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洛齊人”的故事:“那時我們的伊甸園發生了什麼?”

東方歷史評論2019-05-13 21:19:37

撰文:傑克·霍根

翻譯:孫遇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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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羅策蘭的地理位置


象徵洛齊族的旗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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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許權、合作與妥協(1890-1945)


洛齊王國曾經是贊比西河上游氾濫平原上當之無愧的主人。獨特的自然環境孕育了其複雜而多變的農業系統和豐饒的牧場。為了更好地統治這片土地,洛齊族人經常掠奪附近的居民,搶奪牲口和奴隸。對於洛齊人來說,19世紀充滿著動盪,分裂危機、內戰和外族入侵不斷交替;尤其是1840至1864年這四年間,一個源於沙河和韋特河河間地帶的科洛洛(Kololo)部族的侵略,給本就凌亂不堪的洛齊民族的統一構成了巨大的威脅。直到一百多年後的1978年,盧波希·勒瓦尼卡(Lubosi Lewanika)國王才成功控制了部落間的紛爭和暴亂,建立了一個地域廣闊、擁有眾多商貿網絡的中央集權政體。充分利用本族人民和奴隸,勒瓦尼卡治下的洛齊王國興建了眾多農場,運河成功打通了平原地區。面對內部反對和外力勢力的威脅,洛齊民族始終相信王位與土地是緊密相連的,國王的稱號Litunga在洛齊語中即意味著土地。

 

巴羅策蘭的放牧紀念儀式上,Litunga乘坐的遊船


洛齊王國與歐洲人的交往得益於巴黎福音派傳教會的弗朗索瓦科亞爾,他早在1886年就抵達巴羅策蘭,幫助勒瓦尼卡國王及其族人獲得不列顛王國的保護。1890年7月,勒瓦尼卡國王與羅德創辦的不列顛南非公司(British South Africa Company)派來的代表達成了一項重要協定:為了獲取南部非洲公司對“國王和整個國家不受所有外來干涉與攻擊”的保護,洛齊王國授予其在約20萬平方英里土地上進行礦產開發和貿易的特許權。值得一提的是,協定上明確規定,勒瓦尼卡本人的憲法上規定的權利和作為酋長的權威並不會因特許權協定而受到威脅。事實上,不管是對國王權力的定義,還是不列顛王國所承諾的保護,嚴格意義上講都不可能真正實現。巴羅策蘭與商業公司簽訂的協議並不能直接保證其取得保護國地位。

 

不列顛南非公司的標識


勒瓦尼卡本人慢慢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他不斷尋找巴羅策蘭更好地處理與不列顛王國關係的萬全之策。可惜這些努力都但都未能奏效。1907年,勒瓦尼卡關於巴羅策蘭成為直屬保護國的提議被正式駁回。北羅得尼亞建立以後,巴羅策蘭的歸屬問題在談判中被反覆提及,而洛奇的權力則在此過程中不斷被侵蝕,南部非洲公司則獲利越來越多。勒瓦尼卡去世後的1916年,他的兒子暨王位繼承人,耶塔三世(Yeta III)重啟了保護國議題。南北羅德尼亞的合併勢在必得,耶塔卻沒能最終獲得不列顛王國的書面承諾。1921年,他的態度愈發堅決,強調其父的外交是由“來自巴羅策蘭人民的自由意志所驅動”,而非“侵略或兼併”,因此巴羅策蘭理應享受到“天然保護國”的地位。他攻擊對方失信於人,憤怒地說:“如果目前的解釋是對特許權與協定的正確解讀,那麼我們一直以來都被謊言矇蔽了。”但是耶塔的請求即刻再次遭到了殖民政府的無情拒絕。等到1924年北羅得尼亞正式成為英國的殖民地,耶塔再次提出要恢復已有的酋長特權,當時即將赴任的殖民官赫爾伯特·史坦利爵士(Sir Herbert Stanley)則索性打起了太極。

 

左側為Litunga勒瓦尼卡


從此之後,耶塔再也沒有提過恢復他的權力和其王國的地位。事實上,一系列殖民改革和重組使得巴羅策土著政府(Barotse Native Government)和洛齊權貴的權力逐漸被殖民者所掌握。不可否認的是,耶塔的統治在洛奇分裂主義的漫長曆史中顯得格外重要。正是他不耐其煩的反覆抗議,使得日後任何憲政變革都很難與實現部分人的利益訴求而分割開。另一方面,巴羅策蘭所享有的實際地位與與勒瓦尼卡及其繼任者的期望差距過大,這根本上源於對協定和同盟關係的濫用。面對日益繁榮的商業帝國和其背後強大的殖民政府,弱小的洛奇族只能通過道德批判來維護自身的權益。等到20世紀30年代後期,巴羅策蘭的發展水平與北羅得尼亞其它地區相比差距愈加顯著,人民的生活水平直線下降,淪為銅帶省的礦業和南部農場的主要勞動力輸出地。高額的稅務和流失的勞力使一度興盛的巴羅策蘭成了有名無實的王國。耶塔同父異母的弟弟茵韋科(Imwiko)在其過世一年後繼位,卻因為默許一系列殖民改革而受到族人的反對。例如一個名為Katengo委員會的組織被再次任命為巴羅策土著政府的顧問方,來獲取酋長和委員會在參與任何涉及到巴羅策蘭的憲政變革的諮詢和批准權。當他本人在1948年去世時,眾人甚至猜測他的繼承人姆瓦納維納(Mwanawina)可能親自策劃了暗殺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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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分裂與獨立(1945-1964)


