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城迪拜丨封面故事

南方人物週刊2016-11-01 10:16:27


夜景


他們帶去了廉價的中國貨,

還有酒精、行賄、黑幫……

一群又一群中國人為財富不遠萬里奔向

嚐盡夢想跌宕起伏的各種滋味


丟失的ID卡


已經是傍晚,空氣依然像點著的火,燙得李吉祥燥熱難安。這名四十多歲的河南男人打著電話罵了句“媽的”,鑽進國際城向裡的一幢居民樓,有朋友找他談事情。一進朋友家門,他便喋喋不休,語無倫次:


“今天給我老鄉,無緣無故地,給他交了一萬塊錢保釋金,人還沒保出來。


“我是黑著了,但是我不犯法。”


朋友聽不下去,重複問了幾次:“什麼事啊?到底什麼事?”


在這之前,李吉祥一名老鄉的ID卡(迪拜外籍人士身份證)被人冒用,實名購買電話卡,並向其他人發敲詐短信,恐嚇說:“不給我50萬,我殺你全家。”8月17日下午5點,5名迪拜警察把他老鄉從家中帶走,關押在拉斯迪亞警察局。


當天,李吉祥找了一個蘇姓華人律師想把老鄉保釋出來,後者常在警察局做翻譯。“他說一萬迪拉姆(阿聯酋流通貨幣,1迪拉姆=1.8元人民幣),五六天能保出來。我給了他一萬。現在一禮拜多了,屁事沒有辦成,人還在裡面關著。”律師也不接他電話了。


李吉祥大罵律師騙他錢,又為老鄉著急:“我老鄉是正規做生意的,人家在龍城賣倉庫貨架。現在就是記不清誰拿了他的ID卡,買手機卡發短信敲詐。”


朋友幫不上什麼忙,他大概只是想找個地方發發牢騷。回到旅館,他又開始向自己的房客絮叨這件事。李吉祥是龍城國際城一間家庭旅館的老闆,沒有營業執照。他幹這一行已經9年。這是他到迪拜13年來最穩定的一份工作。


不過,他對這份工作甚至在迪拜的前景有些擔憂。這一年以來,迪拜龍城的經濟越來越不景氣,不少商家只能勉強維持。尤其自龍城商場二期開業以來,幾乎沒有生意。


龍城不景氣,李吉祥感覺旅館生意也淡了不少。這間旅館所在的國際城,與龍城僅隔著一條馬路,是龍城商鋪老闆和員工的生活區。李吉祥的旅館靠這群人維持。


“在國內,很多人以為迪拜很美好,賺錢容易,甚至乞丐都能月入幾十萬,這都是假的。”李吉祥笑了笑說,現在很多中國老闆在迪拜處境艱難,日子過不下去,也回不了國。



 罷市

 

2015年,李吉祥就感覺到旅館的生意開始下滑。他的房客大多是初到龍城的國內老闆。他們過去擠爆了小旅館,但此時已越來越少人光顧。他覺得,2015年10月以後,中國商人在龍城的好時光已經徹底過去了。


2015年10月的一天,李吉祥下樓去溫州超市買東西,聽到外面很熱鬧,跑到路口,看見一百多輛小汽車排成長龍,從龍城出發開往迪拜城區。一群人亂哄哄的,消失在公路拐角。


一打聽,他才知道,這群人都是龍城商場二期的商戶,正準備前往龍城房地產集團(Nakheel,龍城一期、二期開發商,以下簡稱“納克希爾”)位於棕櫚島的總部維權。那天,幾百人浩浩蕩蕩跑到棕櫚島,在納克希爾辦公樓前聚集,一些人打著橫幅,喊著各種口號。“大家去了也不知道幹什麼,沒有具體綱領,也沒人組織,警察出來一轟,大家就散了。”龍城二期商戶介紹。


這是龍城自成立以來,少有的大規模維權活動。之後,李吉祥經常看到有龍城商戶打橫幅、喊口號,甚至罷市。從2015年10月開始,龍城二期商戶組織了多次維權行動,期間有多人被抓進警察局。


商戶莫莫(音)曾主導了最初的幾次維權。他聘請律師,針對龍城二期合同存在的不合理協議以及違約行為,組織商戶與納克希爾打官司。納克希爾內部的中國僱員建議,單約部分商戶談話,各個擊破。與此同時,納克希爾突然向銀行遞交舊合同支票,導致一些跳票商戶被戴上手銬,送進警察局,以此驅使其他商戶立即簽署新合同。最終維權官司毫無進展。莫莫還因此回不了迪拜,至今滯留在巴林。


2016年7月30日,龍城二期商戶集體關門罷市。據不完全統計,當天至少有137家二期商戶全天關門。罷市持續了一週,到最後一天仍然有110家商戶繼續關門。期間,兩名現場領頭的中國商人被警察抓捕,次日在繳納高額保釋金後才回到家中。罷市之前,組織者蘇文給納克希爾每一位高管都發了郵件,詳細闡述中國商戶的訴求。


中國駐迪拜總領事李凌冰曾因此次維權事件專門與納克希爾董事局主席路他·阿里會談,但納克希爾讓步有限。罷市組織者蘇文曾硬拉著中國貿促會海灣地區代表處總代表張喜進前去交涉,也收效甚微。


