


1916年8月,魯迅的同窗好友錢玄同來訪。在東京聽章太炎課時,錢玄同的話最多,而且愛在席上爬來爬去,故被魯迅稱之為“爬翁”。這位“爬翁”今非昔比,現是北京大學和北京高師的教授,兼《新青年》雜誌編輯。


 看到魯迅桌面上的古碑抄本,錢玄同很不屑地問:“你鈔了這些有什麼用?” 


“沒有什麼用。”


“那麼,你鈔它是什麼意思呢?”


“沒有什麼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 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魯迅又問。“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錢玄同堅定地回答。


錢玄同


“是的,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於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於是我終於答應他也做文章了,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從此以後,便一發而不可收,每寫些小說模樣的文章,以敷衍朋友們的囑託,積久就有了十餘篇。 ”魯迅後來在《吶喊·自序》中如此解釋自己為何答應錢玄同。


重新提筆還是因為魯迅心中的夢想在燃燒,他沒有忘記自己的初心是打破鐵屋喚醒國民從而“立人”。從1918年5月《新青年》發表中國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開始,魯迅加入了新文化運動陣營,從周樹人“更名”魯迅,開始了自己一生的戰鬥生涯。“魯”是母親的姓,“迅”原是他幼時乳名。《狂人日記》之後,魯迅在《新青年》的“隨感錄”專欄發表了一些雜文,並於1919年參加了《新青年》編輯工作。“五四”之前,他在《新青年》上共發表文章三十一篇,“其中論文一篇、詩六篇、小說三篇、隨感二十一篇。


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


 “五四運動”爆發時,魯迅沒有親身參與,但當天他仔細詢問了參加示威遊行的孫伏園,“魯迅先生詳細問我天安門大會場的情形,還詳細問我遊行時大街上的情形,他對於青年們的一舉一動是無時無刻不關懷著的”。雖然魯迅沒有親身參與“五四運動”,但無疑魯迅的文章對當時青年學生很有影響,如孫伏園所言:“在五四運動前後,用唐俟和魯迅兩個筆名所發表的幾十篇文字,在青年思想界所起的影響是深遠而廣大的。”


其後,魯迅又在《新青年》發表了《孔乙己》、《藥》、《阿Q正傳》等白話小說,使得白話文創作得以真正立足,並深刻揭露了國民性和社會的諸多問題。最有代表性的當然是《阿Q正傳》,擅長“精神勝利法”的阿Q從此成為“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國民的典型。到1921年8月1日,魯迅在《新青年》共發表小說、詩歌、雜文、譯文、通訊等50餘篇。《新青年》成為魯迅衝鋒陷陣的第一個思想陣地,逐漸從“奉命”敲敲邊鼓成長為新文化運動的“主將”。


3


教育部、《新青年》之外,魯迅也直接成為青年學生“導師”。1920年8月他在北大講授中國小說史,之後在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世界語專門學校等北京8所學校講課。


魯迅主講中國小說史,很受學生歡迎,在北大講課時教室總是人滿為患,沒有座位的學生甚至站在門邊、走道、窗臺上聽。魯迅上課即興發揮很多,和學生亦師亦友,鼓勵大膽思考,後來成為著名詩人的馮至回憶聽魯迅課道:“我們在聽他的課,在引人入勝、娓娓動聽的語言中蘊蓄著精闢的簡介,閃爍著智慧的光芒”。


應時任女師大校長許壽裳之邀, 1923年魯迅在北京女子師範大學任國文學系小說史科兼任教員,由此參加了女師大學潮,並結識了許廣平。1924年秋季開學之際,部分女師大學生受江浙戰爭影響未能按時返校,新任校長楊蔭榆遂以此為由,勒令國文系3名平時對她有不滿言論的學生退學。但哲學系預科也有兩名學生同樣未能按時返校,卻未受到相同懲罰。國文系學生提出抗議,女師大學潮由此爆發。魯迅一直堅定地站在學生這邊,代女師大學生草擬了《呈教育部文》,歷陳楊蔭榆罪行,堅決提出“迅予撤換”要求。後魯迅又與錢玄同、周作人等七人共同簽署的《對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的宣言,為許廣平等被開除的六人打抱不平。女師大學潮後來愈演愈烈,教育總長章士釗明令停辦女師大,以國立女子大學取而代之。停辦女師大的命令頒佈後引發社會巨大反對。魯迅也於8月13日正式擔任女師大校務維持會委員,準備與女師大共進退。


不料第二天,在教育部兢兢業業工作了十四年的魯迅忽然被章士釗罷了職。被罷職後,魯迅和章士釗撕破了臉,他一方面向平政院狀告章士釗免職令“程序違法”。因為貴為教育總長兼司法總長的章士釗太急於打擊魯迅,“乃競濫用職權,擅自處分,無故將樹人免職,顯違《文官懲戒條例》第一條及《文官保障法草案》第二條之規定”。經過幾輪答辯,平政院的裁決書下達,主文是“教育部之處分取消之”。


在打勝“科長告贏部長”官司的同時,魯迅還在另一戰線為被停辦的女師大戰鬥。擔任女師大校務維持會委員的他在家中收留了幾名被趕學生,並不顧自己肺病發作,和其他委員一起開闢新校址,設臨時辦事處,募捐經費……1925年11月28日,北京學生和市民數萬人上街大遊行,明確提出推翻段祺瑞政府,並抄了章士釗等人的家,被稱為“首都革命”。受“首都革命”鼓舞,第二天魯迅率領女師大學生“復課鬧革命”。師生們打著寫有“女師大萬歲!”、“勝利歸來”等字的小旗,將章士釗題寫的“國立女子大學”校牌塗掉,重新掛上女師大校牌,隨即闖進校門。次日,女師大舉行復校招待會,魯迅出席會議並講話。