姆瓦納維納即位後並未拋棄前任所堅持的分裂主義方針。1948年他試圖修改新的Litunga,北羅得尼亞的總督吉爾伯特·倫尼爵士(Sir Gilbert Rennie)重申與茵韋科達成的協議依然奏效。第二年英國殖民地國務卿亞瑟·克里奇瓊斯(Arthur Creech-Jones)在芒古(Mongu)會見了姆瓦納維納和他的委員會,保證道:“陛下的政府將不會答應任何沒有通過您諮詢和贊成的憲政變革。”如願獲得和解後,姆瓦納維納隨後開始對巴羅策蘭土著政府中反對自己的勢力進行大清洗,並將自己的親信安排到高位上,剝奪其他皇族及其隨從的權力。這些被姆瓦納維納驅逐的人隨後結成了最堅定的復仇者同盟。姆瓦納維納的裙帶關係也同樣引起了除了洛奇族精英外的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人的不滿。成立於1939年的芒古福利協會(Mongu Welfare Association)就是中產階級表達不滿的一個重要組織。但是姆瓦納維納通過聘任福利協會的成員為土著政府工作,成功地將這個“溫和的原始民族主義經營組織”改造成了“保守的部落制的壓力集團”,與傳統精英一起,將矛頭對準了制約洛奇主權的殖民制度。

 

20世紀40年代初巴羅策蘭的百姓


姆瓦納維納有的政治策略有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堅決與北羅得尼亞的政治氣候劃清界線。為了儘快實現羅得西亞與尼亞薩蘭聯邦的願景,殖民政府雙管齊下,試圖取得姆瓦納維納的公開支持。由於這個提議被巴羅策蘭和其他殖民地廣泛反對,殖民局決心做出一些退讓,包括承認巴羅策蘭的保護國身份,以及保留姆瓦納維納本人的所有權利。而更強硬的招數在後面:鑑於女王已經正式批准了成立聯邦的議題,吉爾伯特倫尼爵士乾脆宣佈,任何反對聯邦的行為都可被視為對王權的不忠。後者讓姆瓦納維納非常為難。一方面他非常希望自己的王國得到英國的認可,另一方面來自巴羅策蘭的反對聲音又十分刺耳。他的兩個兄弟,商人出身的尼瓦·扎扎(Newo Zaza)和曾任校監的克萊門·扎扎(Clement Zaza),與其餘幾個受過良好教育的洛奇精英發起了一個反對姆瓦納維納統治的運動。巴羅策國家協會在塞克裡·克諾索(Sekeli Konoso)的領導下,發起了一個類似的運動,主要活動範圍在鐵路幹線經過的主要城市。儘管這兩個組織並未一開始就選擇合作,它們卻不約而同地提出要改革巴羅策蘭土著政府,以便接納更多來自精英集團之外的人才。扎扎兄弟號召姆瓦納維納退位讓賢,制定新的憲法,並依照憲法選舉一個Litunga與傳統的議員們共同治理屬地。1956年恩岡貝拉·瓦盧比塔(Ngambela Walubita)因為不滿姆瓦納維納任人唯親而辭去巴羅策蘭傳統政府的職務時,這位Litunga直接將自己的侄女婿安空降到他的位置。這個行為直接惹惱了克諾索和扎扎來兄弟,被他們視為對傳統一次赤裸裸地褻瀆 。隨著反對的聲音越來越強,國王也開始反擊:克諾索因為散發誹謗汙衊Litunga的傳單的罪名被逮,其餘追隨者也因為抗議等行為而被罰款。打著治理騷亂的名義,殖民當局建立了一個委員會,表面上負責考察改革,實際上暗中支持姆瓦納維納的統治,威信全無。


1959年,姆瓦納維納被授予大英帝國勳章騎士頭銜的幾個月後,殖民政府取締了贊比亞非洲國家大會黨(Zambian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也就是日後領導贊比亞獨立的聯合民族獨立黨(United National Independence Party)的前身。殖民政府隨後嚴格監視幾個非洛齊族的巴羅薩蘭領導人,寄希望於通過打擊少數異見者來穩住局面。這個決定事後證明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那些被驅逐的人,如扎扎兄弟和克諾索,選擇與民族主義者合作,政治活動越來越有影響力。而聯合民族獨立黨則利用這些人對當局的強烈不滿,大力支持改革巴羅策蘭土著政府,與洛奇傳統精英公開作對。面對不斷崛起的民族主義浪潮和來自洛奇人民的不滿,姆瓦納維納在1960年8月重申了他過去分裂巴羅策蘭成為直接保護國的訴求。這遭到了民族主義者們的強烈反對,巴羅策蘭反分裂運動應運而生(Barotse Anti-Secession Movement),發展成了聯合民族獨立黨的洛齊戰線。另外一個叫做巴羅策愛國者(Barotse Patriots)的組織也堅決支持反對分裂的訴求。事實上,包括希科塔(Sikota)和亞瑟·維納(Arthur Wina)在內的幾個聯合民族獨立黨的核心領導人本身就是洛齊族人。從出身、教育和政治傾向上,這些人都不算是洛齊的傳統精英。但是在聯合民族獨立黨內,他們卻和被姆瓦納維納排擠的傳統精英一道開展民族主義運動。不過在巴羅薩蘭的領地上,由於傳統政府的禁令和殖民當局的支持,這些組織和政治家的影響仍然有限。 