蘇文認為這次罷市是一次失敗的維權行動。儘管納克希爾同意中國商戶提出的“更改經營範圍”、“推遲6個月繳納租金”等訴求,但不同意免除前幾個月租金。


“很難。”對於結果,葉浩有些悲觀。他是罷市維權行動領導者,也因此受到各種打擊。葉浩介紹:“蘇文在幕後,我在臺前領頭。”龍城商人餘玉祥透露,商戶們湊了20萬迪拉姆保釋金,以防葉浩因為組織維權被捕。

 

牢獄之災

 

9月要到了,迪拜依然暑熱難消,室外氣溫超過40攝氏度。葉浩躺坐在床沿,不時吸上兩口萬寶路香菸。桌子上扔著不少空癟的易拉罐啤酒瓶,菸灰缸裡塞滿了菸蒂,地上到處是瓜子殼,各種雜物凌亂地堆滿了這間十幾平米的小屋。


他特意開著房門,好讓房東的空調從客廳裡飄進一絲涼氣。這間小臥室位於迪拜龍城的國際城,月租2400迪拉姆,他住了大半年。



迪拜龍城二期商戶葉浩


葉浩眼神灰暗,情緒低落,從抽屜拿出一張法院的傳票,呆呆地看一陣,又放回原處。傳票是用阿拉伯文打印的,他看不懂。但上面用藍色水筆標註的日期讓他明白,自己必須在9月8日早上8點半去迪拜法院出庭。


“不過是走個程序。人到法庭,法官念一下判決結果,前後不到3分鐘。之前龍城很多人都是這樣的。”葉浩對結果不抱希望,他覺得敗訴是必然的,自己註定面臨一場牢獄之災。“可能是半年,也可能是3個月。”他估算著。


自幾個月前因為無力承擔在龍城二期的商鋪租金,支票被迫跳票以後,他便一直心神不寧。他的商鋪沒有生意,手頭的錢花光了,隨時可能坐牢。期間,次子出生,他也回不了國,妻子因此還曾和他鬧離婚。很多時候,他坐在小屋裡,喝酒、抽菸、嗑瓜子,或者發呆。


如今,他說,做好了坐牢的準備,不再像之前那樣害怕了。“反正我現在什麼都沒有了,坐完牢便可以回國了。”葉浩跟朋友說,自己想開了,坐牢也沒什麼,但有些憂鬱,心情一直很差。


幾天前,迪拜龍城的一名華人同行過生日,邀請他過去吃飯。那天很熱鬧,商戶餘玉祥、周小旭等人興致勃勃地猜拳喝酒,持續了一個晚上。葉浩獨自坐在角落裡,不喝酒,也不大跟人說話,鬱鬱寡歡。


那天去參加生日宴的人,大多是一起維權的商戶,他們與葉浩有著類似的遭遇:在龍城二期的商鋪幾乎沒有生意,損失慘重,支票正面臨跳票風險。


“我跟他們不一樣。”葉浩覺得這些同行家底相對雄厚,儘管遭遇打擊,但生活無虞。“他們還能開心地聚在一起,我怎麼開心得起來?”


在迪拜,龍城(Dragon Mart)早已成為當地華人世界的象徵。這座建於2004年的市場從一開始便是中東地區最大的中國商品集散中心,發展成熟。2012年,迪拜地產商納克希爾開始建設更為現代化的龍城二期商場,向華人招商。


葉浩是四川人,大學畢業之後,很長時間他都在深圳的一些民營手機公司工作。2009年,山寨手機市場火爆,中國的山寨手機在中東異常受歡迎。葉浩因為英文出色,被公司外派到迪拜,負責聯絡當地的經銷商。


他最早住在迪拜德拉地區,後來因為房租高漲,搬到了龍城一帶。他的客戶大多是龍城的商鋪老闆,他也漸漸熟悉了這個華人市場。2010年末,山寨手機市場萎縮。他辭掉了工作,回到老家結婚生子。在四川,他和朋友合夥開了一家火鍋店,並不成功。


2012年,葉浩加入了一家電腦配件公司,申請外派到迪拜。沒多久,看到納克希爾每天都在宣傳龍城二期,並向華人招商,他開始有了做生意的想法。第二年,他與納克希爾公司簽約,在龍城二期租了一間150平米的商鋪,每季度租金差不多44萬迪拉姆。


我去採訪的那一天是週五,伊斯蘭國家一週中最熱鬧的一天。龍城二期只有一樓能看見少數來往的客人。樓上空曠,除了店鋪老闆和店員,幾乎看不到人。一些商鋪門口掛著燈籠,貼著紅色的對聯,更多店鋪則關著門。


葉浩的電子產品店在二樓。像往常一樣,店鋪裡除了他和兩名孟加拉店員,很少有人走進來。那一天,他只賣了兩件商品,收入不過200迪拉姆,只夠付店員的薪水。他每天要倒貼數千迪拉姆。儘管與龍城一期緊挨著,但客流量卻是天壤之別。


這與他當初簽約時設想的景象完全不一樣。葉浩最初拿到的只是一間毛坯房,需要自己掏錢裝修,安裝空調和消防系統。按照協議,龍城二期計劃於2014年10月開業。納克希爾公司要求各家店主在8月前必須完成裝修,並在開業前將貨物上架,違者每天罰款2000迪拉姆。此時商場並未全部完工。


然而,開業時間多次延後。2014年10月,納克希爾公司突然通知,到第二年2月15日試營業。日子到了,又通知延期到10月開業。


2015年2月,葉浩為了準備原定當月15日的開業,花了100萬人民幣從國內進貨,主要為充電寶等電子產品。然而,隨著開業日期一再延後,這些更新換代頻繁的電子產品大幅貶值。“沒幾個人願意買過時的東西,我只好虧本甩了。”2015年上半年,他花了近四個月時間把這些貨物低價處理掉,虧了三十多萬迪拉姆。