章士釗


魯迅斥責章士釗為“是凶獸樣的羊,羊樣的凶獸”。章士釗創辦的《甲寅》週刊封面是隻老虎,因此章士釗被人稱之為“老虎總長”。辭任教育總長後章成了“死老虎”,吳稚暉、周作人、林語堂等人認為應對事不對人,當放過“死老虎”。魯迅隨之寫出名文:《論“費爾潑賴”應該緩行》,主張應該窮追猛打章士釗等“落水狗”。除了與章士釗論戰,魯迅還與說“閒話”楊蔭榆辯護的“現代評論”派主將陳源展開持久的罵架。魯迅的《華蓋集》有一半的內容、《華蓋集續編》有三分之一的內容都“獻”給了陳源。陳源可謂魯迅最憎恨的一個人,因為陳源曾造謠說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抄襲了日本人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


積極參與女師大學潮,還促成了魯迅和許廣平的愛情。早在1925年3月11日,魯迅就收到了“小學生許廣平”寫來的請求指導人生的信,很快兩人開始經常通信。魯迅在信中稱許廣平為“廣平仁兄”,許廣平則稱比自己大18歲的老師為“嫩棣棣”。但兩人畢竟年齡相差巨大,且魯迅已有家室,所以兩人只能一直暗通款曲,不敢捅破那層紙。


正是女師大學潮的爆發,楊蔭榆、章士釗對許廣平等學生領袖的開除,讓魯迅參與進了學潮,並在並肩戰鬥中和許廣平昇華了“革命友誼”。在被巡警趕出學校後,許廣平曾住在魯迅家中幾天,此後更是有空便來幫魯迅謄寫稿子。1926年3月18日,正是要幫魯迅抄寫稿子,許廣平才躲過了“三.一八慘案”。經學潮一役,志同道合的魯迅和許廣平基本確定了戀愛關係,在報紙上互相發文暗秀恩愛。許廣平在《風子是我的愛……》一文中大膽寫道:“不自量也罷!不相當也罷!同類也罷!異類也罷!合法也罷!不合法也罷!這都於我們不相干,於你們無關係,總之,風子是我的愛……”


4


但這段時間魯迅也有不少遺憾,最大的一個遺憾應該是他與二弟周作人的失和。周氏兄弟的失和是20世紀文壇最大的疑案之一。


失和後兩人都未透露原因。1923年7月14日這一天。魯迅在當天日記中寫道:“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餚,此可記也。”五天後,周作人託人送給魯迅一封信,信中寫道:“魯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誰,——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裡來,沒有別的話。願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魯迅看完信後,想請周作人來問個明白,但周作人沒來。


等了一週,周作人還是“不至”,魯迅準備搬家。7月26日,“上午往磚塔衚衕看屋。下午收拾書籍入箱。” 7月29日,“終日收書冊入箱,夜畢。”  8月2日,“下午攜婦遷居磚塔衚衕六十一號。”事情並沒有就這樣輕易結束,魯迅1924年6月11日日記記載:“下午往八道灣宅取書及什器,比進西廂,啟孟及其妻突出罵詈毆打,又以電話招重久及張鳳舉、徐耀辰來,其妻向之述我罪狀,多穢語,凡捏造未圓處,則啟孟救正之,然終取書、器而出。”


從此,魯迅與周作人決裂,老死不相往來。而之前,魯迅與周作人被世人並稱“周氏兄弟”風靡天下。他們同住一個屋檐下,同在北大任教,同在《新青年》發力。兩人協同作戰,珠聯璧合,互供彈藥,很多文章相互配合,甚至互用對方筆名,魯迅的第一部小說集《吶喊》是周作人編的,而周作人則為魯迅一手提攜。


但失和對魯迅也有利好的一面,即魯迅開始重新選擇生活,毅然決然地和許廣平私奔,經濟上也更加寬裕自主。而沒有了引導、鞭策的周作人自顧自地 “聽談鬼”、“學畫蛇”、“玩骨董”、“吃苦茶”,選擇了“在不完全的現世享樂一點美與和諧”的享樂主義人生道路,最終從“老人”滑向了“漢奸”。


魯迅與《新青年》同仁也逐漸分道揚鑣。“五四運動”之後不久,“五四運動”的“總司令”陳獨秀因為散發反政府的傳單被捕入獄,《新青年》隨之停刊。等陳獨秀很快出獄後,《新青年》編輯部隨陳獨秀遷到了上海,《新青年》雜誌內容也隨陳一起越來越“色彩過於鮮明”,因此引發了與主張“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胡適等人的矛盾。胡適等人主張《新青年》雜誌不談政治,“我盼望《新青年》‘稍改變內容,以後仍趨重哲學文學為是’”,而陳獨秀還是自行其是,魯迅則主張“索性任他分裂”,於是《新青年》便不可避免地解體了。


從此,曾經並肩作戰的《新青年》同仁們便有了各自的道路,如後來魯迅所言:“五四運動的風暴已過,《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魯迅自己則繼續前行、戰鬥,像他文章《過客》中的“過客”一樣勇往直前,像他文章《這樣的戰士》中的“戰士”一樣不斷地舉起投槍。


(作者授權刊發,原文見《同舟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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