卡翁達領導聯合民族獨立黨成員抗議英國政府,爭取贊比亞民族獨立


1961年4月姆瓦納維納去倫敦會見英國殖民祕書伊恩·麥克利奧德(Iain MacLeod),要求洛齊從未來將要成立的政治體中分離出來。與此同時,姆瓦納維納的弟弟戈德溫·姆比庫西塔勒瓦尼卡(Godwin Mbikusita-Lewanika)逐漸脫穎而出,這引起了聯合民族獨立黨的強烈不滿。戈德溫·姆比庫西塔勒瓦尼卡是聯合聯邦黨(United Federal Party)盧安瓜(Luangwa)地區的議員,更是時任聯邦總理羅伊·韋倫斯基(Roy Welensky)親近的盟友。他和韋倫斯基一道試圖建立一個包括南羅得尼亞和前西北羅得尼亞在內的新聯邦,姆瓦納維納也曾給予支持。但這項提議很快就被廢止了,姆瓦納維納只好繼續爭取將巴羅策蘭分裂出去。1962年4月他召開了巴羅策國家委員會(Barotse National Council),會議旨在討論保護國的前景,參會者包括洛齊族的高級酋長和Litunga任命的議員。此次會議宣佈,經姆瓦納維納本人同意,巴羅策蘭人民將被允許參加未來選舉。確信民族主義者們在巴羅策蘭的勢力尚微,姆瓦納維納和他的委員會嗅到了一舉打敗聯合民族獨立黨的機會。一旦巴羅策國家黨(Barotse National (or Sicaba) Party)在選舉中獲勝,分裂主義就獲得了合法性。相對地,聯合民族獨立黨主張在保留巴羅策的傳統身份的基礎上,為其提供更多的發展機會。鑑於其施政綱領的本質是改革,聯合民族獨立黨放棄了激進的民族主義,轉而尋求更廣泛的群眾基礎。這個策略使其在選舉中取得了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而巴羅策國家黨甚至沒有一位候選人獲得了超過70張選票。

 

巴羅策蘭國家委員會標識


雖然在這次競選遭遇了慘敗,姆瓦納維納更堅定了巴羅策蘭分裂的決心。他於1963年7月飛到倫敦與中部非洲的部長巴特勒(R.A. Butler)會面。但是英方領導人總結了這次談話的兩個目的:其一,隆重接待Litunga;其二,巴羅策蘭的命運到了最關鍵的時刻。 得知一旦分裂成功,英國並不會資助巴羅策蘭的發展,姆瓦納維納只好同意與北羅得尼亞政府談判。巴羅策蘭國家委員會改革在北羅得尼亞政府的堅持下如願進行,隨後的委員會選舉結果以聯合民族獨立黨贏得所有25個席位的巨大勝利而告終。根據之前在倫敦達成的協議,1963年9月將在利文斯頓舉行正式談判。決定巴羅策蘭命運的一次談判見證了聯合民族獨立黨的委員們如何協調正反兩方的利益。一方面,政府代表們滿懷信心,想要儘快結束巴羅策蘭分裂主義運動;另一方面,大部分洛齊人對此提出反對。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聯合民族獨立黨委員黑斯廷斯·諾侑(Hastings Noyoo)受邀為利文斯頓會議致開幕。他警告政府必須告知“Litunga和他提名的委員會”,“正在推行的政策在政治上不切實際,危害經濟又不符合非洲本土情況”。但他反對的並非是巴羅策蘭本身的存在,而是“Litunga和他提名的委員會”對傳統的濫用和對權力的極端控制。他們長期以來推行的政策主要是為了“鞏固他們陳舊的權威和自私的貴族特權”而已。不同於強調民族國家認同的愛國主義者,這些聯合民族獨立黨議員們承認洛齊的特殊地位,強調更兼容的民族主義方針。面對反對的聲音,政府方面最終做出妥協,會議勉強通過了一個基本協議。協議規定巴羅策蘭將參與未來舉行選舉,所有現存的協議仍在獨立後保持法律效益,直到雙方同意取代現存的協議。


 Litunga姆瓦納維納(最右)在倫敦


1964年1月的大選,聯合民族獨立黨再次贏得了各省的大多數席位。但當盧薩卡會議討論巴羅策蘭的未來時,由Litunga、聯合民族獨立黨議員和被任命的傳統議員組成的洛齊代表團再次結成了聯合戰線。他們堅持,只有妥善保管傳統身份,巴羅策蘭才同意加入贊比亞共和國。這個提議與聯合民族獨立黨的口號“一個贊比亞,一個國家”相沖突,故而遭到堅決抵制。無奈之下,姆瓦納維納向卡翁達妥協,英國代表、巴羅策代表和北羅得尼亞政府簽訂了一個正式協定。5月15日,姆瓦納維納和他的代表團飛到倫敦,簽署了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巴羅策蘭協定》(Barotseland Agreement)。正如姆瓦納維納在他的發言稿裡強調,“歷史悠久的洛齊王國與這個新興國家合併所達成的條件,理應納入這個國家憲法的一部分。”卡翁達再次拒絕了通過憲法保留洛齊特權的提議,甚至反對Litunga享有特殊的土地權利,雙方和談面臨破裂。這次是卡翁達對姆瓦納維納妥協,表示認可後者對巴羅策蘭土地的傳統所有權;仍存遲疑的姆瓦納維納最終接受了卡翁達的示好。至此,《巴羅策蘭協定》取代了之前所有英國與巴羅策蘭簽訂的協議,規定Litunga領導地方政府的權力神聖而不可侵犯。作為回報,巴羅策蘭同意成為贊比亞的一部分。如果分析權力分配,這個協議的簽訂意味著聯合民族獨立黨委員們同時打敗了Litunga和聯合民族獨立黨。聯合民族獨立黨委員們同時效力於巴羅策蘭國家委員會,他們在傳統權力結構中享有重要地位,這和芒古福利協會早期的做法相似。與分裂和激進的改革相比,這些人更傾向於溫和的改革。他們並不反對巴羅策蘭國家委員會的存在,而是將矛頭對準它的發展方向和開放程度。這些人也許算是民族主義者,但他們首當其衝是洛齊民族的民族主義者。在當時的背景下,他們的雙重民族主義尚且可以中和。畢竟早在1964年的政治動員上,聯合民族獨立黨就提出要在保障巴羅策蘭的發展基礎上,保留其傳統地位。