客流稀少的龍城商場


直到2016年2月9日,龍城商場二期才正式開業。商場的停車場、入口馬路等配套設施尚未完成,客流量稀少。與此同時,作為房東的納克希爾還在抽取營業額的8%,作為管理費用。“這是霸王條款。”龍城一期商人張偉東認為。退休到迪拜經商前,他一直在國內的財政系統工作。


由於延期一年多開業,又幾乎沒有客流量,傾其所有在二期開店的葉浩,已經沒有錢繳納一季度店鋪租金,他被迫跳票。幾個月前,他向納克希爾申請延期繳納租金,但對方直接把支票送往警察局。等待他的只有法庭和監獄。此前的罷市,只是讓這個結局延緩了幾個月。


在龍城,數百家商戶與他遭遇了同樣的困境。雲南人耿亞2004年便來到了迪拜,在一家國企待了一段時間後,跑到龍城開了一間花店,從雲南特色的葉脈花開始起步,2010年開始賣仿真花。她自己學會修剪、插花,店鋪越開越多。


龍城二期開始招商後,她租了三間店鋪,兩間賣花,一間賣五金,總共380平米。她前後投資了250萬迪拉姆,包括租房、裝修、進貨、僱人等。因為納克希爾集團延期一年多開業,客流量又少,現在每天虧損超過2000迪拉姆。


她手上的資金越來越少,擔心下個季度無力兌現租金支票,可能跳票。不過,因為有龍城一期的店鋪收入填補虧空,讓她不至於陷入葉浩那樣幾乎無力迴天的地步。


龍城過去十幾年的飛速發展,讓葉浩對龍城二期過於樂觀。他計劃在官司結束之後,不論如何都要抽身回國。


他說自己的膽子變小了:“很慘痛的教訓,以前不到七成的把握我就會去做,現在就是八成、九成我都不做。因為身後還有家人。”

 

龍城


中國人一直在遷徙,如今在世界的各個角落幾乎都有華人的身影。迪拜也不例外。


很難說清楚最早進入迪拜地界的中國人是誰。從上世紀開始,陸續有中國人來到迪拜,進行商品貿易,最早在德拉地區形成了一片華人聚集區。如今,德拉依然是迪拜重要的中國商品批發中心。


2000年以後,隨著迪拜崛起,尤其是龍城市場建成之後,大量國人開始湧入這座沙漠之城。如今,依然有很多年輕人湧入迪拜,尋找機會。他們大多受過高等教育,有更多的想法。中國貿促會海灣地區代表處總代表張喜進介紹,迪拜有接近30萬華人,其中僅龍城一帶就有超過5萬人聚集。。


2002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吳儀訪問中東五國時,迪拜政府提出,將傑拜爾阿里自由區的一個15萬平方米的倉庫提供給中國,無償使用3年。在商務部主導下,中方成立中國商品迪拜分撥中心,在位於迪拜城南15公里的沙漠中建起了龍城市場。項目由一個名叫郝峰的中國商人具體操刀。在龍城市場旁邊,迪拜人建起一片規模龐大的社區,供龍城的店主和員工居住。


2004年12月7日,龍城正式開業,兩千多家中國企業進駐,成為中東地區中國商品的貿易樞紐,年貿易額達到數百億美元。


龍城從規劃之初,便開始大規模向華人招商。開業前後,大量中國商人帶著商品來到龍城開店。



最好時光

 

最早一批來到龍城的中國商戶,大多有過一段好時光。


周小旭是龍城的第一批商戶,市場一開業便來到了迪拜。他的一個在商務部工作的高中同學參與了龍城籌建項目。龍城還在建設階段,同學便介紹他前去開店。2005年初,龍城開業不久,周小旭離開阿曼,來到了迪拜。


48歲的周小旭是山東威海人,大學畢業後在當地建設委員會工作。1991年,全國湧起下海潮流。他覺得工資太低,辭去公職,跟著朋友開始做貿易,向韓國和日本銷售威海生產的地毯。幾年後有了一些積蓄,他和胞弟合夥開設了一家小地毯廠。他負責銷售,後者負責生產管理。中東是他們最主要的市場。2003年,他離開威海,前往阿曼。他的地毯在當地頗受歡迎,甚至進入了阿曼王室。


剛到龍城時,他對這座沙漠中的市場有些失望。舉目望去,除了龍城市場這座巨型建築和附近的國際城住宅區,就是茫茫沙地,沒有臺階,沒有停車場,也沒有綠化。


“配套設施都還沒有建好。”周小旭回憶,最初的一年,市場內甚至沒有廁所,顧客想解手,店主們只能把他們領到位於國際城的宿舍裡解決。


那時客流量少,很多商人只好一邊交著租金,一邊拖著商品去周邊各地的展覽會上售賣,以此維持。


周小旭面臨的困難還有語言。他大學專業是工業民用建築,英語學得少,口語和聽力能力很差。客人來買東西,他只能用零星幾個單詞配合手勢溝通。常常因此鬧出誤會,甚至虧錢。


龍城大多數的中國商人面臨著比周小旭更為糟糕的境地。這個群體最初大多是來自江浙、福建等沿海地區的農民,受教育少,也沒學過英語,一些人甚至普通話都說不利索。這些老闆剛到迪拜做生意,都是一聲不吭地拿著計算器,在上面按價格。幾個簡單的數字,涵蓋從報價、砍價到成交的所有流程。時間久了,他們慢慢開始學會一些生意上常用的單詞。但也僅限於聽和說,即便最熟悉的單詞寫在紙上,很多人也不認識了。


到龍城幾個月後,周小旭報名參加了一個語言進修班,集中學了3個月英語。之後,又堅持自學了很長時間,漸漸可以用比較流利的英語與客戶交流,儘管帶著濃重的中國口音,也能看明白合同和一些產品介紹。


他最初的員工都是國內工廠派來的,也有自己的親戚,但都只幹一年多就回國了。他們受不了迪拜的酷熱,語言也不過關。之後,他只找外國員工,主要是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老外沒有語言障礙,願意幹很多年,比較簡單,雖然沒有中國人勤奮。”周小旭評論道。


到了2006年,龍城的配套設施漸漸完善,同時,市場內的中國商品以其廉價開始受到當地人歡迎。龍城的知名度越來越高,大批顧客從中東各國湧進這座沙漠之城,購物、進貨。


周小旭的地毯越來越好賣,生意火爆。他把隔壁的兩間商鋪租了下來,擴大店鋪。不久,他又租了更多店面,漸漸成為龍城最大的幾家地毯商鋪之一。“很長時間裡,中東和非洲只有迪拜有中國城,我們生意很好做。”生意最好的時候,他一個月的營業額超過100萬迪拉姆。不過,這是2015年以前的事情了。



孤獨無援


根據中阿兩國簽訂的17年備忘錄,龍城市場頭3年免租。不過,商戶們並沒有享受到免租優惠,每戶反而交了5萬迪拉姆租金。


當龍城的商人知道真相之後,開始與郝峰負責的分撥中心對話、談判。這讓阿聯酋政府有機可乘,使分撥中心撤出龍城,由阿方接管。


2009年,中國分撥中心撤出龍城,將管理權轉讓給迪拜國有企業納克希爾集團。



2005年,時任中國商品(迪拜)分撥中心副總經理許嶽峰(右)向來訪的中國記者和商人介紹龍城項目。2009年,中國分撥中心撤出龍城


從此之後,龍城的中國商人徹底失去了來自官方的依靠,在海外獨自生存。在這之後,出現了多次維權行動,中國商戶很難得到官方的有效幫助。


“民企,尤其是一些中小企業,在海外很艱難的。沒人管,就像沒孃的孩子一樣。”商人黃剛嘆息在龍城的民營企業只能自生自滅。



商人黃剛經營著迪拜首家華人醫院


中國貿促會海灣地區代表處總代表張喜進稱,因為民營企業是自發過來,總領事館對民企的安全和經營問題,比如合約糾紛,不得干涉,“因為你出來是投資的,投資就有風險。”


“在國外有不少項目就像借殼上市,就弄了一個倉庫,簡單裝修,就成為了一個市場,其實主要是為了拿國家的補貼,套國家的錢。”龍城一期商人張偉東退休前一直在黑龍江等地從政,她介紹,不少政府領導的關係人拿空殼項目,到境外向華人招商,拿著合同回來,寫一份報告,就變成境外投資,然後去領國家補貼。她稱自己在迪拜曾差點這樣被人忽悠。


2009年,納克希爾集團接手龍城管理權後,立即提高龍城商鋪租金。這引得中國商戶不滿,集體前往納克希爾總部抗議。迫於壓力,納克希爾最終承諾3年不漲租。2013年開始,業主決定每年漲租5%。2015年,納克希爾通知商戶,當年租金漲幅為20%,稱漲租已經獲政府批文。中國商戶又集體前往迪拜政府部門投訴。迪拜土地局否認有批文存在。納克希爾不得已開始和商戶一一談判,租金漲幅降至5%至15%不等。



迪拜國際城,圖為黃剛創辦的醫院


往日的好時光已經遠去。


在龍城,存在著大大小小十幾家商會。不過,他們甚少為中國企業說話,在龍城商戶過往多次與納克希爾的交涉中,很少看見他們的身影。“那麼多商會會長,就是想要個光環,回國以後好看,方便辦事。”張偉東介紹。龍城一名廣州商人則透露,各省對於境外投資的華人企業都會有一定的補貼,但很多時候都落入商會甚至會長的腰包。比如迪拜廣州商會,每年補貼30萬元,幾乎都用來請客接待。


如今,就像龍城的很多商戶一樣,周小旭的地毯生意已經一年不如一年。過去每個月過百萬的營業額,到2016年已經降至每個月10萬迪拉姆左右。


2015年以來,全球經濟不景氣,本就泡沫嚴重的迪拜表現得更為明顯。讓周小旭更擔憂的是,最近一兩年,周邊的沙特和巴林等國家陸續建立中國城,而迪拜本地也準備建設一座名為“鳳城”的中國商品貿易市場。在龍城,除了已經建成的二期,納克希爾已經規劃到六期,並完成了招商。


“客戶被分流了很多,一些人開始選在可能離他們更近的巴林或者沙特進貨。”周小旭認為,競爭越來越激烈,中國人正在把中國人擠出迪拜。與此同時,一些商戶漸漸對龍城管理方納克希爾喪失信任。“人與人之間不能互相信任,這個生意就難做了。”周小旭感嘆。不過,儘管外部環境發生改變,蘇文則沒有這麼悲觀,他建議龍城的商戶應該積極調整自己的產品結構,來應對這種變化。