 

1964年的《巴羅策蘭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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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與一黨專政(1964-1990)


1965年3月20日的Lealui,巴羅策蘭的故都,姆瓦納維納穿著灰色的長褂,頭戴大禮帽,與贊比亞共和國的總統肯尼斯·卡翁達(Kenneth Kaunda)一同出現在了自己的宮殿。姆瓦納維納帶領隨行隊伍抵達被洛齊人稱作Nalikwanda的皇家遊船,身後跟隨著恩岡貝拉、諾侑和贊比亞內閣成員。這是洛齊人一年一度的遷移性放牧紀念活動——Kuomboka,也是贊比亞獨立後第一次舉辦。這個活動展示國家團結,顯示對傳統的尊重,所以極具象徵意義。正如《中部非洲郵報》的社論所寫,“當卡翁達總統與姆瓦納維納·勒瓦尼卡一起走進Nalikwanda的一刻,巴羅策蘭納入贊比亞的最後一個印章就被敲定了”。在Kuomboka第二天舉行的一個集會上,卡翁達強調了“過渡發展計劃”的重要性,告宣佈“要使巴羅策蘭變得富裕”。

 

Litunga姆瓦納維納與贊比亞共和國總統肯尼斯·卡翁達


國家統一的期盼很快就落空了。5月底,由於擔心盧薩卡提出的地方政府重組計劃會將傳統法庭置於司法部的統治下,巴羅策蘭國家委員會果斷拒絕了與中央政府合作。不久,一些內閣部長飛到芒古,表面上是參加一個聯合民族獨立黨的省級會議,實際上則是對巴羅策蘭施壓。很快,國家委員會宣佈對“誤解政府的政策而道歉”,且諾侑聲明“國家委員會並未與中央政府作對,只是有一些看法上的不同”。他還強調巴羅策蘭一直以來都是贊比亞的一部分。但當姆瓦納維納被問到是否滿意巴羅策蘭成為贊比亞的一部分時,他回答道:“這是個很難的問題。我不能回答”。6月29日,《北方新聞》發表了一封由諾侑簽名的信件,題目是“巴羅策政府新聞稿”。“巴羅策政府”,信裡寫到,“希望嚴辭拒絕貴報刊初的題為“巴羅策委員會道歉“的報道。目前,一個簡單的關鍵問題是:巴羅策蘭與倫敦簽定的協議是否得到了應有的尊重?”財政部部長亞瑟·維納警告諾侑在玩火。毫不意外,中央政府據傳對諾侑展開了嚴密的搜捕。這個消息最直接的結果就是1965年頒佈《地方政府法案》,徹底廢除巴羅策蘭土著政府與巴羅策蘭國家委員會,取而代之的則是區域委員會。這個法案撤回了Litunga的任命權、巴羅策財政的控制權以及制定法律的一票否決權。為了彌補其利益損失,政府同意支付其1萬英鎊的工資。1965年的《酋長法案》給予總統授予和撤銷任何酋長身份的權利,並且詳細註明Litunga也包括在內。1966年的《地方法院法案》又將巴羅策蘭的司法管理納入國家體系之下。巴羅策蘭的傳統政府至此被完全解散,Litunga必須依託中央政府而存在。


僅僅截止到1967年,聯合民族獨立黨就在整個巴羅策省失去了民意。洛奇族的內閣部長也開始失去在聯合民族獨立黨黨內的影響。愈演愈烈的宗派鬥爭造成多個洛齊政治家在1967年聯合民族獨立黨中央委員會選舉上落選。這個結果既是造成洛齊人不滿的原因,也是結果。對出身洛齊的聯合民族獨立黨政治家來說,失去黨內支持加劇了巴羅策省的孤立。1967年,洛齊的憤怒得到了一個新的宣洩渠道。前反對黨非洲人國民大會黨(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的議員木法亞·蒙布那(Mufaya Mumbuna)在1966年《地方法院法案》批准後便宣佈退黨,創建他自己的政黨——聯合黨(United Party)。聯合黨吸引了很多被聯合民族獨立黨驅逐的巴羅策蘭政治家,如那魯米諾·芒迪亞(Nalumino Mundia)在1968年初當選聯合黨主席。諾侑也加入了聯合黨,成為了巴羅策省的省領導人。聯合黨在全國範圍逐漸擴大影響力,不料其在銅帶省的運動釀成了大規模騷亂。卡翁達在1968年8月宣佈,禁止聯合黨的一切活動,限制聯合黨成員的行動。芒迪亞被捕,但諾侑和其他人因為提前收到了警告而轉到地下運動。聯合黨後來被納入了非洲人國民大會黨,洛齊人的不滿也得以在1968年12月選舉前找到了新的組織寄託。


聯合黨主席芒迪亞


非洲人國民大會黨和聯合黨想要傳遞一個簡單的信息。巴羅策省的人民曾得到聯合民族獨立黨的承諾,獨立後卻沒有享受應得的福利,生活狀況一如既往得糟糕。聯合民族獨立黨在1964年提出的保留和發展巴羅策蘭的政策顯而易見並沒有得到落實。截止1968年底,巴羅策省的僱傭工人比例甚至比五年前還低。糟糕的經濟狀況不僅讓民族主義政治家和洛齊民族主義者取得共識,甚至還得到了傳統精英和大部分老百姓的支持。那些當初投票給聯合民族獨立黨的洛齊人也許曾想著通過犧牲王國的自治換來發展前景,熟料慘烈的代價並沒有帶來實際的好處。1968年11月姆瓦納維納去世後,出乎很多人的意料,12月15日戈德溫·姆比庫西塔勒瓦尼卡繼承了王位。這個決定引起了很多居住在城市的洛齊人,包括洛齊的聯合民族獨立黨政治家的反對。但聯合民族獨立黨似乎影響了繼承人的選擇,旨在削弱聯合黨的勢力,向那些批評政府孤立巴羅策省的人示好。


姆比庫西塔勒瓦尼卡繼位後的四天,贊比亞進行了獨立後的第一次大選。如果聯合民族獨立黨支持姆比庫西塔勒瓦尼卡是競選策略之一,那麼選舉結果顯得差強人意。非洲人國民大會黨贏得了巴羅策省總共11個席位中的8個,獲勝率高達61%。仍被政府控制行動的芒迪亞諾侑和芒布那都成功當選。聯合民族獨立黨的候選人輸掉席位,標誌著洛齊民族主義者被徹底拒之門外。《贊比亞時報》一篇社評甚至如此不堪地評論:“選舉過後,在約翰內斯堡打工的服務生竟然取代了卡翁達總統前內閣的人才。” 聯合民族獨立黨的復仇來得很快。儘管巴羅策省在1969年關於結束所有普通投票的公投中投了否決票,試圖讓議會只負責修改憲法,這項公投最終被國家通過。這標誌著挑戰《巴羅策蘭協定》合法性的開始。1969年8月11日,在聯合民族獨立黨國家委員會年會上,卡翁達宣佈Litunga將會失去他剩下的特許權。兩週後,巴羅策省 被正式更名為西部省,其享有的狩獵與打漁的傳統權利被終止。最終在10月份的時候,政府引進了《憲法修訂第五號決議》,廢除了《巴羅策蘭協定》,將土地使用權從Litunga手中收回。非洲人國民大會黨議員在議會上嚴厲反對這項決定,芒布那甚至痛批贊比亞政府和南非白人政權沒有什麼分別,是“現行的納粹主義”。聯合民族獨立黨的希科塔·維納則重申政府立場:“你不能在一個國家建立一個國家。你不能承認一個由白人簽署的協議。”諾侑將維納稱作“一個在自己的出生地被政治放逐的人”,並警告,如果政府繼續推行終止1964年的《巴羅策蘭協定》,大屠殺將緊跟著發生。聯合民族獨立黨在議會享有的大多數席位保證了這個決定於10月15日被通過。1970年《西部省法案》是壓倒駱駝的最後的一根稻草,因為它規定了所有土地歸總統所轄,廢除了傳統政府享有的所有權利。

 

贊比亞第一任內閣成員


縱觀整個70和80年代,洛齊分裂主義一直徘徊在低潮階段。在引入一黨制的前夕,聯合民族獨立黨政府於1972年驅逐了芒布那和諾侑。隨著非洲人國民大會黨和聯合黨均被打敗,洛齊民族主義者被中立,聯合民族獨立黨開始跟傳統主義者們協商,準備在酋長的總部設立聯合民族獨立黨的分支機構。依存國家權力而存在的Litunga試圖與政府和解,但他諂媚的態度並不被其人民所認可。在1973年一黨化後的第一次大選上,西部省的投票率僅達21.8%,居全國最低。雖然這個數字在1978年的選舉中提升到了44.1%,但依舊居全國最低。事後證明這兩次選舉結果成了西部省反對中央政府的證據。姆比庫西塔勒瓦尼卡死於1977年,繼位者是耶塔三世的兒子伊魯特(Ilute),後稱耶塔四世。他1983年任職於聯合民族獨立黨中央委員會,協管西部省事務。值得一提的是,政府吸收的洛齊精英不限於皇族。1981年卡翁達任命曾任聯合民族獨立黨議員和前非洲人國民大會黨/聯合黨領袖,那魯米諾·芒迪亞(Nalumino Mundia)為總理,旨在打破詆譭聯合民族獨立黨的傳言,控制分裂主義的勢頭。縱觀整個70和80年代,西部省的人民的最深的擔憂來自於外部威脅。安哥拉戰爭的激化和南非武裝力量的入侵,使作為西南非洲人民組織(SWAPO)大本營的西部省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隱患。深陷貧困的西部省,現如今被一黨制的國家嚴格制約,洛齊分裂主義也就只能暫且低調行事了。

 

70年代西南非洲人民組織的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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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共和國的分裂主義(1990-2013)