 

跑路到迪拜


一直以來,迪拜以其免稅、透明、公開的投資環境,吸引了大量中國商人前去經商、投資。不過,對於另一些中國商人而言,迪拜是他們躲債、藏匿的樂土。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在龍城嘗試東山再起。


張政建在龍城一期和二期都有大量商鋪,在迪拜各地還以“山圖”為名,開設了多家連鎖餐廳。他是龍城最具實力的商人之一。看到他如今的產業規模,很多人都難以把他與18年前出逃的企業家劃上等號。


2008年6月,張政建乘飛機借道北京,經香港到達馬來西亞,之後從公眾視野中消失。那個時候,他名下的金烏集團拖欠8家銀行貸款共3.5億元人民幣,以及14億元民間借貸,資金鍊斷裂。


張政建原本是浙江義烏大陳鎮的農民,1980年代從深圳販襪子銷往河南起家。在隨後的二十多年裡,他的公司逐漸發展為一家涵蓋襪業、服飾、紡織原料、酒店餐飲、地產開發、農業等多個領域的大型集團。


一名與張政建有過多年生意交集的龍城商人稱,金烏集團破產是必然結果。“他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已經轉移了一部分資產到迪拜。同時,銀行收貸讓他無法再續貸。他想把海外資金作為一個蓄水池,當他發現蓄水池不能調節國內的貸款時,便一走了之。之前他已經提前把太太和小孩都給轉移出來了。”



“外逃商人”張政建在迪拜的產業


在張政建跑路多年之後,國內才有人知道他在迪拜龍城。過去幾年,有債主專門從國內趕到迪拜,見不到人,最後只能空手而歸。2016年8月,一名債主在龍城拿著兩張張政建親手簽字的欠條,金額分別為六千餘萬和三千餘萬,無力地搖頭。張政建覺得這件事涉及自己的名聲,不願意迴應。


國內公安人員也曾經到龍城找他,但有人提前透信給他。他的妻子請人吃了一頓飯,最後不了了之。不過,張政建護照是在迪拜補辦的,無法回國。


在龍城,儘管張政建實力雄厚,但很多華商並不願意與他打交道。


龍城一名華商透露,2008年,張政建初到迪拜時,曾通過妻子徐富珍想到銀行貸款1000萬迪拉姆,要給銀行負責貸款的經理10萬迪拉姆。經理正是這名華商的兒子,她讓兒子請假別管這一項目。


龍城二期維權期間,張政建邀請維權行動的幕後組織者吃飯之後,納克希爾很快知道了組織者的真實身份。龍城多名商戶透露,上半年,龍城二期商戶與納克希爾談判期間,商戶們希望以退店作為籌碼,給對方施加壓力。然而,張政建向納克希爾承諾,一旦有人退店,他將接手。這使得納克希爾談判時突然底氣十足,商戶們無功而返。一些商戶認為,張政建在阻礙同胞維權,對他心存抱怨。


張政建否認了商戶們的說法。不過,他並不贊同商戶們的維權做法,覺得“太簡單,容易出事”,“我們出來做生意,肯定不能出事情。”上述龍城華商認為,張政建與其他中國商戶不同,他回不了國,只能在這邊與迪拜人處好關係。


與張政建的高調相比,其他藏匿在迪拜的中國商人則低調得幾乎不見影子。


郭文貴,北京知名建築盤古大觀的操盤手,政泉控股實際控制人。2015年,多家媒體曾報道,他與被查的前國安部副部長馬建關係密切。


2016年8月,迪拜一名知情人士透露,郭文貴外逃之後,曾經派人先行到迪拜,聯繫當地刑警,詢問能否以1000萬美元的成本,換取避難場所,且保證安全。之後,他從美國飛往迪拜,隱姓埋名。不過,這樣的說法,本刊記者未能找到更多的信源支持。


在迪拜,還有很多小企業跑路至此。張偉東在龍城經營商場多年,一直很低調。她在迪拜見識了不少從國內跑路過來的商人,其中以浙江人居多。


張振華是浙江杭州一家民間金融公司的負責人。幾年前因為涉嫌“非法集資”,帶著一筆資金和情人跑到迪拜。當地很多民眾四處找他要債,卻找不到他,只能為難他留在國內的妻子。


他逃到迪拜之後,拿著錢想找項目投資,找到同鄉陳建國,尋求幫助。陳建國和他的兄弟陳建斌2006年便到了迪拜。他們兄弟二人做建材生意,在國內涉嫌逃稅,提前跑到迪拜,躲避法律制裁。兩人目前在阿布扎比依舊經營建材。


多年前,陳建國曾經想投資華商張偉東在龍城的商場。雙方談妥合作協議,到最後,陳遲遲不肯投錢。這讓張偉東開始懷疑陳,“在國內就不遵紀守法,到這邊又跟原來一樣。”


令張偉東沒想到的是,幾年之後,陳建國竟帶著張振華來找她,請她幫忙為後者辦理長期工作簽證。“跑路還帶著小蜜,老婆在國內。”張偉東自然拒絕了。


 

黑戶


週五凌晨5點不到,周小旭帶著頭天僱下的小時工,來到自己長租的倉庫搬貨。每個星期的這個時候,他都要從這裡運貨到商鋪。這是迪拜一天中最涼爽的時候。


龍城的臨時工大多是黑戶,有的簽證過期,有的偷渡過來,從沒辦過簽證。他們以南亞人居多,一般在市場附近幹著搬運貨物的重體力活,收入低廉,吃最便宜的飯,十幾人擠在一個房間睡覺。商鋪的中國老闆也不敢長期聘用他們。很多人十幾年都沒有回過國。