一黨制的突然結束,掀開了贊比亞政治史的新篇章,也標誌著洛齊復仇的開始。1990年召開的關於通過多黨制改革的全國會議,見證了多黨民主運動(Movement for Multi-Party Democracy)的成立,而其幕後推手之一就是戈德溫·姆比庫西塔勒瓦尼卡的兒子,1991年之前任MMD祕書長的阿卡尚巴瓦·姆比庫西塔勒瓦尼卡(Akashambatwa Mbikusita-Lewanika)。穆法亞·芒布那(Mufaya Mumbuna),洛齊權利運動的先驅者之一,擔任多黨民主運動西部省主席。而阿卡尚巴瓦的妹妹,伊農戈·姆比庫西塔勒瓦尼卡(Inonge Mbikusita-Lewanika)也在政壇十分活躍。1991年多黨民主運動獲勝的大選中,他們均贏得了西部省的席位。有一段時間多黨民主運動曾將幾股傳統力量凝聚在一起,但就如同“放在籃子裡的牛奶”一樣無力,並不能被徹底壓制反對的聲音。多黨民主運動領導集團內部的矛盾愈演愈烈,知識分子、商人和離開聯合民族獨立黨的政客間的衝突顯而易見。全國統一核心會議(Caucus for National Unity)的成立,反映了多黨民主運動內部一些人對以奇盧巴(Chiluba)主席為代表的班巴語領導核心的不滿。儘管西部省大比例投票贊成多黨民主運動當選執政黨,奇盧巴並沒有如願接受洛齊的訴求。這種少數民族被邊緣的心態在部長級別的任命完成後被進一步落實了。被分配了不太重要的職務的阿卡尚巴瓦不到一年就選擇了辭職,嚴厲批評黨內腐敗和對民主的濫用。1993年他在國家黨(National Party)的建立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國家黨也成為了很多從多黨民主運動辭職的或被邊緣的政治家的新出路。這個小黨的命運與聯合黨相似,沒過多久就解散了。

 

多黨民主運動領袖奇盧巴


耶塔三世在位時,建立了一個新的傳統:一旦修憲被提上了政治議程,洛齊的期望就會被提高。在一黨制快要衰落之機,洛齊傳統領導組織巴羅策皇家機構(Barotse Royal Establishment)也開始了行動。1990年9月17日,超過1千個洛齊人蔘加了由策皇家機構組織的芒古集會,主持大會的是恩岡貝拉。這次集會的核心是1965年批評政府採用欺詐手段騙取巴羅策土著金庫(Barotse Native Treasury)的資產,號召律師起訴贊比亞政府。隨之而來的談判破裂更加劇了兩者之間的矛盾。1993年7月,約5千名群眾聚集在Limulunga這個地方,支持西部省分裂。奇盧巴因此惱羞成怒。出於對政府閃爍其詞的的嚴重不滿,1994年2月憤怒的芒古群眾用石頭攻擊總統的車隊。1995年,贊比亞警方在西部省查獲包括30個火箭發射器、手榴彈、地雷和炸藥等在內的各式武器,據推測,均來自於鄰國安哥拉的爭取安哥拉徹底獨立全國聯盟(UNITA)組織。贊比亞政府隨後通過了一項新的土地法案,重點強調巴羅策協定已經失效。巴羅策皇家機構很快做出迴應,在1995年11月份召集巴羅策國家委員會,會上提出將巴羅策協定納入贊比亞憲法。一旦這項提議被政府剝奪,“巴羅策的人民將有權利恢復自主權,獲得1964年以前巴羅策最初的地位”。

 

巴羅策蘭皇家機構的成員參與遊行


為了抓住這次反對浪潮的機會,阿卡尚巴瓦·姆比庫西塔勒瓦尼卡在1996年大選前建立了自己的政黨——贊比亞議題(Agenda for Zambia)。他公開支持分裂主義的提議,認為巴羅策人民繼續“遭受贊比亞當前部落主義和集權主義的政府”不具有合法性且不公正。他的政治運動得到了其它同行的支持。同一年,伊馬希庫·穆堂戈爾瓦(Imasiku Mutangelwa)王子建立了巴羅策愛國主義戰線(Barotse Patriot Front),這是一個出於對巴羅策皇家機構不滿而發起的激進運動。1996年大選結果卻見證了贊比亞議題黨的勝利。儘管伊農戈·姆比庫西塔勒瓦尼卡贏得了芒古的議會席位,阿卡尚巴瓦在總統選舉中僅獲得了2.61%的票數,在西部省的票數是27%。隨著多黨民主運動掌握政府領導權,洛齊分裂主張前途不甚明朗。然而巴羅策愛國主義陣線 並沒有被這次失敗所打擊,1998年提出武力威脅贊比亞政府,實現巴羅策蘭的分離。1999年8月,與安哥拉和納米比亞邊境相鄰的卡普里維迴廊(Caprivi Strip)遭受了入侵, 入侵者是一個自稱為拉普里維解放軍(Caprivi Liberation Army)的武裝力量,它主要由洛齊人組成,與巴羅策愛國主義陣線一樣追求分裂,提出恢復巴羅策殖民前的身份。作為巴羅策愛國主義陣線堅實的同盟,穆堂戈爾瓦曾說,“現在已經到了行動而不是聲援的時刻了”,支持者們已經越過了邊境來協助“族人們”。阿卡尚巴瓦早先也曾發表過他對拉普里維解放軍和巴羅策愛國主義陣線的支持。拉普里維解放軍襲擊了納米比亞政府在卡蒂馬·穆利洛(Katima Mulilo)的部署,但很快就被納米比亞國防軍給打敗了。巴羅策愛國主義陣線隨後被贊比亞政府取締,而穆堂戈爾瓦本人不得不向駐盧薩卡的南非高級專員請求難民身份。

 

卡普里維迴廊


然而這個事件並沒有阻礙姆比庫西塔勒瓦尼卡的政治生涯。耶塔四世死於2000年,阿卡尚巴瓦試圖競爭寶座,卻沒有成功。2001年的選舉結果同樣令人失望,伊農戈代表贊比亞議題黨出戰,卻僅獲得了全國0.56%的票數。甚至在她之前獲勝的芒古選區,伊農戈也僅獲得了441張選票。贊比亞議題黨的失敗原因主要是源於實力欠缺,儘管在競選期間做出了很多許諾,但不能保證能夠真正實現。2001年大選後,放棄分裂主義立場的阿卡尚巴瓦重新加入了多黨民主運動,成為了發言人。他後擔任奇盧巴的繼承人,利維·姆瓦納瓦薩(Levy Mwanawasa)的特使,而伊農戈則被任命為贊比亞駐美國大使。跟他們的父親一樣,伊農戈和阿卡尚巴瓦被證明是善變的政客,擅長修復國家和地方精英和政治之間的縫隙。不同於父親的是,他們還涉獵洛齊民族主義政治,與三十年前的諾侑和芒布那不謀而合。對於戈德溫·姆比庫西塔勒瓦尼卡來說,他對中央政府的依賴是由聯合民族獨立黨的中央化路線決定的,洛齊主權被摧毀是一個必然結果。對於阿卡尚巴瓦來說,多黨政治的歷史階段,被中心控制之外的權力享受更多的空間。不過,在一箇中央化的選舉體系下一味追求地方主權,只會起到適得其反的效果。


結果,耶塔四世的繼承人是盧波希·茵韋科二世(Lubosi Imwiko II)。繼位前,他曾是一位投資鐵路的商人,其家人曾為多黨民主運動工作。在他統治的前五年,西部省比較平靜。但是2005年芒貢巴憲法回顧委員會(Mung’omba Constitution Review Commission)的報告強調,政府方面缺少和談判的意志,阻隔了贊比亞政府與巴羅策代表的對話,呼籲BRE和政府雙方能夠妥善解決巴羅策蘭協定中的核心問題。芒貢巴憲法通過後,姆瓦納瓦薩總統召開了全國憲法會議(National Constitutional Conference)。因為巴羅策協定被忽略,巴羅策皇家機構提出抗議,拒絕接受新提出的憲法草案。反對的聲音不只限於巴羅策皇家機構。2010年10月23日,在贊比亞國慶前夕,芒古的一場反對憲法草案的示威活動演變成了暴力衝突。警察動用了催淚瓦斯和武器來阻止人群。隨後的一個月,芒古發生了更多騷亂。2011年1月14日警察強硬的鎮壓造成兩人死亡和多人受傷,超過100人因為參與暴亂而被逮捕和驅逐,還有23人被指控叛國罪。四個性質類似的組織涉嫌參與了這起騷亂,它們是巴羅策自由運動(Barotse Freedom Movement),恢復巴羅策蘭運動(Movement for the Restoration of Barotseland),Linyungandambo(意思是“提醒你的族人”),和巴羅策愛國主義陣線。兩週後舉行的2011巴羅策國家委員會會議上,巴羅策皇家機構與以上組織分離,但它也在尋求一定政治籌碼。委員會反對暴力,強調恢復協定效力,卻強調這不等同於分裂主義。這個決議受到了於2008年當選的贊比亞總統魯皮亞·班達(Rupiah Banda)的歡迎。考慮到選舉將要在下一年舉行,洛齊分裂主義組織揚言進行干擾,巴羅策蘭協定無疑是一個燙手的山芋。


2011年1月14日芒古,警察與示威群眾對峙


2011年5月11日,愛國陣線(Patriotic Front)的總統候選人邁克爾·薩塔(Michael Sata)在芒古的一場動員活動中公開表態:“Linyundandambo不是一個暴力組織。它是一個民族主義組織。在贊比亞所有十個省中,只有巴羅策蘭的人們享有這樣一個協定,一個卡翁達簽名批准的協定。如果我們競選成功,我們會子90天內執行這個協定。”這個承諾最終成為了薩塔和他的政黨的噩夢。愛國陣線贏得了2011年大選,但是並未執行這項協定。相反,薩塔向那些在騷亂中被逮捕的人表達了歉意,宣佈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起初洛奇人期待這次調查可以討論巴羅策蘭協定的內容,但最後呈現出來的11條決定中的9條都僅限於2011年1月的騷亂,沒有一條提到了巴羅策蘭協定。在調查報告的撰寫過程中, 似乎有人建議恢復巴羅策蘭協定的法律效力,批評贊比亞警察在騷亂中的做法。 2012年3月召開的巴羅策國家委員通過了過去二十年來最激進的幾項決定,暨最終決定接受廢除1964年《巴羅策蘭協定》的決定。委員會提出,當國際協定已被另外一方宣佈無效的情況下,“我們將不再被它規定的義務所束縛,迴歸到我們初始的地位。”這其實是一個循環:如果巴羅策蘭協定意味著早於它的協定失去效力,那麼當它本身也被終止時,巴羅策蘭應該回歸它19世紀晚期被授予特許權之前的主權地位。 


 薩塔在芒古參加活動


眼下有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在洛齊分裂主義運動的漫長曆史上,現代洛齊分裂主義的社會基礎到底是什麼。截止到60年代,巴羅策蘭政治依然被傳統精英所壟斷,洛齊分裂主義根植於他們之間的政治遊戲。這批精英同樣控制這個省的財富。勞工移民為精英之外的一些人提供了一些改變生活條件的機會;同理,教育也改變了一些人的命運。正是這些人建立了芒古福利協會。儘管如此,巴羅策蘭依然是北羅得尼亞最不發達的地區,頂多算得上是殖民時期優秀的勞動力儲備區。通往獨立的鬥爭見證了一批又一批新興政治力量的崛起:先是克諾索和扎扎兄弟,隨後是聯合民族獨立黨委員這樣主張洛齊民族主義優先於國家民族主義存在的人。對獨立的渴望,加上民族主義者許下的美好諾言,驅使絕大多數洛齊人在1964年大選時投給了聯合民族獨立黨。這次投票的本質是支持地方發展,反對傳統精英的政策而並不是他們的存在。但當巴羅策蘭的存在受到威脅時,諾侑和芒布那為代表的洛齊民族主義者通過支持分裂主義維護洛齊主權,這又跟那些早先為了自身利益而尋求分裂的洛齊精英殊途同歸。自60年代起,分裂主義的主要推手已不再是傳統精英,而是巴羅策蘭培養的具有現代意識的民族主義者。1968年,聯合民族獨立黨曾許諾的獨立果實已成泡影,洛齊王國的傳統領導結構被迫解體。這些都讓洛齊人對執政黨徹底失去信心,轉而支持那些洛齊本土的民族主義者。如同其它一黨專政國家的選舉,1973年和1978年並不允許直接反對執政黨,但是洛齊人還是通過棄權票的方式對中央政府表達強烈的不滿。