龍城的中國黑戶不在少數,李吉祥便是其中之一,他已經在迪拜“黑”了13年。


李吉祥出生於河南新鄉獲嘉縣一個小村莊。家窮,從小便在外闖蕩。2000年前後,他曾通過當地勞動就業局的勞務輸出計劃,去利比亞修人工河,待了兩年多。回國後,用所有積蓄蓋了一幢200平米的別墅,錢不夠,沒有完工。他又開始籌劃第二次出國。原想去以色列,但要花七八萬人民幣,放棄了。


2003年,李吉祥報名參加了獲嘉縣“境外就業服務中心”組織的赴阿聯酋打工計劃,報名費3.5萬元人民幣。這個勞務輸出項目,是獲嘉縣勞動就業局副局長都振海和由他任負責人的“獲嘉縣境外就業中心”組織的。出國前,獲嘉縣前勞動就業局局長王生保和部分縣領導都來為他們送行。在2002年8月至2003年3月間,先後3批勞工通過這一計劃前往迪拜,總共61人。


這個看起來正規的勞務輸出計劃,事後被證實是一場騙局。2003年3月,李吉祥和其他20名勞工抵達阿聯酋富吉拉,被安排住進一座民房中。然而,他們一直沒有工作可幹,之前都振海宣傳的“到阿聯酋修船”不過是謊言。直到兩個月後,其中十幾個人才被安排去改裝一艘貨船,其他人依然無事可做。李吉祥和幾個勞工打車到沙迦,開始給福建人卸貨,打零工。


2003年6月初,一名勞工在工作時觸電身亡。37名勞工來到中國駐阿聯酋領事館“靜坐”。此事發生後,時任河南省副省長史濟春當即批示,要求獲嘉縣政府立即解決。此後40餘名勞工相繼回國。都振海最終以詐騙罪獲刑12年。



一位中國工人到龍城商場搬運貨物。龍城的臨時工大多是黑戶,有的簽證過期,有的偷渡過來,從沒辦過簽證


李吉祥沒賺到錢,不甘心回國,和其他十幾名勞工繼續留在阿聯酋。由於都振海給他們辦理的是旅遊簽證,幾個月後便過期了。李吉祥從此便“黑”在了迪拜。他和同伴繼續在沙迦給中國商戶卸貨。因為頭腦靈活,他總能聯繫到活兒,漸漸成了小包工頭。


不過,總是打零工,賺不到什麼錢。2004年龍城市場建立,很多商戶都在搬家。這一年4月份,李吉祥帶著工友來到龍城,開始承接搬家的活兒。他只負責找活,最熱鬧的時候,手底下聚集了三十多號人。他們一個晚上搬兩個貨櫃,全靠肩扛背馱。12月,龍城開業以後,商鋪貨物多,活更多了。最忙的時候,李吉祥每天差不多進賬五六百迪拉姆。


李吉祥和工友們住在國際城的一間公寓裡,二十多人擠一個屋。2005年以後,湧入龍城的外國勞工越來越多,活漸漸不好乾了。


他開始給人安裝健身器材和檯球桌。廠家發來圖片,他自己學著安裝。他手底下只有一個人,每天安裝兩三臺器材,收入比過去幫人卸貨要好不少。到2012年,他才徹底離開這行。


2007年6月,阿聯酋政府宣佈大赦,允許30萬外籍非法勞工(黑戶)在之後3個月內申請工作許可或正常離境。根據當地法律,外籍非法勞工的最長服刑期為10年,而後驅逐出境。


那年7月,李吉祥找了一名英語流利的人陪同,到移民局投案自首,獲准回國。在家待了兩個月,他又辦理了阿聯酋旅遊簽證(在迪拜辦理工作簽證需當地註冊公司擔保),回到迪拜,準備繼續“黑”著。


2007年下半年以後,隨著龍城的名氣日益響亮,越來越多的中國人來到這裡,做生意的,打工的。甚至一些在其他區域工作的中國人,也開始搬到房租相對便宜的國際城居住。回到龍城以後,李吉祥發現了這些變化。


他在國際城租了幾套房子,從客廳到臥室擺滿了雙層床,對外出租床位,也沒有執照。上鋪月租700迪拉姆,下鋪1100迪拉姆。通常一個主臥擺了4張床,上鋪單人,下鋪一對夫妻,常常住滿了12個人。龍城的華人稱這類出租屋為“大家”。


由於男女混住,夫妻之間性生活頗為不便,常常等其他人都走了才勉強親熱一下。也有人憋不住,拉著布簾子,半夜幹事兒。“老李啊,我受不了,睡不著,我比他們還累。”常常有上鋪的租客向李吉祥抱怨,他只是覺得好笑,什麼也幫不了。


2012年下半年,李吉祥升級了“大家”,開始做旅店業務。他仿照國內快捷酒店的樣式,把房子重新裝修一番。根據規格不同,每間客房價格從一天200迪拉姆到300迪拉姆不等。最初幾年,家庭旅館的生意很火。高興之餘,李吉祥也樂意介紹從國內跑來的小姐給客人認識。小姐一般拿著為期一個月的旅遊簽證到迪拜,到期回國。


到2014年,龍城一帶才陸續出現了9家這樣的家庭旅館。龍城周邊第一家正規酒店2015年才正式開業。




迪拜作為伊斯蘭教主導的城市,酒是禁忌。餐館、超市均嚴禁售酒。酒吧和酒莊賣酒則必須持有酋長頒發的賣酒執照。


國人談事喜歡在酒桌上進行,商人談生意,尤其如此。即便什麼事情都不談,也喜歡在家裡小酌兩杯。華人進入迪拜之後,把喝酒的風氣帶到了這座城市,也把黑幫帶到了這裡。


嚴苛的禁酒令對於很多人來說是悲傷的,但對於另一群人而言是賺錢的福音,就像電影《美國往事》中的那群人。在國際城,私酒業比國內任何地方都要發達。


餘玉祥喜歡喝酒,常常自駕前往烏姆蓋萬的一家酒莊採購。不過,這是一條小眾的買酒路徑。龍城的大多數人只要在家撥打電話,很快便有人送酒上門,從啤酒、洋酒,到國內的白酒,種類繁多。


從華人進入龍城開始,生活區國際城便開始有地下私酒買賣,但都是些小商販在經營。


2012年,東北人小亮帶著幾名手下,經阿曼邊境偷渡進入阿聯酋,來到龍城。他通過各種手段很快壟斷了國際城的酒類交易。


非法賣酒的同時,小亮還在國際城開了間按摩院,提供色情服務。生意火爆,忙不過來,他從國內請來老鄉大磊幫忙,兩個人一起賣酒。2013年下半年,小亮有事回國半年,把賣酒業務全權交給大磊負責。



3月27日,迪拜警方在阿聯酋與阿曼邊境抓捕一起嚴重的華人械鬥事件的肇事者。3月23日,迪拜國際城停車場發生華人持械鬥毆事件,致兩死一重傷。械鬥雙方因搶奪私酒販賣地盤結怨


2014年初,小亮回到龍城後,發現大磊已經在自己偷偷賣酒。大磊覺得自己賺得少,想出來單幹。兩人決裂。分家之後,大磊發展迅速,生意和實力都日益壯大。他與小亮為了相互爭奪客戶資源和地盤,矛盾日益激化。2015年,有一天晚上,大磊帶人把小亮的按摩院砸了,打碎了幾十箱酒。小亮及時逃出,躲過一劫。當年年底,兩人各自帶人在國際城幹仗。小亮從迪拜德拉地區叫來3個東北幫馬仔幫忙。他身高1米67,精瘦,打架狠。但大磊人多,有六七人蔘與。小亮不敵,胳膊和腿骨折,住院治療了幾個月。


小亮出院之後,不甘心吃虧,回到國內找了一些人到龍城,計劃報復大磊。


大磊經常給國際城大中華車行送酒,與車行負責人柏森關係好。這間車行主要對外出租豪車。柏森除了經營租車行,還在迪拜開設賭場和別墅KTV,並且向足浴、按摩店等收取保護費。“柏森手下打手很多。”李吉祥介紹。


2016年3月,大磊在國際城唐人街餐廳請車行的柏森父母吃飯。正吃著飯,小亮帶著一幫人衝進來,拿刀一頓砍,砍完便撤。大磊受了點輕傷,他的朋友強子被砍壞了一個腎,第二天被送往阿曼養傷。柏森的父母在現場看到這樣的場景,嚇得不輕。這件事讓柏森覺得顏面掃地。


小亮卻全然不知已經得罪了大中華,事後打電話給大磊,約後者3月23日晚在國際城C04樓與C05樓附近徹底解決兩人的問題。輸的一方,永不在國際城賣酒。



 喋血龍城


2016年3月23日晚,李吉祥在旅店和房客閒聊。大概8點左右,忽然聽到外面亂哄哄,有人喊叫。他跑到溫州超市後面停車場附近,看到二三十個人拿著刀、鋼管互相砍殺。


兩幫人相互追逐,從西邊打到東邊,又從東邊打到西邊。很快就有人倒在地上,捂著傷口,爬不起來。一個人的肚子被捅破,腸子流了出來。另一個人的氣管被割破了,癱在路邊,無聲無息。在昏暗的路燈下,血液變成了黑色的溪流,淌得到處都是。


看到有人倒下,兩幫人便各自逃竄,消失在夜色中。不久,迪拜警察來了,封鎖現場。中國駐當地的使館工作人員也趕了過來。


當天晚上,關於這場械鬥的圖片、視頻很快便出現在網絡上。不過,因為事關迪拜的形象,這些信息很快被刪除。第二天,當地一些華人媒體發佈了一條的新聞:


3月23日晚8點左右,迪拜國際城C04後面停車場發生了一起嚴重的華人持械鬥毆事件,致兩死一重傷。


這是龍城最後一次幫派火併。械鬥的雙方正是小亮、大磊及大中華一夥。械鬥之後,各自跑路。大中華老闆當天連夜從阿聯酋與阿曼邊境偷渡出境。據悉,他目前居住在泰國。“他在泰國有很多產業。”一名中國商人稱。


其他人大多陸續被迪拜警方抓捕。3月27日,大中華15名打手在阿聯酋與阿曼邊境試圖翻山偷渡出境時,被迪拜警方全部抓獲。在抓捕現場,這些年輕的打手剃著一式的平頭,跪在地上,身後是頭戴黑罩的刑警。