考慮到以上所有因素,也許洛齊傳統精英並非沒有謹慎地對待分裂主義運動。如果我們把洛齊分裂主義比作騎馬這項運動,那麼傳統精英們既不是被駕馭的馬,也更不可能是駕馭馬的騎手。他們也許更像一個馬鞍,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2012年9月,大約60人左右的洛齊年輕人來到芒古行政區委辦公室,當場撕碎了上百份贊比亞憲法修訂草案的印刷品。其中一個人說道:“我們已經告訴過你們不要管我們,我們不再是是贊比亞的一部分,因此憲法修訂的協商過程跟我們無關”。這次行動的結果以12個示威者被逮捕而告終。剛剛上任的克萊蒙·瓦茵耶·辛茵卡(Clement Wainyae Sinyinda)被報道曾闖進芒古警察局要求釋放這些示威人員。塞南加(Senanga)地區多黨民主運動前議員辛茵卡是2012年巴羅策國家委員會的核心,後成為爭取洛齊權利運動分子的倡導者。僅過了11個月,辛茵卡就宣佈從巴羅策國家委員會辭職,並批評巴羅策皇家機構是幕後黑手,他們幾位成員發起的運動獲得了Litunga的批准。巴羅策皇家機構自然是努力劃清界線。辛茵卡對隨後建立的巴羅策國家自由聯盟(Barotse National Freedom Alliance)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這個由Linyungandambo, 巴羅策自由運動, 恢復巴羅策蘭運動, 巴羅策愛國主義陣線和巴羅策青年團(Barotse Youth League)組成的龐大組織,於2013年8月由辛茵卡正式領導。很快,他連同其餘84人因叛國罪而被起訴。11月30號,控告被撤回。不同於2011年騷亂引起的逮捕活動,並沒有人對這次逮捕事件道歉。如果上一次道歉是新上任的總統通過許諾來積累政治資本,那麼這次的控告同2011年一樣,也是一次政治博弈,儘管目的完全不同。

 

辛茵卡在發言


對獨立成果的失望與現代分裂主義不謀而合,也與多黨政治時期的失落遙相呼應。60年代聯合民族獨立黨委員會在現代分裂主義者中找到了對應。成功打破傳統與現代精英界限的阿馮巴·蒙波瓦(Afumba Mombotwa)就是個例子。身為勒瓦尼卡顧問的孫子,他從未在傳統辦公機構就職。1955年出生於芒古區,他在西部省接受來小學與初中教育。後從倫敦留學歸來的蒙波瓦先後就職於贊比亞農業部與外交部。他與巴羅策愛中國主義陣線有著密切聯繫,1999至2002年曾任祕書,後於2010年建立了Linyungandambo。這個組織的成員由年輕人組成,這符合芒古騷亂時期的報道。這些年輕人並不僅僅批判現行政府,還攻擊它的前身,包括1964年簽署的巴羅策協定和勒瓦尼卡簽署的特許權協定。這段歷史對這些現代分裂主義者來說非常重要。正是特殊主義的歷史淵源激發了他們,而反過來,特殊主義本身也因此被反覆強調。


過去幾代人的分裂主義情緒可以依次歸結於殖民特權、獨立後以及多黨政治時期的苦果。由於巴羅策蘭的不發達和政治邊緣化,老百姓對未來有著更高的期待,分裂主義的運動風起雲湧。不可避免地,這種政治態勢與洛齊的政治意識緊密相關。光明的發展前景與田園牧歌式的傳統,看似毫不相干,卻成為幾代分裂主義者的信仰。他們不滿於早期的民族主義者迂腐的政治觀和當下發展驅動下的自由主義方針,認為它們都沒能給巴羅策蘭帶來可觀的利益。巴羅策皇家機構和洛齊精英自然也追求個人特權,但是洛齊分裂主義的歷史並不能被簡單地歸結為當權者的歷史。跟其它類型的民族主義一樣,對過去的維護也是對未來的構想,這是精英們和其它普通人共同的追求。他們的政治訴求並非堅持或變革,而是弱小的人對當權者的挑戰。儘管過去的五十年贊比亞經歷了巨大的社會變化,這個國家的西部很大程度上依然如初。欠發達不只是侷限於西部省,但它的發展狀況之差顯而易見。希望這篇文章可以引起學界對贊比亞以及贊比亞這一地區更廣泛對研究興趣,全面詳細地掌握政歷史上洛齊族分裂主義的起源與發展,幫助人們更好地理解非洲的殖民制度、後殖民政治、民族主義等問題 。


本文譯自傑克·霍根2014年發表在《南部非洲研究期刊》的文章,文中內容有刪改,圖片由譯者添加。Jack Hogan (2014) ‘What Then Happened To Our Eden?’: The Long History of Lozi Secessionism, 1890–2013,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40:5, 907-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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