而小亮、大磊兩人的產業,以及大中華車行則被警方當即查封。


華人來到迪拜後,也把國內一些地域性的組織給帶了過來。不過據張喜進介紹,迪拜的華人黑幫,早已不像幾年前那樣猖獗。


中國幫派分子在2000年以後陸續進入迪拜。龍城開業之後,開始有一部分人從德拉聚集到國際城。迪拜開放簽證政策,對各種人都充滿吸引力。因為入境簡單,一些在國內犯了命案的人,也來到這裡。


也有很多人辦理阿曼簽證後,偷渡到阿聯酋。在阿聯酋與阿曼接壤的山脈中,有一群人專門做蛇頭,偷偷從阿曼送人進入阿聯酋。他們都是中國人與阿曼人合作。其中有一個已退休的阿曼老警察,與海關很熟,有他帶著,幾乎不會被檢查。他們把人窩在皮卡車座位下面,直接過關。


這些人在迪拜以地域分成多個幫派。在過去十幾年,迪拜出現的強勢幫派包括天津幫、福清幫、長樂幫和東北幫。他們分散在德拉和龍城周邊的各個角落,還有一部分人聚集於阿吉曼和富吉拉等地。他們大多住在別墅裡,平時做些灰色生意,比如賭場、色情業等,也只向這些灰色產業收取保護費。


2008年到2010年間,是華人黑幫在迪拜最為活躍的時候。這段時間,迪拜曾發生多起綁架華人老闆事件。因為語言不通,他們不綁外國人。


那段時間,福清幫有個外號“山雞”的人活躍在國際城一帶,領著一幫人收保護費。有一次與人發生爭執,從德拉叫來同夥助陣,最後被對方砍成重傷,被隨後趕來的警察送往醫院搶救。在這之後,“山雞”銷聲匿跡。2009年,龍城有兩個幫派火併,各自從德拉喊來人幫忙。迪拜警察聞訊前來打擊,其中一名警察被捅成重傷。


這些幫派中,以天津幫勢力最大,鼎盛時期有幾十人。2012年左右,天津幫老大在一次外出活動中被迪拜警方抓獲,最終被判了十幾年刑。天津幫從此日益衰落。在這之後,迪拜警方又針對華人黑幫進行了多次打擊,這些幫派漸漸式微。


 

回國


在迪拜待了12年,餘玉祥準備處理掉龍城的資產,收手回國。儘管他在龍城二期虧損了很多資金,但還不至於傷了元氣。不過,他對於龍城的前景越來越悲觀。朋友葉浩說,將來龍城的官司了結後,便直接回國。他的決定比葉浩更早,想徹底回到福建老家。



在迪拜經營飾品的餘玉祥


47歲的餘玉祥在龍城經營小飾品數年,擁有多間商鋪,營業面積超過2000平米。


他出生於福建莆田。高中畢業以後,去了一個路橋建築隊,在江西、貴州等地山區炸山開隧道。他覺得太危險,幹了兩年,回到老家。他從小喜歡繪畫,拜了一個油畫師學畫畫。不過,他學的是行畫,並不是真正的油畫。莆田是深圳大芬村之外的另一大行畫生產地,流水線式的標準化繪畫模式,使行畫成為一個成熟的產業。


餘玉祥學了3個月便開始畫正式產品,只畫靜物和臨摹名作,一天畫10幅以上。這些畫作完成之後,用畫框裝裱,銷往全國各地,價格從十幾元到幾百元人民幣不等。在師傅的工作室幹了兩三年,他開始自己辦班,培訓學員繪製行畫。學生畫畫,他負責銷售。2000年以後,餘玉祥把市場轉向中東,尤其是發展最快的迪拜。


2003年,餘玉祥開始到中東銷售油畫工藝品,由於沒有店面,只能參加各式各樣的展會,足跡遍佈迪拜、沙迦、巴林和沙特等地。他居無定所,常常跟十幾個人擠在一間客廳裡睡地鋪。2005年,得知龍城開業,他從別人手上轉租了一間12平米的店鋪,生意漸漸穩定下來。兩三年的時間裡,他租的店鋪越來越多,越做越大。


“那時候中東房地產市場發展很快,阿拉伯人喜歡買這種油畫裝飾房間。”不過,隨後幾年,大量莆田行畫商湧進龍城,競爭越來越激烈。餘玉祥轉行賣起了鞋服,莆田出產的鞋子在龍城銷售火爆。同行多了以後,他又轉行賣飾品,一直到現在。


“迪拜沒有工業,我們來的時候,中國的小商品都非常好賣,除了阿聯酋人,很多沙特、阿曼、伊朗、伊拉克人,甚至非洲人都跑來龍城進貨。一車一車地運走。”餘玉祥很感謝迪拜這個地方,讓他發跡。


然而,龍城業主方納克希爾集團的傲慢、經濟環境的變化,讓他意識到對於中國商人來說,迪拜以經不再是理想之地。他說,他想回到莆田畫畫,畫真正的畫。


他早已給自己和家人累積了足夠的財富,如果回國,依然稱得上滿載而歸。葉浩則不同,不論官司結果如何,他選擇回國,更多是無奈。


在龍城頗具威望的蘇文也在龍城二期損失了一千多萬迪拉姆。他多次為葉浩的遭遇嘆息。他認為葉浩受過高等教育,有想法和見解,對市場和行業都有研究,在龍城損失慘重,只是因為貿易背景還不深厚,但“中國未來的企業需要他這樣的人,需要給他時間”。

 

(實習生高佳、王婧、馮程程、肖澤健、張宇欣對本文亦有貢獻。應受訪者要求,文中李吉祥、蘇文采用化名。)


本刊記者丨黃劍 

張雄丨lostbox@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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